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应变中心都在上海,因而,上海光复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它在行政区划上的地位。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机关或联络点都设在官方无法直接控制的租界之内。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是同盟会在国内活动面最大的分支。武昌胜利的消息传来,它所掌握的《民立报》立刻成为发布革命起义消息的权威,而望平街的民立报馆则成了公开的革命机关,各方人士往来不绝。中部总会将主要精力放在支援武汉、督促各地党人响应上,光复上海的领导责任则委托给了陈其美。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归安(今湖州)人,他是商人的儿子,当过学徒,后弃商就学,1906年赴日,先后肄业于警监学校、东斌学校,并加入同盟会。陈于1908年春归国从事革命活动,在这过程中,与江浙一带会党、知识界和资产阶级结下了较深的关系。中部同盟会成立,他是主要发起人之一。为在上海组织武装起义,陈其美把他主持的民声报馆和马霍路德福里住宅变成了联络机关。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建立的同时,光复会陶成章、李燮和等人也在上海平济利路设立了锐进学社,由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主持。陶、李迅即他去,锐进学社因无人统筹全局,只能起到联络作用。武昌起义前夕,李燮和自湘返沪,光复会才活跃起来。李燮和(1874—1927),字柱中,湖南安化人,原是华兴会会员,1906年离湘东渡,在上海加入光复会,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次年去南洋爪哇。光复会重建,他任南部执行员,地位仅次于章炳麟、陶成章。李燮和在沪得到泗水华侨的捐款后,也积极策划举行武装起义。
陈其美、李燮和在起义准备过程中进行了合作。
立宪派的活动也很紧张,沈恩孚、杨廷栋、雷奋、黄炎培、史量才、狄楚青等经常在息楼(时报馆专室)、惜阴堂(赵凤昌住宅)聚议,张謇也几次到沪决策。他们的主张通过《时报》得到表现,《时报》对革命表示欢迎,丢弃了君主立宪的口号,开始宣传民主共和。但是,投入反清行列的立宪派并没有放弃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他们决定在国内拥袁,在江苏拥程(德全),也就是说,在这政权递嬗之际,他们企图通过支持与自己有渊源关系的旧官僚来独占权力。不过,张謇等人这时的野心很大,远瞻全国,近视江苏,对上海一地的得失还不十分措意。再说,他们离开革命党人,也无法组织群众性的起义。
然而,拥护立宪的人在武昌起义前就发生了分化,一些人因看穿清廷的骗局而投身革命党。1910年,上海信成银行协理沈缦云(懋昭)被上海总商会推为赴京请愿代表,向奕劻面请速开国会,奕劻却说此事“非人民所得而请求”。他愤而返沪,即出钱帮助于右任创办《民立报》,次年又加入同盟会,与宋教仁、陈其美等组织中国国民总会,同盟会通过这个公开团体和东南地区的资产阶级发生了较多的联系。像沈缦云这样加入同盟会的,还有叶惠钧(增铭)、王一亭(震)等。
经沈缦云介绍,陈其美与上海城(南市)自治公所绅董李平书、莫锡纶、吴馨、朱葆三、穆湘瑶等拉上了关系。这批地方实业界的头面人物自1905年以来,就在“地方自治”的旗号下争得了部分管理民政、治安和公用事业的权力,为保护和扩大这些权力,他们愿意同革命派合作。自治公所掌握着一批有武装的商团,这些商团大多按行业、按地区组成,成员是工人、店员、学生、教师以及部分业主,总人数达五千余人。由于自治公所与革命党携手,商团就成了陈其美的基本力量。
