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怨》 - 东方虬 - 汉道方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妾，辛苦事和亲！

大议论出以微婉之词，更妙在怨意已足。(黄叔灿 《唐诗笺注》)

【诗例】

昭君怨

东方虬

汉道方全盛，朝廷足武臣。

何须薄命妾，辛苦事和亲！

【解析】

以“怨”着笔吟咏昭君出塞的故事是大多数写昭君诗作的共同主题。此诗也未脱“怨”的模式，但不同于大多数同题之作的妙绝处在于：其一，所“怨”非昭君离乡别国、悲苦孤寂的哀伤，而是指向酿成这一悲剧的封建统治者;其二，写这种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的大“怨”，用笔却非常微婉，既不失中和蕴藉的诗美，又申足了“怨”意，达到了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艺术高境。如果说第一点显示了诗人善于熟题新做的识力，那么第二点则显示了诗人善于熟事新写的才力，让我们循此稍作阐解。

有比较然后有鉴别。为了更好地领会此诗妙谛，我们不妨先读一下戎昱的命意与此诗约略相通的《咏史》诗：“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两诗都把讽刺的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识见过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和亲为手段来实现安邦固国的政治目的的行为时常发生，一些平庸的史家文夫还对此颇为赞赏。实际上这是很荒唐的“计拙”之举。当王昭君们被迫背井离乡、远嫁和亲时，这是王昭君们的悲剧;当封建统治者只得“安危托妇人”时，这是封建统治者和封建王朝的悲剧。历史的走向不会因几个美人的牺牲而改变，王朝的兴衰也不会因王昭君们的眼泪而不同。尽管戎昱所体现的历史意识丝毫不逊色于东方虬，但从诗美学的角度来看戎昱则与东方虬有一定的差异，原因恰如富寿荪所言：“戎昱以议论为诗，此(指东方虬)则以微婉顿挫出之，得风人之旨。”(《千首唐人绝句》)

“汉道方全盛，朝廷足武臣”，极力称颂汉帝国的赫赫盛势，国力强大，武将丰足。既然如此，那又“何须薄命妾，辛苦事和亲”呢?有了前两句的铺垫，再提后两句的反问，就等于把汉代统治者推向了一个两难选择的境地：要么承认“方全盛”、“足武臣”是假象——否则让昭君“辛苦事和亲”岂非多此一举?让昭君承担无谓的牺牲岂非愚蠢至极?要么承认让昭君“辛苦事和亲”很有必要——那又等于承认了汉帝国并非 “方全盛”、“足武臣”。全诗并未直接抒“怨”，仅在委婉的一问之中，就写尽了对统治者的讽刺挖苦之意，确实深得“风人之旨”。

深思一步，为什么出以微婉顿挫的《昭君怨》要高于直接以议论为诗的《咏史》呢?这涉及到如何处理议论与诗的关系这一十分重要的诗美学问题。我们认为，完全否定“以议论为诗”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诗史实际的，诗史上不乏以议论见称的名篇佳制。但诗中的议论又的确不同于一般的议论，否则便成了“押韵之文耳”，取消了诗之所以为诗的美学特征，别林斯基关于诗人与哲学家思维方式的区别的论述还是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诗中的议论必须是诗的议论，必须力避平直、平庸、冗长，力求精炼、精警、委婉。正是在诗的议论这一点上，《昭君怨》显出了高于《咏史》的美学品格。推广一层，宋诗的议论化多遭后人诟病处，也正在不是诗的议论而仅是以议论入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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