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民国联合会到统一党
中华民国联合会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最有影响的政团之一。它由前清江苏巡抚、当时苏州军政府都督程德全和同盟会著名宣传家章炳麟二人发起于上海,其核心人物为章炳麟[1]。
武昌起义爆发时,章炳麟正在日本讲学,11月15日,抵达光复后的上海。当时,武昌军政府代表胡仰、胡伟、胡瑛、何海鸣、邹廓等人正在上海发起组织共和中国联合会(又称中华民国全国联合会)。章炳麟下船伊始,即被举为章程起草员。但他同时又联络程德全独立发起中华民国联合会。25日,共和中国联合会宣布与苏州所发起的联合会合并,派章炳麟赴苏接洽。29日,他以双重代表身份与程德全议定:除他们二人外,尚须招致各省若干“宏硕之士”为发起人,并由章亲自拟定一个十五人的名单。12月14日,章炳麟等人以“创办员”名义发布中华民国联合会章程,开始公开罗致会员,不到半月,即获二百余人。
1912年1月3日,章炳麟等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举行大会,宣布中华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章炳麟和程德全为正、副会长。唐文治、张謇、熊希龄、黄云鹏、陈荣昌、邓实等十九人由各省会员互选为参议员。大会还议决于驻会干事之外,由参议会公推“名望最著者”为“特务干事”[2],以“咨访”国家“大疑”[3]。次日,由章炳麟亲任社长的机关报《大共和日报》在上海正式出版。7日,章指定唐演、黄理中、符鼎升、廖希贤、林长民、景耀月、江谦等十五人为驻会干事。接着,参议会推定赵凤昌、张謇、叶景葵、庄蕴宽等为特务干事。以上事实表明,中华民国联合会领导层中不少是旧官僚和立宪派人士。所以,当时有人称它为“清逃官墨吏之逋逃薮”[4]。章炳麟本人也承认他欲借梁启超“门下之英材,以作党中之唇齿”[5]。
中华民国联合会以“新共和国家统一主义”为指导思想,反对简单套用法、美等国的现成模式,主张“因地制宜,不尚虚美”,建设中国型的共和国。为此,它强调:1.万不可破坏中国固有的统一传统而采美国联邦制度。章炳麟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劈头就说:“至美之联邦制,尤与中国格不相入。盖美之各州,本殖民地,各有特权,与吾各省之行政区划、统一已久者不同。故绝不能破坏统一而效美之分离。至所谓独立者,对于满廷而言,非对于新建之民国也。”[6]2.宜采法国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因为“君主世及之制既亡,大总统遂为相争之的,不速限制,又与专制不殊。惟有取则法人,使首辅秉权,而大总统处于空虚不用之地”[7]。3.对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不可骤言共和,而应采取特别办法,“许以自治权,如爱尔兰之于英国”[8]。4.应于三权分立之外,再予教育、纠察二权独立。5.关于民生问题,只宜采用社会政策,绝不可行同盟会的“”。它的所谓“社会政策”,就是“维持现行私有财产制,以改良社会,保护贫民者也。具体言之,如设手工学校、夜学校、贫民学校,增长其技艺,设劳动保险、劳动交换所、救贫法等,维持其经济也”[9]。它与“”的区别,据称在于:一则维持现行的私有财产制度,一则破坏现行的私有财产制度;一则振贫者与富者齐一,一则抑制富者与贫者同等。这表明中华民国联合会所代表的主要是当时拥有财产的富有阶级的利益,或者说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由于辛亥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并未真正取得政权,这些主张虽有某些合理因素,却是无法实现的。
基于以上认识,中华民国联合会于1月22日召开参议会,在张謇等人所拟政纲的基础上,议定以下十条“假定政纲”:1.确定共和国体,建设责任内阁;2.统一全国,厘正行政区域;3.厘整财政,平均人民负担;4.整顿金融机关,发达国民经济;5.振兴海陆军备,巩固国防;6.建设铁路干线,力谋全国交通;7.维持国际平和,保全国家权利;8.励行移民开垦,促进边荒同化;9.普及国民教育,振起专门学术;10.注重国民生计,采用稳健社会政策。