上海学生中有一个革命团体叫中国敢死团,其成员数百人决心参加起义,愿接受同盟会机关的指挥。为陈其美、李燮和等所联络的,还有刘福彪、李征五等帮会头子和吴淞、闸北的巡警,县城的巡警则掌握在穆湘瑶手中。
起义的最大障碍是上海周围的大量清军。高昌庙江南制造局驻有卫队、巡防、炮兵等营,江面上还有军舰保护。吴淞一隅驻军最多,除炮台守军外,有巡防、盐捕、水师等营。为分化瓦解这些敌军,李燮和、陈其美、李平书等都派人联络士兵、疏通将领,并亲自出面周旋。吴淞炮台总台官姜国梁、巡防统领梁敦焯、济军统带黎天才、海军舰长林建章等都相继表示不反对起义,只有制造局总办张士珩顽固不化。
11月1日,鉴于武汉战场形势的恶化和起义准备工作的顺利,陈其美与李燮和、李平书等商定,将原定在浙江、江苏光复后发动的起义,提前到11月3日晚进行。陈以军政府名义委任李平书为上海民政总长,并请伍廷芳出任外交总长。
11月3日午后,闸北巡警与长官冲突,警官陈汉钦率众占领巡警总局,闸北遂于下午二时首先光复。下午三时,商团、学生、敢死队在沪西九亩地誓师,陈其美率大队前往夺取制造局。县城内外也为商团、巡警所控制,上海道刘燕翼逃往租界。五时,陈其美率众抵制造局后,只身入内劝说张士珩及兵士投降,被张扣押。起义群众奋起进攻,二百余人冲进局门,抛掷炸弹。守敌凶猛反扑,敢死队被迫退出,一面包围制造局,隔墙对峙,一面呼集援军。各处商团、巡警、反正军队乃至市民,闻讯争先往援。4日凌晨二时,起义军再次大举进攻,在局内工人响应下,攻入局内,张士珩仍负隅顽抗。黎明前,驻局炮兵反正,架炮射击,李燮和调来的军警也投入战斗,终将制造局全部占领。张士珩逃走,陈其美遇救,李燮和被推为临时总司令,驻局办事。
3日下午,吴淞各军反正,推同盟会员黄汉湘为总司令。
占领制造局后,李平书即以民政总长身份布告安民。街头还贴出了上海军政分府宣言书,阐发推翻清朝统治的理由,宣布豁免境内一切恶税。宣言书对商界的背向极为关注,它强调指出:“凡我江、浙、皖、闽人民商贾,均宜竭力助饷,以裕军实。盖本军政府之成败利钝,系我四省人民之生死存亡。汉口满兵屠杀商民之事,可以前知。今日共助义师,则我人民商贾,即可同享安宁,不然则思日后之浩祸,亦当寒心。凡我商界同胞,俱属深明大义,谅能慷慨运输,将来共奠中华民国共和,则自由幸福实无涯既。”[1]由于革命军的切实保护,上海市面秩序安定,“全体通建白旗,行人照常往来,店铺照常开市,与平时毫无殊致,若未知有兵事者”[2]。
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或称上海军政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都督府司令部长由陈兼任,黄郛任参谋部长,钮永建任军务部长,伍廷芳为外交总长,李平书为民政部长,沈缦云为财政部长,王一亭为交通部长,毛仲芳为海军部长。以上部长中,除伍、李二人外,都是同盟会会员。还有许多同盟会员担任着副部长、科长、科员职务。上海(南市)和闸北的市政厅则由该处自治公所改成,吴馨任上海县民政长,黄庆澜为司法长,穆湘瑶为警务长,姚文柟为劝学长,莫锡纶为上海市长,顾馨一为副市长,钱允利为闸北市市长,沈联芳为副市长。可以说,上海的权力几乎全部为革命党人和地方资产阶级所掌握,旧官僚、旧军人和会党的势力都很小。
李燮和没有当上都督,非常不满,去吴淞就任军政分府总司令,黄汉湘改任副司令。李发布宣言,声称吴淞只承认苏州军政府为江苏全省的军政府,吴淞只管征伐,“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归苏州军政府办理”[3],以此否认沪军都督府的地位。
沪军都督府成立后,即以主要精力配合同盟会驻沪机关,积极推动东南地区的光复。在促成浙、苏光复后,他们支援了新军在镇江、南京的起义和苏浙联军攻克南京的战役。底定东南以后,他们又推动北伐,外省各军纷纷经沪援鄂、攻徐、援皖、攻鲁。在这些军事行动中,沪军除抽调洪承点部沪军先锋队、刘基炎部沪军北伐队分赴南京、烟台参战外,还承担了总兵站的责任,供应大批军火和相当数量的军费。“饷糈告匮,则问沪军,军械不敷,则问沪军。大至一师一旅之经营,小至一宿一餐之供给,莫不于沪军是责”[4]。总之,沪军都督府为稳定和发展革命军的胜利,作了很大的努力。
