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党的组建与分裂
共和党由前述统一党和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等五政团合并而成,1912年5月9日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它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两大政党之一,在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地位仅次于同盟会。
民社与中华民国联合会及统一党一样,也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最有影响的政团之一。它由黎元洪、孙武、孙发绪、刘成禺等二十四人发起,1912年1月16日在上海宣告成立,2月20日出版机关报《民声日报》。它的本部虽设在上海,但发源地和大本营却在武昌。其核心人物是清末革命团体共进会领袖孙武、政客孙发绪和未公开挂名的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其支部发展至“十余省,党员过万人”[1],主要是旧军官、旧官僚、失意同盟会员和清末立宪派分子,其中立宪派分子尤其受重视。但就职业而言,则以现役军人为主,南京支部发起人共四十人,其中军人多达三十二人,多数系浙、粤军高级军官。立宪派汤觉顿根据这种情况,指出民社的特点是握有“武力”[2]。
起初,民社未颁布何种政纲,仅表示“对于统一共和政治持进步主义”[3],至2月底才议决三条富于民族主义内容的政纲:1.提倡军国民教育;2.采用保护贸易政策;3.扩张海陆军备。其实,民社维护的主要是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政客集团的利益。南北建都之争初期,它既不支持建都南京,也不支持建都北京,而主张建都武昌。它发布通告指出:“际兹南北纷争之日,新旧暗斗之时,吾党似未可加重一方,启内部党派之争,堕外人挑拨之术。折中定制,莫若武昌。”[4]接着,《民声日报》连续发表《论临时政府宜在武昌》、《国都平论》等专稿,论证“武昌建都之说为不可易”。
民社以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为攻击的首要目标,诬蔑孙中山领导南京临时政府是“无功受禄”,“掠人之功以为功”;南京临时政府坚持同盟会的领导地位,是日谋“蟠踞之私利”;坚持建都南京是“沐猴而冠,盗终不变其盗”[5];颁布暂行报律是“钳制舆论”,“欲蹈恶政府(指清朝政府)之覆辙”[6];批准道胜借款是“效尤”前清所为;等等。与此同时,它拥护袁世凯取代孙中山为大总统,咒骂持反对意见的同盟会员为“从龙之辈”,欲“长保南都富贵”[7]。袁上台以后,它虽继续标榜“监督政府”,实际上却在“赞助政府”。为适应袁世凯集权需要,它鼓吹全国政令“应听之中央”[8],“各省都督宜由中央任命”[9]。为实现袁世凯的“统一”,它攻击黄兴南京留守府“发表之官制,俨然帝制自为,有南京政府之状态”,并借口陈其美已任工商总长,要求“撤消”沪军政府[10],等等。
国民协进会是民国成立后黄河以北地区建立较早的政团之一,1912年2月由范源濂、籍忠寅、黄远庸、蓝公武等人在京、津发起。成立时有会员二百余人,大部分为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成员。它与梁启超关系甚密,曾表示愿为梁“所用”[11]。
武昌起义后,范源濂等人意识到共和将成,决心联合京津各团体组织大政党,并准备于3月2日举行成立大会。后因北京兵变,成员星散,延至18日方于天津正式宣告成立,后移本部于北京。它不设会长,仅选举范源濂、籍忠寅、黄远庸、周大烈、王璟芳、严修、蹇念益等十八人为常务干事,而“主脑”则是宪友会要人籍忠寅、黄远庸。它宣布的政纲是:1.巩固共和政治;2.确定统一主义:3.发达社会实力。其政治立场是拥袁拒孙。为促进袁世凯统一政府早日成立,它致电南京参议院及唐绍仪等,请唐及南方国务员“先期到京”[12],并电请上海民国公会“联合团体,分别劝阻”南方“率重兵北来”[13]。当北京报界传说袁世凯拟同意南方派兵北上,袁将与国务员同时移居南苑时,它连忙上书于袁说:“京师甫就稳靖,倘一日移居南苑,恐地方再生变故。”要求袁取消此举[14]。
民国公会由陈敬第、黄群等人发起,1912年1月底成立于上海。会员最多时不过二三百人,基本上没有支、分部,是当时人数较少的一个政团。主要骨干多系前清立宪派政客和“光复会中稳健分子”[15]。其政纲是:“1.保持中华民国之统一;2.建设健全之中央政府,应世界大势,以促民国之进步;3.成立健全之舆论,保证民国之民权,继此永无障碍;4.扶植国民经济之发展。”[16]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它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支持袁世凯的统一活动。孙中山提议建都南京,它先是献计于袁世凯:“政府地点问题,就时势论,自以北京为是”[17];后又以“京津变起”,压迫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火速定议[18]。在“北京兵变”中,它深以袁世凯的安危为虑,曾驰电表示“慰问”。
