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
8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然后波及英国、澳大利亚的一种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文化批评思潮。其形成是由多股思想潮流汇合的结果。一是解构主义自身的发展逻辑。60—70年代解构主义运动的崛起，对结构的破除是以本文意义的“虚无”为指归，正如它作为结构主义瓦解消亡的因素那样———对其自身的否定，即“解构的解构”，对一切本文的颠覆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对自身基地的颠覆。解构主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不断把自身推向边界，最后也就超出了为自己所划定的囚牢。这个囚牢的边界有两道，一是本文与意义之间的阻隔，二是本文与其外部现实或历史的篱障。这样，在70年代后期的后结构主义那里，特别是福柯更突破了“共时态”的禁锢向“历时”的考察倾斜。
二是“新史学”，尤其是以海登·怀特的“元历史”观为代表的新史学。西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历史研究领域发生的“新史学”变化归结起来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历史学的视野从以重大政治事件与人物向特定阶段的普通事件与人物拓宽；二是旧史学的实证主义的历史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的历史相对主义偏斜。这种变化与文学批评中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本文主义”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相谋合。所谓历史的“本文主义”是指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通过“本文”，即历史遗留下来的当时或后来人们所记述的文献史料。历史是以这些本文化的方式来与当代人进行“对话”的。所谓“互文性”是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一个主要特征，即指一方面历史（客体事实）与本文（记叙文献）之间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另一方面不同性质的本文之间，如政治、哲学、经济、宗教、法律、文学艺术等，相互之间有一种映照的关系。这在新史学表现为把历史视为“以往人类的全部活动”而不局限于重大的政治事件，在新历史主义中这表现为文学艺术本文与其他的历史本文的谋合与沟通。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海登·怀特否定了人们可以通过本文把握正确无误的历史真实的“天真”念头，他把历史文献与文学本文等同视之，或干脆把历史本文作为一种“文学虚构”，强调历史的叙事性和诗学性，模糊了历史客体性与现在主体性的关系、非历史本文（文学本文）与历史本文（非文学本文）之间的界限。
三是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是指由雷蒙德·威廉斯开启并代表的英国的折衷主义，在他们的著作中把文学本文同历史、社会和英语的研究汇集在一起，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历史地研究这些问题。英国新历史主义代表蒙特鲁斯比较了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指出，美国新历史主义关注的重心在于最初产生文艺复兴本文的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当然这种“重建”是建立在“现在”对“过去”的作用的新历史观的关系之上的。在英国相对说来更为强调“现在”怎样利用“现在”对“过去”的各种描述。
四是马克思主义，包括女权主义、黑人文论批评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密切的可称之为其“外围”的批评主义。还有前面提到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多元决定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及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新历史主义本身是非常庞杂的带有外部与内部的“多元主义”倾向的文学批评的思想潮流。
被一致公认的新历史主义领袖人物是美国加州大学的教授斯蒂芬·格林布莱特（S.Greenblate），“新历史主义”的命名始自他1982年《文艺复兴中的权力形式与形式的权力》一书，但具体操作则自1980年的《文艺复兴自我造型：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一书，而到1989年他又提出“文化诗学”（《走向一种文化的诗学》）。英国的多利莫尔（JonathanDollimore）与辛菲尔德（AlanSinfield）的《政治的莎士比亚》（1985年）也是这种新历史主义的力作。这方面的著述在80年代以来的十年之间如雪片般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
新历史主义为什么把视焦对准了英国文艺复兴，特别是莎士比亚？美国吉恩·霍华德在《文艺复兴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做了专门的分析。从一般来看这是英语文学课程教学中的惯例，但是欧美过去对文艺复兴本文的研究沿袭了40年代以来“新批评”的解读方法，结构主义的影响在具体操作上尚未形成风气。新历史主义的蔚然无疑给沉闷的本文主义的“自我指涉”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风。从政治具体背景来看，这一转向意味着60—70年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新左派”影响下的以反越战为中心、以与当局对抗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运动，从街头转向“书斋”，从事新历史主义操作的主要成员大多都是当年卷入政治运动的大学生。这也正如前面所说解构主义意味着对国家机器的颠覆，转为对语言的颠覆，所以在新历史主义的操作中充满着“权力”、“巩固”、“颠覆”、“招安”之类术语，所以有人把新历史主义看成“左派幻灭”情绪的产物。
在具体操作上，新历史主义批评常常把历史和文学艺术的本文与人类学的“厚描”（thickdiscription），历史的奇闻轶事（如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上斗鸡、印第安祖尼族部落人吃食废渣的习惯、各种各样的驱魔巫术）混合在一起；或借某种新材料的发现，如一首莎翁新诗，借题发挥，加以“东拉西扯（推论）”的“话语实践”，而其主要的兴奋点与最终的目标不在历史本身，也不在美学的东西本身，却仍在意识形态或政治方面，即福柯的“话语—本文—权力”的操作。格林布莱特的《文艺复兴自我造型》研究了英国16世纪从莫尔到莎士比亚六位诗人，基于把“伟大的艺术”看成是“对于复杂的斗争与文化和谐的极其敏感的记录”观点，以人本主义的古老课题———人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取消”为中心，通过“特定文化中意义复杂的互相作用”，而对“文学本文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
“自我造型”指某种不是显而易见的形态的获得：如有特色的个性，对世界有个人表达方式，以及一种理解与行为的始终一贯的风格。格林布莱特指出这是在与“自我”相异（异己）的权力或权威力量的冲突中展开的，它“发生在某个权威和异己遭遇的关头，而遭遇过程中产生的力量对于权威和异己两方面都意味着攻击；因此任何被获得的个性，也总是在它的内部包含了对它自身进行颠覆或剥夺的迹象”。这种“自我造型”与异化力量的“颠覆”性关系，在格林布莱特后来的文章中扩展成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即文化怎样向主导（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挑战并颠覆。
新历史主义以福柯的“工具”还治后结构主义之身，并没有带来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复位。作为对本世纪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以来文学自律论—“本文主义”—形式主义，文学作为与社会历史隔绝的、自身封闭的孤立存在的反拨，新历史主义与相应的“文化批评”又使文学面临着在泛化本文的多种话语实践中自身消失的危险。正如它一方面遭到如米勒那种形式主义解构主义的猛烈攻击，同时也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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