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名著《救荒本草》的年代、作者和内容精讲

《救荒本草》是明朝出现的别开生面的本草学著作。作者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朱。此书初版于永乐四年 (1406),明代曾多次刊行。崇祯十二年(1639)刊行的《农政全书》卷46-49把《救荒本草》全部收入。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嘉靖四年(1525)晋人李濂据第1版再刻的第2版;此版叙说简洁而全面,图绘精细,是较好的版本; 1959年中华书局曾据此影印出版。《救荒本草》为“救荒”而撰,摆脱了历代本草以“疗病” 为主的传统,开辟了本草学研究的新领域。
作者朱(约1360-1425)是明初杰出的方剂学家和植物学家。明洪武三年(1370)朱被封为吴王,驻守凤阳; 十一年 (1378) 改封周王。十四年 (1381)就藩于开封。据《明史》记载,朱好学多才,素有大志。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对医学很感兴趣。青年时代他曾组织人撰《保生余录》2卷,并着手《普济方》的编写工作。他在政治上比较开明,热心于兴修水利,减租减税,繁荣经济。永乐四年(1406),朱主持编撰的《普济方》和《救荒本草》相继问世。前者集古代药方之大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方书 (参见 《普济方》条);后者开了救荒本草运动的先河,将中国古代植物学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朱致力于编写这些以“保生”、“普济”、“救荒”为宗旨的书籍,意在“救国救民”,是他争取民心的一种方式。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朱未能施展其政治才能和抱负, 但《救荒本草》 足可以使他流芳千古。
《救荒本草》分上、下两卷(嘉靖三十四年晋人陆柬刊行第3版时把全书分为4卷),共收植物414种,其中取自前代本草138种,新增276种。全书按草部(245种)、木部 (80种),米谷部 (20种)、果部 (23种)、菜部(46种)顺序排列。对于每一种植物,先述其地理分布,次言其形态特征,然后是救荒时食用方法,并配有精确的插图。
《救荒本草》所收植物不算很多,描述也不很详尽(全书不足10万字),是准确性和实用性使 《救荒本草》在众多本草著作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为了实用和准确,朱创造性地应用了一系列的新方法。他亲自或派人到民间实地调查各种可食植物,弄清楚它们的分布和生长环境。然后,将合适的植物移栽到一起,这就为准确地观察大量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发育繁殖的全过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最后,选择“滋长成熟”的植物即有代表的植株进行精心描绘: 文字描述和图绘双管齐下,从而保证了图文的准确性。来自民间,通过研究之后又回到民间,民众可以按图索骥,《救荒本草》 的实用性是很明显的。
朱的研究方法就其科学性来说, 不仅在古代中国,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相当先进的。尽管我国周代已有果菜园,唐代已有药园,但它们都属于生产性质,真正用于观察研究的植物园始于朱。朱的植物园是中世纪实验生物园的典范。《救荒本草》是传统中国植物学发展的一个高峰。它前后的著作,如唐慎微的《证类本草》和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都有 “以讹传讹”的毛病。《救荒本草》的描述来自直接观察,不作繁琐考证,只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准确地描述。从整体上说,《救荒本草》的准确性在本草学著作中是无与伦比的。
在《救荒本草》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研究野生食用植物的流派。王磐的 《野菜谱》,周履靖的 《茹草编》,鲍山的《野菜博录》,或多或少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清代吴其浚撰《植物名实图考》时,不仅效法了朱的研究方法,还直接引用了《救荒本草》中的许多图文。这些著作,从量的方面来说超过了,但从质的方面来说,即从科学性和准确性来看,没有一本能与《救荒本草》 媲美。
《救荒本草》在江户前期(1603—1709)已传入日本。它不仅内容上符合日本救荒的国情,而且“记事适切,绘图精致”的植物形态描述引起了日本本草学者的强烈兴趣。在日本有 《救荒本草拔萃》、《救荒本草通解》等数十种印本或抄本流传。进入20世纪,《救荒本草》引起了国际科技史界的注意。科学史之父萨顿在他的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中指出《救荒本草》“可能是中世纪最卓越的本草学著作”。就其准确性和科学性来说,这是很中肯的评价。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 《救荒本草》后记中指出: “中外公认,这是15世纪初期,植物界调查研究工作最忠实的科学记录。”《救荒本草》是传统中国植物学发展的高峰,在世界植物学史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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