這裏所謂的變換,是指將共同語或地域方言中現有的詞語賦予其與博彩有關的新意。這種經過變換的詞語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1)源於政治生活

港澳是言論自由的社會,許多與政治有關的詞語出現在博彩用語中,便賦予了新的意義。例如: “六四事件”用在百家樂賭檯上指六與四的組合,即零點,贏面極微; “二十七軍”用在百家樂賭檯上指二與七的組合,即例牌九點,即贏對方,有“殺手”之稱; “九七制”在香港賽馬中指週末跑九場,週三跑七場。“直通車”是港澳回歸前流行的政治語言,指官員擔任的職務可過渡到回歸以後。打麻將的人用此詞指一家出衝,叫糊者均可糊牌;賭場中的莊荷犯錯後被停替並降為服務員也叫“下野”;賭場職員中有“荷官”,番攤賭博中有“攤官” ,當然此“官”就無“品”可言了。

(2)源於社會生活

博彩娛樂是港澳人生活中的一部份,因而從社會生活中取一些詞語用在博彩活動中,是很自然的事。例如“搭順風車”本指坐免費的順路車,賭客們把跟著賭運佳者下注,也叫“搭順風車”;

“年輕人”、“朝頭早”(一大早)成了撲克牌中二、三點牌的代名詞;“打老虎”是意圖取得老虎機的大獎(Jackpot);

“上岸”的已贏了足夠的錢;“搭沉船”者賭運極差,而且把厄運帶給別人,連壘大家輸錢。

“三軍”是骰寶中猜點子的遊戲;

所謂的“三房一廳”、“一房兩廳”在賭博中喻指莊閒、大小開出的比例。麻將中“三房”指萬子、索子、筒子,而中發白和東南西北各為“一廳”;賭馬輸了權當貢獻給馬會“舖草皮”。

(3)源於文化生活

博彩本來就是一種文化,中國的博彩文化可謂歷史悠久,在港澳更是源遠流長。“馬文化”、“雀文化”(即麻將文化)被人合稱為“禽獸文化”,而從事和傳播這種文化的人在港澳確實不計其數。

目前港澳不僅經濟發達,文化生活也相等豐富。博彩文化也從其他文化生活中借用一些詞語,例如:“譚詠麟”乃香港一名歌星的名字,祇因他唱過一首流行歌《無邊的思憶》,而被人選入百家樂的賭博隱語中,“無邊”在百家樂中指一、二、三點的牌,於是“譚詠麟”便成了百家樂中的一、二、三點的牌了;

“狄娜”、“葉子媚”、“包青天”(老是出衝給別人糊牌的人)也都是這種情况,屬於隱語。

“聽骰”(靠耳朵聽出骰子的點數)來自傳奇小說、電視劇;

NICAM是電視廣播中的麗音雙語節目,代替電視機,隱指撲克牌中的“公仔牌”(即J、Q、K)。

(4)源於教育生活

社會是一所大學,賭場(這裏指賭博的場合)同樣是一所學校。一開始可能要“交學費”,也可能會“盲拳打死老師傅”。既然是學校,那麼必定會借用一些教育方面的用語。例如:

“做功課”意指研究賽馬的結果;

“晨課”、“晨操”是早上操練馬匹或狗隻;

休息一段時間再次開始操練叫“復課”;

參賽成績出色的馬、狗可以“升級”、“跳班”;

騎師未能建功是為“交白卷”;

賭客未能過關(纍積注碼連贏幾場或幾局)便可“畢業”;

賭馬、賭狗、買彩票要會“串”(排列組合);

打麻將要“計番”(計算番數,翻一番則乘二);

賭博要知其“或然率”,要會“計數”(原指算算術,這裏指算輸贏、算賭本下注);如何比“大小”;“放數”(放高利貸)的又叫“做數”(原指做數學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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