国民党由潘昌煦、朱寿朋、潘鸿鼎、陆鸿仪等三十余人于1912年2月下旬在上海发起。他们当时宣布:“本党同志集合至五百人以上时,即开成立大会,公举党首及各职员”,“未经成立以前,暂称国民党同志会”[19]。但事实上直至5月,也未能举行成立大会。因此,与统一党、民社等合并为共和党的,实际上只是国民党同志会。可见,该会成员始终不多,仅为“江浙间朴学士人,素昔从事教育及地方公益者”所组成[20]。由于势单力薄,它从未颁布任何政纲,在现实政治斗争中也无甚表现,仅宣布其宗旨为“于全国统一政治之下,以人民为国家主体,完全保护其固〈有〉之权利,以发㧑共和之精神”[21]。
统一党等五政团虽各具特点,略有差异,但在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方面是一致的。这是它们联合组党的政治基础。1912年3月中旬,国民协进会刚刚成立,即决议“与民社联合,推黎为党魁”[22],并推定籍忠寅、周大烈二人为南下协商代表。接着,民国公会也派陈敬第等同行。他们先到武汉取得黎元洪、孙武的同意,然后与民社代表孙发绪东下上海。4月15日,第一次合并协商会议在上海商学公会举行,参加者由国民协进会等三个政团发展到七个政团。经过近十天的反复磋商,除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因“理事问题,稍有异议”,中途退出外,其他五政团于24日正式签订协议书,一致同意合并为共和党。5月9日,共和党成立大会在上海张园举行,出席者千余人,公推张謇为临时。大会一致通过了共和党规约及支部分部条例,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炳麟、伍廷芳、那彦图为理事,并宣布林长民、刘成禺、籍忠寅、沈彭年、张一鹏等五十四人为干事,暂以上海为临时本部。次日,临时本部举行第一次职员会,推举干事周大烈、胡钧、陈敬第、袁毓麟、沈彭年五人前往北京协同组织本部。29日,北京共和党本部宣告正式成立,上海临时本部改为交通事务所。
共和党宣布的党义是:1.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2.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3.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其核心是第一条。孙武说:共和党“最大宗旨在国家统一主义”[23]。所谓国家统一主义,据其本部所撰《共和党党义浅说》(以下简称《浅说》)一文解释,“就是一切政事都从全国统一着想的意思”,即凡办一事,除应属地方各省办理者外,应“绝对由中央政府办理,不准各省各自为政”。因此,它主张“取国家主义,从前所有统一的形式,保持它不使分割,从前即有不统一的地方,从此更加统一,事事趋向国家一方面,即事事由国家有统系的办来”。关于“以国家权利扶持国民进步”一项,《浅说》指出:所谓“进步”,就是“国民一日一日的兴盛起来,日新又新,蒸蒸日上,有动作往前进的意思”。这就需要“利用国家的权力去扶持国民”。比如国民几个人创办一工厂,“起初的时候,必要用国家的权力帮助他。当招股时,国家就可认股,助他开办,开办之后,国家可以许他种种特别的利益,助他发达起来。即令不幸偶有亏损,国家可以限定多少年担保股本官息。于是股东可以放心,不动摇这工厂的根本。到了后头发达起来,国家还时时保护他,替他排去障害。倘若在国际上与外国同样工厂相竞争,也可以将国家的权力补助他力量不足”。关于“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一项,《浅说》解释说:实利就是国民利用土地、资本、劳力三项,年年求其增殖,以发达生计的意思。所谓“平和实利”,就是坚持以和平办法,而不以战争手段解决生计冲突[24]。至于共和党为何采用国家主义为政纲,其审计员张振武说:“有鉴于今日时势,(指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足以救危亡,乃变其方针,一采国家主义而改组斯党。诸君试思今日我国民程度若何,有美国之托拉斯等弊否?如提倡,将使游手好闲之辈人人脑中存一均财思想,诚恐中国不亡于专制政治,而将亡于也。”[25]