中华民国联合会所提出的这十条政纲,其中虽有一些是可取的,但它在当时激烈的现实斗争中所持的立场,却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把主要的攻击矛头,指向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
首先,章炳麟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就是针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的。诚然,如章所反复声明,促进统一共和国的成立,是为了预防“割据”和避免“瓜分”。这虽也是他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原因之一,但却不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当时社会舆论普遍认为,章炳麟因不满于孙、黄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故在沪暗中联络党人,极力设法反对”[10]。章自己也对梁启超说过,现在民国虽然成立,但“微窥时势,犹非故人飞跃之时。盖党见纷争,混淆黑白,虽稍与立异者犹不可保,况素非其类耶?自金陵光复以来,弟与雪楼(程德全)、季直(张謇)、秉三(熊希龄)、竹君(赵凤昌)诸公,即尝隐忧及此,与诸君子相合,为中华民国联合会”[11]。可见,他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联络的对象是旧立宪派和旧官僚。他强调的所谓“联合”、“参用各处人”,不过是联合、参用同盟会以外的势力,与同盟会分庭抗礼而已。这正是他得以被程德全、张謇等拥为正会长的根本原因。程、张等清楚地意识到:由享有“革命文豪”盛名的章炳麟出来挑头反对同盟会,要比他们自己出面合适得多。
其次,中华民国联合会反对南京临时政府的一系列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南京临时政府宣布自1912年1月1日起,改用阳历,章炳麟发表宣言说:“对于此等少数宣言,断难遵行。”[12]《大共和日报》公然宣布:“本报纪年仍用辛亥,以黄帝纪元无据也。纪月仍用阴历,以新历未颁,不能遽用。”[13]南京临时政府迫于革命战争尚在进行,没有也不可能组织民选参议院,这也引起中华民国联合会的不满。还在成立会上,它便通过了请愿组织民选参议院的提议。会后,又一面上书孙中山,要求各省选举议员,速赴南京组织参议院;一面通过《大共和日报》大造“无民选组织之机关,其主权所在不明”的舆论[14]。在建都之争中,它带头反对建都南京。《大共和日报》事后宣称:“自本报首先发议主张北京,而参议遂倚为后援,南京政府亦有所惮,无复固执,而首都之问题以定。”[15]南京临时政府被迫举借外债,它借他人之口,攻击南京的财政部成了“民国借债部”[16]。
当然,就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全部活动而言,它在维护共和制、反对君主制方面还是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当时,尽管社会舆论已“趋于共和”,但各种反共和谬说远未绝迹。袁世凯也还在利用“君主立宪”来压迫革命党人向他让步。为此,中华民国联合会与袁世凯及其他反共和派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机关报发表的第一篇社论就是《论吾国应确定共和之理由及其主义》。该文开宗明义就说:“北方汉土,尚有一二惑于袁氏君主之说,以对外问题为口实,而欲苟安旦夕者;复有近见之士,以蒙、藏携贰,拥戴满清为羁縻之术,或持虚君共和,模棱两可,为调停之计。此种谬说皆足以阻挠共和之进行而置国家于累卵。吾人为百年根本计,不能不就吾国应确定共和之理由及其应采如何主义为天下告。”接着,社论便从巩固国基、根本改革、平均政权、统一边疆、拥护国权,以及“外国干涉之说绝不足虑”等方面,论证了“确定共和,诚为今日当务之急”[17]。9日,该报又发表题为《问清袁内阁》的社论,专驳袁世凯所谓“存亡绝续之交,不忍收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和“虑伤各国皇室之感情,为列邦所否认”的谰言,指出“此后之中国断不容有君主也明矣”[18]。14日,再次发表社论,驳斥君主立宪论者鼓吹“改造政体,蒙藏必至分离”的谬说,认为“诚使今而后,藩邦崩析,危亡莫救,袁世凯之罪也,于改造政体何尤?”[19]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及早定计,与坚持反革命立场、“以和欺人”的袁世凯决一死战。这说明中华民国联合会在当时反对君主制的斗争中,虽不完全如它自己吹嘘的那样,“自本报以‘大共和’命名,大为鼓吹,共和之政体以定”[20],但说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是符合事实的。
