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内阁成立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首先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是组织内阁。
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政府采内阁制,以便限制袁世凯专权。对于孙中山的这一意图,宋教仁当时曾明白说过:“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1]
还在南北议和期间,革命党人就提出国务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再由总理提出阁员全体名单,请参议员投票”[2]。但袁世凯坚持由唐绍仪担任。双方一度争执不下。最后经立宪派官僚赵凤昌等人调停,达成一个被称为“双方兼顾”的协议: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同时加入同盟会[3]。
唐绍仪(1860—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县(今属中山市)唐家湾人,商人家庭出身,幼年随父在上海学习外语和洋务知识,1874年留学美国,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教育。回国后,被清政府派往朝鲜办理税务,为袁世凯所赏识,调充西文翻译。从此,由于袁的保荐,先后任过天津海关道、外务部右侍郎、沪宁京汉铁路督办、邮传部左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等职,并以清政府议藏约全权大臣身份与英国办理交涉。武昌起义后,被袁指派为全权代表,参加南北议和。其间,他一面表示赞成“共和”,一面与立宪派张謇、赵凤昌等人一起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所以,在袁看来,唐绍仪乃是他抵制革命党人担任内阁总理的理想人选。由唐担任内阁总理,既可保证北洋集团的实际利益,又能缓和革命党人的对立情绪;即使唐参加同盟会,也难以摆脱他的控制。但是,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唐绍仪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认为要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就必须采取“与同盟会合作”的现实态度[4]。这也是南方革命党人同意他在加入同盟会的前提下出任内阁总理的根本原因。
3月13日,经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正式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25日,唐绍仪赶到南京组织内阁。关于阁员人选,争夺同样激烈。袁世凯一开始提出的十二人名单中,除蔡元培、王宠惠属革命党人外,其余“概属亡清旧吏”。为此,南京军政学商各界“咸怀不平”,纷纷表示反对。有的致电各报馆,请“大张公道”,要求袁世凯“翻然醒悟”[5]。南京临时参议院也以与原定十部不合,径予驳回另议。之后,袁世凯虽被迫作了一些变动,但仍把持外交、陆军、内务、海军等部不放,坚持由其亲信担任各该部总长。对陆军总长一职,南方革命军将领强烈要求由黄兴继续担任,反对任命段祺瑞。他们通电全国,忿忿不平地指出:“陆军总长非中外著闻、富有才学威望者,决难维系南北军心而谋全国幸福。黄总长兴缔造民国,苦心经营,尤为全球所钦服。……现在国基未固,全国军队正在易动难静之时,再四思维,足以从容镇抚、措置裕如者,黄君而外,实难其选。”[6]在这个问题上,唐绍仪也赞成南方意见,并一再致电与袁世凯“磋商”。但袁世凯寸步不让,他鼓动北洋将领以“军界统一会”名义致电参议院,公然声称如不以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即“要求大总统另行组织政府”[7]。于是,陆军总长人选问题,即由谁掌握军权的问题,便成了组织内阁的又一争持焦点。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照例又是赵凤昌等人出来为袁世凯帮忙。赵凤昌原来就拟了一个内阁名单,提出以段祺瑞为陆军总长,黄兴为参谋长[8]。这时,他与张謇等接连致电黄兴和汪精卫说:“内阁不速成立,危险万状,其原皆在陆部一席不决。南(方)军队所主张,北方亦有万难。现内乱外交,均极纷逼,倘再迟延,必致不测。万不得已,仍当以克(克强,黄兴字)就参谋为调和计。”[9]为诱使革命党人放弃陆军总长要求,袁世凯与赵凤昌等人相配合,答应成立南京留守处,由黄兴任留守,统率南方各省军队,又答应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作为交换条件。结果,又是革命党人让步,同意由段祺瑞任陆军总长。此外,革命党人希图掌握财政大权的努力,也因袁世凯的坚决反对而失败,最后确定由立宪派熊希龄担任财政总长。
