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柯：求真意志》
英国哲学家阿兰·谢里登（AlanSheridan）著，伦敦Tavistock出版社1980年出版，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1月出版，尚志英、许林译，中译本的副标题为：“米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
全书除去导言和结论以外，共分两大部分，每一部分各分三章。第一部———知识考古学：1.癫狂、死亡与理性的诞生；2.世界、表现、人类；3.知识考古学理论。第二部———权力系谱学：1.话语、权力与知识；2.社会、权力与知识；3.性欲、权力与知识。
阿兰·谢里登是当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翻译家，他是福柯著作的权威译者，又是福柯生前好友。因此，本书作为西方最早系统评价福柯思想的著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谢里登认为，福柯思想的分析者不应该将因果发展、潜在、统一、共同根源这一类观念强加于他的著作之上。“在某种程度上，福柯的每本著作都以一个崭新的起点而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方法必须改铸，新概念必须锻造。”因此，谢里登说：“在书的章目划分中，我遵循了这个基本的年代表。”因此，作者不人为地构造福柯的思想体系，而是根据福柯著作的更替去追寻福柯思想的演变轨迹，这是该书的一大特点。这种写法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福柯研究者。
从更广阔的视角出发，谢里登将全书分为两部分，旨在表明福柯著作的某种根本性转变。谢里登说：“福柯的哲学探索使他走向心理学，心灵的科学则把他引向癫狂，而心灵的极限又将他依次引向理性、求知意志和求真意志。”这实际上将福柯的思想探索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既显现出转变，又隐含着连续一致。他认为随着《癫狂史》所发生的最深层的断裂，它不仅与福柯先前的著作有关，而且还与他那个时代有关。《癫狂史》构成了对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西方文明进行全新分析的第一也是基本的阶段。而《词与物》着重考察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到现代的欧洲思想演变中的连续与转变。谢里登还认为《知识考古学》在严格的意义上说不是一本自成一体的著作，而是《词与物》的一个扩大了的理论附录。在这本书中，福柯扩大了《词与物》的具体分析。在某种意义上，《知识考古学》的关键是用阐释取代了《词与物》中的“知识型”这一中心概念。
在对《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的分析中，谢里登澄清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福柯是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许多人认为福柯是一位结构主义者，而《词与物》是发现结构主义的最佳场所。但谢里登认为福柯并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他说：“在某种意义上，其著作的底蕴是反结构主义的。他的全部著作远非希望以结构去‘凝固’历史的运动，而是关于历史变化本质的考察；远非把语言视为结构，而是把语言看做行动与事件。”“结构的要素属于福柯研究的对象，而不属于他的方法。”所以，谢里登剖析道：“实际上，正是对于‘知识型’的误解才导致众人把福柯———尤其是《词与物》之后的福柯———归于结构主义者的行列。”
谢里登以1968年的“五月风暴”为界，认为“五月风暴”促使福柯从西方思想史的知识考古转向对社会问题的权力探讨。以《尼采、系谱学、历史学》一文为标志，福柯放弃了“考古学”一词，采纳了尼采的“系谱学”名称，从此开始了“权力系谱学”的探索，“而且尼采的‘求知意志’（willtoknowledge）的概念奠定了福柯嗣后全部思想的基石”。谢里登认为：“在《知识考古学》里开始出现的作为‘事件’的话语和作为权力的知识等概念在《话语的秩序》中得到更充分、更展开的分析。在《监视与惩罚》和《知识的意志》里所呈现的恰恰是对我们西欧社会历史的全新分析。这种‘政治解剖学’———以身体的政治化解剖为依据的身体政治解剖学———被福柯以惯有的谦逊描述为‘诠释历史的另一个构架’。”关于“政治解剖学”的意义，谢里登认为有以下几点：它构成了与过去的权力概念（不论是“右倾”还是“左倾”）的彻底断裂；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将我们从某一真理统治的沉重权力下解放出来。
最后，谢里登以“当有人憧憬未来的时候，他会清晰地感到脚下大地的震颤”来形容福柯在20世纪思想史上的意义。
本书是研究福柯思想的权威之作，对于全面了解福柯思想极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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