在军政府和革命党人倡导下,上海的群众运动极为活跃。上海民众为支援革命军事,掀起了规模较大的参军和募饷的热潮,显示了拥护革命政权、拥护民主共和的巨大政治热情。
起义之前,许多革命党人和青年便自动由上海奔赴武汉或他处投身革命军,起义时,不少手无寸铁的百姓也主动奔往制造局助战,到起义成功,便大张旗鼓地掀起了参军热潮。沪军都督府成立第二天,出告示募兵,三天后即告满员,布告停募,但群众参军热并未减退,他们自行组织队伍,请缨杀敌。青年学生张雪耻等发起组织学生军,全队四百余人,随沪军赴烟台,攻克黄县。志愿决死团五百人奔赴武昌,被编为近卫宪兵。北伐先锋队一百二十人则开往徐州防备清军南下。值得赞颂的是许多女青年也纷纷编成女子国民军、女子北伐光复军、女子军事团等竞赴前敌。她们宣言:“一国兴亡,匹妇亦肩责任”[5],“光复之功,今宁独让须眉!”[6]外地的同盟会员也在上海组织军队,回乡驱逐清兵,这些队伍中著名的有熊克武等组织的蜀汉军、杨曾蔚等组织的河南北伐军,河南北伐军曾在皖豫鄂边地的战斗中立下功绩。
募捐运动调动的社会阶层更加广泛。为了接济军饷,军政府曾多次召集大会号召各界助饷,黄兴、陈其美、程德全、伍廷芳等都亲自登台动员。他们的号召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资本家周承弼、李云书、孙梅堂、方椒伯等纷纷认捐,并组织募捐团体,推动各行业助饷。旅沪广帮还在广肇公所开会,号召十余万旅沪粤商捐款。经营钱庄的洪念祖、胡稑芗等在沪北钱业保安团解散之际,决定将余款三千二百两银子捐给军政府。文化界的行动比富有的商人更加积极,他们组织了宣讲社、募饷团四出活动。京剧演员潘月樵、夏月珊等发起义演助饷。圣约翰学堂、南洋中学等校的师生踊跃捐款。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邹铨、冯平、陈布雷、胡寄尘等发起书画助饷会,以墨润助饷。民立报馆的全体职工决定每月捐助薪金的五分之一。收入微薄的上海工人也投入了助饷热潮,担负着繁重的军火生产任务的江南制造局工人表现最为突出,船坞、炮厂工匠一次就捐出五百四十元钱。1912年2月,陈其美始通告停募军饷。
上海各阶层民众的热情支援,充分地说明了这场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是深得人心的。
从光复时起,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联合会、共和国民会、共和建设会、商界共和团、共和统一会、国民协会、女子参政会等政党、政团先后在上海出现,它们都宣言翊赞共和,但实际主张各不相同。这些党派的涌现是国内各阶级、阶层和政治派别因革命的冲激而重新组合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民众民主热情的高涨。中国同盟会在上海的机关在起义后实际上就公开了,并因领导骨干的聚结而成为国内的中枢,12月下旬,它开始以同盟会本部名义活动。以上这些情况以及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南北议和会议先后在沪开幕,都表明上海的政治地位日显重要。