29日,唐绍仪出席南京临时参议院会议,提出各部总长人选,除交通总长梁如浩外,均获通过。30日,袁世凯正式任命各部总长:外交陆徵祥(未到任前由胡惟德暂署),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后以次长王正廷署理),交通唐绍仪兼任(不久以施肇基充任);同时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并统辖两江军队。黄兴拒不接受任命。3月31日,袁世凯改任徐绍桢为参谋总长,又遭到南京部分驻军的反对。4月13日,袁遂任黎元洪领参谋总长事。
唐内阁通过后,4月1日,孙中山践约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次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从此,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就成了历史名词。
为了保证责任内阁制的实行和议员正常行使民主权力,孙中山提议派王芝祥率革命军一万人护送国务员、议员北上,然后留驻北京,但却遭到袁世凯的竭力反对。袁复电唐绍仪说,这是“糜烂”大局的“破坏”之举,他“万难接受”[10]。他还致电王芝祥,要他单独北上,并对革命党人说:“王之为人,吾极赏识”,“使之督直甚好,惟恐其带兵北来,则颇多危险”[11]。冯国璋、段祺瑞、姜桂题等北洋将领在袁鼓动之下通电全国,叫嚷:“北方秩序,业已平定,国务员北来,北方军界力任保护之责。若必携带重兵,则是有心猜忌,北方军人万难忍受。倘有意外,本将校等不负责任。”[12]但革命党人仍坚持派兵北上,唯表示人数可减至两千人。于是,袁世凯又别有用心地提出将临时政府移设南苑,令赵秉钧等负责在南苑兴建兵房,梁士诒、关冕钧等监督铺设铁道,故意借此虚张声势,挑动反对情绪。北京市政维持会、总议董会则宣称:“南军倘必北来,则北京各处即一律罢市。”[13]
其间,黎元洪也接连发表通电,攻击派兵护送阁员是“猜心藏忌”,“足以亡国”,要求唐绍仪与南方阁员迅速北上,断不能“一误再误”[14]。黎元洪的电报深为袁世凯所“欢迎”[15]。北洋“军界统一会”通电全国宣称,如果五天以后“犹事迁延”,就要请袁世凯先行派员署理[16]。接着,东三省赵尔巽、陈昭常、宋小濂等纷纷通电表示赞成。
在北洋集团与拥袁官僚群起反对之下,革命党人被迫再次让步。4月11日,即黎元洪发电的第三天,唐绍仪电告袁世凯:南方已决定取消派兵护送阁员行动,并向袁解释,他在南专注于处理善后事宜和邀集阁员北上,绝非有意“逗留”[17]。其实,南方革命党人自孙中山提出派兵护送阁员后,包括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在内,均未采取任何实际步骤,对于袁世凯及追随者的恶意中伤更未据理抗争,其机关报《民立报》甚至发表评论,要阁员“顾全大局”,“毋迟迟不行,放弃责任”[18]。所以,派兵护送阁员计划的取消,实际上也是革命党人害怕南北决裂,不敢坚持斗争的结果。
4月20日,唐绍仪偕蔡元培、宋教仁等同盟会阁员到达北京。21日,在总统府召开由唐主持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宣告内阁正式成立。会议决定,各部组织实行“新旧参用”,即南北原各部人员同时兼顾的原则。唐绍仪为表示“南北合作”,提议“多用南方人”[19]。但袁世凯明令各总长:“官制虽改,断不能全换新手,仍当照前委任,或略更调而已。”[20]
内务总长赵秉钧公开声明,他“于新知识毫无所得”,坚持该部全用北洋旧人,并屡以辞职相要挟,最后迫使唐绍仪同意“决不干涉部中用人权”[21]。结果,该部各重要位置大多被北洋旧官僚窃据,仅象征性地安置原南京内务部二十人,其中参事、司长各一,其余均为一般办事员。段祺瑞原欲荐其心腹徐树铮任陆军次长,因“群滋不悦”,不得已而改提蒋作宾。但未等蒋到任,他就抢先荐任徐树铮为秘书长兼军学处长,同时荐任王揖唐(赓)等五人为司长,致使蒋由南带来八十余人无从位置。蒋大为不满,但段“亦不稍让”,他公开说:“次官与以前副大臣、侍郎均不相同,无干预委任秘书长、司长之权。”后来,经过“调停”,段勉强同意增设三司,安排南方诸人,但声明:“以后司长由总长荐任,次长不得预闻。”[22]外交、财政、海军、交通等部,情况基本相同。胡惟德“任人惟求旧”,所以外交部仅调用南方四人。财政部熊希龄上任后,下令除金银库员司及案卷管理员外,其余全部人员“先行解散”,但由于筹备处“概用旧人”,一班旧书手“不甘废弃”,纷纷“求其庇护”,结果仍留用一百零三人[23]。海军部因“用人不当”,引起“南京人员大哗”,他们以海军协会名义致函海军总长刘冠雄说:“若不改易轨辙,则手枪炸弹请储以待。”[24]交通部虽然位置南方八十余人(原邮传部录事一百三十人,仅留四十人),但“大权多由梁燕孙(士诒)暗中主持”,加之袁世凯、施肇基采用批条子等方式随意安置亲信,因而同样激起了南方的强烈不满。几个被排斥的南方人员联名致函施肇基说:“阁下于民国无横草之功,仅恃泰山势力(施为唐绍仪之婿)而忝居高位,我辈求一末僚微秩而不能得,天下不平之事,孰有逾于此者?”并表示:“某等数人去留,原无关乎轻重,不过诸公似此虐待南来之人,虽以某等素性平和,亦不免生恶感。此后反对阁下,将惟力是视,而尚欲南北意见融和,恐非易事。”[25]这些情况清楚表明,唐绍仪内阁在组织上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唐内阁设于铁狮子胡同前陆军部署内,每星期一、三、五召开国务会议,二、四、六各国务员谒见袁世凯。同时设秘书厅,以魏宸组为秘书长,又设新闻记者招待所,每日午后2时至5时接待记者,发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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