遵循章程的规定,中华民国联合会于清帝退位,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开始酝酿改为政党。起初,它曾试图与某些“宗旨大约相同,本可合而为一”的政团合并,无如政见分歧,不能实现,遂于3月1日单独发表改党通告说:“中华民国联合会照章本应改党,特开参议会,询谋佥同,兹署新名曰统一党。”[21]2日,统一党在上海举行大会,选举章炳麟、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五人为理事,唐文治等十七人(十省)为评议员,宣告正式成立。5日,又由全体职员举定汤寿潜、赵凤昌、唐文治、陈荣昌、邓实、应德闳、王清穆、叶景葵、庄蕴宽、蒋尊簋、唐绍仪、汤化龙、温宗尧十三人为参事。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它特派刘莹泽、王印川入京筹组北京事务所。4月23日,正式组成北京本部。
统一党以“统一全国,建设强固中央政府,促进完美共和政治为宗旨”[22]。其政纲与联合会提出的“假定政纲”相差无几,仅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删去了“确定共和国体”,增加了“提倡征兵制度”等个别内容,但领导体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联合会实行的是由正会长代表全体“总理一切会务,并指导各科干事”的个人负责制[23],而统一党则实行集体领导,由“理事主持一切党务,以合议体行其职权”[24]。据章炳麟解释,这是“因此后本党所筹划之事甚重大而且繁缛,故以合议制为宜”[25]。至于组织路线,它公开宣言:“本党本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惟善是与。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在官不闻贪佞者,皆愿相互提携,研求至当。”[26]稍后,它又宣称:“本党招集党员,凡有公民资格者,无论在朝在野,皆得入党。惟曾任北廷、南京两政府人,有与他国勾串作奸者,或著名贪秽者,或借吏职以遂其暴乱欺诈之术者,皆应严行甄别,摈不入党。”[27]这表明它所要摈弃的主要是被当时的官僚派和立宪派普遍称为“暴烈派”的同盟会急进分子。事实也是这样。尽管它以不偏不倚相标榜,实际上它所吸收的主要还是前清“被裁之官吏”[28]。当时《大公报》曾指出:“统一党以罗致亡清官僚为事,久为他团体僇笑。”[29]在实际活动方面,它声明“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稳健为第一要义”[30]。它对当时行将取消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多所指摘。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为巩固共和新秩序,颁布暂行报律三章。统一党机关报立即发表社论加以“驳议”,并联合上海报界俱进会通电表示“万难承认”[31]。同盟会为加强在南北统一政府中的实力地位,力争掌握陆军、财政两部,它指斥这是少数军人挟有“私意”,要求“公同婉劝黄君(指黄兴)权任参谋部长,以安南北之军心”[32]。它并通过《大共和日报》呼吁“南京政府及参议院均持恬淡主义,交相为让”[33]。与此同时,章炳麟还大骂南京临时政府“任用非人,便佞在位,私鬻国产,侵牟万民,无一事足以对天下者。同盟会人……长此不悟,纵令势力弥满,人莫予毒,亦乃与满洲亲贵等夷”[34]。他甚至向袁世凯建议:“以光武遇赤眉之术解散狂狡,以汉高封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律藩镇之术安尉荆吴。”[35]对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他认为多不完备,“应即提出修改”[36]。以上事实说明,统一党在政治倾向方面与联合会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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