从以上事实来看,共和党标榜的是要“将这共和民国造成世界第一等强国,使全国人民共享受共和民国的幸福”[26]。它理想中的共和国,不但高度统一,“能与外国对敌”,且能扶持全国人民发展资本主义实业,成为他们生计竞争中的坚强后盾。可见,共和党同样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可是,它对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政纲,真正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民生主义,即“”,却诚如孙中山所说“多有误解”[27],并持否定态度。以为它是“社会均产主义”,将损害富有者的利益。共和党对同盟会政纲的“误解”和否定,是和它的组织成份大多数都是富有者密切相关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支持真正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旧势力代表袁世凯,而与同盟会对立的可悲歧路。它支持袁世凯“实行武断政策”[28],建议他迅速编定官制,以便南北“不至意气用事”[29];并要求其党员“对于中央政府必确守本党党纲,而发为稳健之政见”,“其与吾党党义合者,固乐为赞成;其与吾党党义愫【悖】者,亦只尽监督之责,而不必为无益之破坏也”[30]。正因如此,所以袁世凯也把它看作对付同盟会的难得伙伴而优加维持。1913年3月下旬,共和党参议员李国珍、郭同等风闻同盟派议员将对他们有所不利,急函袁世凯请求保护。袁当即“着内务部传知警察厅严密防范”[31]。与此同时,他还应共和党本部和黎元洪之请,命京师各警区于共和党议员住所和不久前宣布加入共和党的梁启超的“往来地点,妥为保护”[32]。共和党错误地与袁世凯结成了同盟关系。
共和党成立后,借助统一党等五政团原有的基础,在组织方面确如其原先所期望的那样,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共和党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它宣告成立不久,即出现了章炳麟宣布统一党重新独立的危机。
为抵制同盟会的“专横”,章炳麟虽不反对与民社、国民协进会等政团合并,但由于统一党成立在先和党员人数远胜各政团的优势地位,因此他不以与国民协进会等“不能独立之小团”“平等合并”为然[33]。早在这几个政团提议合并之初,他就傲慢地提出过,以不更改统一党名称,不设理事长为先决条件。可是,自他离沪入京以后,在上海主持“合并事件”的张謇,为加强立宪党人和旧官僚在新党中的地位,非但不恪遵其所提条件,且变本加厉地与国民协进会等四政团,达成不论各团人数多寡,一律各举四人为“基本干事”的协议,从而更激起了他对合并的不满。他说:“后上海来电,欲举基本干事。所谓基本干事者,各团各出四人,此假合并之名,而无合并之实,俨然是一联邦政府。且各团基本干事,多至二十人,各不相识,办事亦不能如意。故仆对于基本干事一节,始终极端反对,与季直电商者三四次。”[34]
但是,章炳麟的反对并未奏效。张謇以不可失信为辞,拒绝了他的要求,并于5月9日在上海共和党成立大会上,正式宣布了包括“基本干事”在内的各政团所选干事名单。这使从不甘为人傀儡的章炳麟,更加怒不可遏。他一面力辞共和党理事,一面向前来要求合并的在京国民协进会和民社职员提出四个条件:1.上海所推理事须经北京开会认可,理事长如不便住党,必于其余四理事中推举一人常住党内,以对本党负完全责任;2.干事与评议员不同,须由理事派定,须住本部办事,不得徒拥虚名,但特别交际科不在其内;3.各团体所负之债,须各团体自行偿还,新团体不负责任,但各团体余存之款,当归缴于新团体;4.各团体所设立机关报,须由新团体管辖。他企图从根本上“将上海之成立会取消”[35]。北京国民协进会和民社职员得知章“所提条件无从置议”[36],于是一面采取既不辩驳,也不赞成,装聋作哑,终不复信的迁延战术,以稳定章炳麟;一面拉拢刘莹泽、龚焕辰等部分在京统一党成员,于5月14日达成各团事务所同时取消、以后各团不得私发电信等六项合并协议,加紧策划成立北京共和党本部。章炳麟忍无可忍,遂毅然向报界披露了统一党不能合并的详细理由,并于17日在统一党本部举行大会,痛斥老立宪派及官僚派“以抵制同盟会为名,而阴怀攀龙附凤之想”,其害“过于同盟会远矣”,表示绝不能以政党为他们“争官争衣食”开辟门径[37]。大会最后通过了《统一党独立宣言书》,正式宣布与共和党决绝。为更新标帜,避免与他党混淆,章炳麟宣布独立后的统一党由先前的理事制改为总理制,并接受推选,出任该党暂行总理。与此同时,江西、云南、贵州乃至北方各省的统一党支分部也多有“不愿合并者”[38],这表明统一党的独立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
事实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章炳麟对张謇等老立宪党和旧官僚利用政党与同盟会争权夺势的真面目,已有所认识,并断然采取了宣布统一党脱离共和党,重新独立的抵制措施。这对章炳麟和统一党都是可取的。遗憾的是此后不久,由于各党“私争”激烈,章炳麟对“政党政治”大失所望。他先是主张“吾党此后应改监督政府之眼光转而监督政党”[39],继则干脆“宣告脱党,居于超然地位”[40]。这就给袁世凯死党王赓以可乘之机。9月2日,王赓在北京召开统一党改组大会,他和王印川等人被选为理事;不久又增推袁世凯、黎元洪为名誉理事长,岑春煊、徐世昌、冯国璋、赵秉钧、张镇芳等二十八人为名誉理事。统一党从此成了地地道道的袁世凯的御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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