上海还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乐园”,他们占据了大面积的租界。为了维护攫获的权益,帝国主义者曾想循清吏之请,将租界周围三十至五十里地方划为“中立”区,还想增派军队,以阻止革命党人夺取上海。于是,起义者不得不一开始就同这帮险恶而狡诈的人物打交道。革命党人在夺取上海时便向外人发出通告,说明革命的目的是“改良政治,使中国列入强国之内,而致世界和平”,要求外人“严守中立,以符万国公法,不得协助满政府”,他们强调指出,正因为帝国主义分子有为虎作伥的行为,革命军“不得不刻日起义,以杜接济”[7]。起义后,沪军都督府又针对帝国主义者侵占车站、控制铁路、庇护清吏、攫夺会审公廨、劫夺关税等一系列反对革命、继续掠夺中国权益的举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斗争。为了避免在反清起义过程中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军事冲突,这些斗争是在不在重大问题上让步,暂时维持旧有习惯,以待后来再行采取措施的方针下进行的。为“遏阻外国的侵略与掠夺,并以保证使未来的改革获致结果”[8],伍廷芳还在1911年年底以中华民国外交总长身份颁行了《中华民国对于租界应守之规则》,表示要争回目下被帝国主义侵占的租界司法权,并在革命后收回租界的行政、警察等主权。上海革命政权在对外交涉中的所有积极表现都反映了革命党人和广大民众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的意愿。
沪军都督陈其美是一个自称“以冒险为天职”[9]的人,集豪放与逼狭于一身,敢作敢为,但又爱玩弄权术,当都督后既立有为人们所称道的功绩,也做了些亲痛仇快的事。总的说来,陈其美领导的沪军都督府是同盟会和各种政治势力斗争中的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沪军都督府和陈其美都受到政敌们特别是立宪派势力的忌恨。苏州光复后,立宪派名流唐文治、刘树森、雷奋、赵凤昌、庄蕴宽、黄炎培、姚文柟、沈恩孚、杨廷栋等便联名上书沪军都督府,名为划策,实际要陈其美将地方行政权交给程德全,理由是“上海亦苏省之一部分,若行政亦经分立,殊与全省统一有碍”。失去了对地方行政的管辖,沪军都督府也就站不住脚了,精明的陈其美当然不会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所诱惑。随后,程德全又采取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任命上海民政长李平书为江苏民政总长,但李不到苏州视事,反在上海通令各属,程只好赶紧宣布上海以外地方民政归自己受理,上海仍保持独立地位。软的一手不行,硬的一手就来了。陈其美被“正绅”们咒为“无赖”,沪军都督府办事,经常受到掣肘。为对付这种压力,陈其美以退为进,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三次呈请辞去都督,取消沪军都督府。1912年2月,陈又向孙中山呈请“取消”沪军都督府,呈文一出,沪军将领吴绍璘、黄郛、华振基、田应诏、姜国梁、李征五等,地方人士陈作霖、王一亭、朱葆三、沈缦云、叶惠钧、莫锡纶等,分别电请孙中山任命陈为江苏都督,回击当时的江苏都督庄蕴宽和幕后的张謇、程德全。陈的呈文更揭露说:“上海地处交通,人人得而求备,而地居下邑,事事为人阻挠。即如参议员,每省各举三人,而陈陶怡关系在沪,致欲去位;司法界借口动争地点,而姚荣泽抗不解申,几欲漏网。甚至沪上商团之驻扎,沪已批行,苏复咨驳;硝磺专卖公司沪已纳饷,苏令取消。对于沪上各机关人员,委任非专,号令不便。管辖上既无统一之权,事实上乃有冲突之势,牵制如此,无事可为。且凡百收入,均被各方面争之而去;凡百支出,均由各方面诿之而来。纵系巧妇,无米难炊,虽极肝脑涂地之诚,岂能收戮力同心之效?”[10]只因为上海方面的强硬态度和孙中山的慰留,搞垮沪军都督府的暗潮才稍为缓和。1912年9月,沪军都督府正式取消。此前,北京政府曾任命陈其美为工商总长,调虎离山,张謇闻讯大快,说:“陈有所归,苏之大幸!”[11]
李燮和则早于1912年1月离吴淞去宁,由杨承溥代总司令。1912年3月底,吴淞军政分府宣布撤销,由江苏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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