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
韦氏大词典第二版给性别下的定义是：“一种形式上的类别，名词和代词（通常伴有修饰语）以此分类、变化词尾或变化形态，从而控制某种句法关系。性别虽然不是英语的形式特征，但有些名词和代词第三人称单数可根据性别的有无来区分。在大多数印欧语系和其他语种中，性别（gender）与生理性别（sex）没有必然联系。”对我们最有意义是这定义的最后一句，这一句强调，是性别而不是生理性别表明性别身份及其相关特征。
谈论性别并不意味着只谈论女人。性别作为一个批评术语，只在性别缺席（实质上是女人缺席）的情况下才呼唤女人。并且，性别将女人从地平线提升出来，不只是为了女人自身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显示男性性别特征，说明男人和女人的性本质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文化培养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文化性别与生理性别相对，正像文化与自然相对一样。因此，我们不能在文化之外去奢谈人的性别和身份。从性别的观点来看，身份是一种角色，性别特征不是与生俱有的，而是叙述的功能与手段。行为规定行为者而不是相反。性别在人类认识史上不是生而俱有的范畴，而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中逐渐演化而成的。
在表面看来最普遍的写作中心揭示出性别的任意性，已经成为向某种观点挑战的手段，这种观点认为男人是超验的人类规范的具体表现，它遭到非难最直接之处就是它对女人不公正。女性主义者（而不是女权主义者）提出性别来作为文化和社会分析中的根本问题和重要范畴的过程中，重写了女人的相对身份问题———这同样也是男人（是男人而不是人）的问题。因此，性别作为一个总是暗含在各种研究中的问题出现了。它是至今为止被常见的预设的前提和视域隐没在文本及其研究之中。作为批评范畴，它成为一个外在的透镜，或者说它成为拨开重重迷雾，透视尚未被看到的自我与社会的幽深处的途径，一言蔽之，性别观增进了批评意识。
性别的正统性不是自给自足、自圆其说，而是二元对立的，是各种关系的组合。对女人而言，女人的自我界定与男性的界定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显得尤其真实，因为女性那极受限制的视域完全可由男性来弥补。女性特征被拉入生理领域，它首先或至少已向男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男人代表了女性特征中的理智、理性，并且，女性特征作为男性特征的重要成分，男人掌握了它关键的符号。如果天生下来就是女人，而不是在后天中演变成的，那么男人应是女性特征最权威的裁判。
“性别”这一术语揭示了整个批评事业的一个新方向。即它对文本及阅读场景某些不可直言的暗示作了明确的、直接的回答，尽管这只是关于阅读和文本相互关系的修正性的理解。由于性别的意识形态（即如何本体论式看待性别这一问题）可能是所有思想的根本，但大多数思想家却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性别批评常常遇到指责和非难，人们必须在阅读时去寻找性别；除非性别明确地显示在小说和诗歌中，它是很少自我出现的。另一方面，“阐释”是一个含义极其含混的语词，它既有翻译又有解释的意思，文学阐释可能不可避免地要包含这两个方面的意思。如果批评家把自己局限在他们阅读的文本所明白表示的那些话语中，那么，他们的释读只是一味地在顺应文本，而不是在积极意义上建构文本。文学批评是积极地参与而非机械的反映，性别阅读使文本及阅读场中隐蔽的东西昭然若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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