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的涣散
革命形势的迅速到来,要求革命政党加强统一领导,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复杂局面。同盟会却恰恰相反,在革命紧要关头反而更加涣散了。
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同盟会本部发表宣言,虽然指出了“元凶尚在,中夏未清”,应“长驱河朔”,以“建立民国”,但却表白革命党人将于“功成事遂”之后引退,“散处朝市或悠悠林野”[1]。同年12月,同盟会本部在上海召开临时会议,旅沪各省份会部分负责人也参加。这次会议改订了同盟会暂行章程,并再次发表宣言。宣言虽然指出了在同盟会内部“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并强调了“当临时政府组织之际,其祸乃大著”,号召革命党人“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破之群”[2]。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能阻止“议论歧为万途”的现象继续发展,相反,却更加严重了。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日益激化。同盟会的陈其美和光复会的李燮和同在上海策动起义。上海光复后,陈自称都督,李初拟率部攻陈,后据吴淞,自称吴淞都督。1912年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章炳麟即正式脱离同盟会,而与立宪派、旧官僚联合,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章自任会长,以程德全为副会长,接着又推张謇为“特务干事”[3]。章在联合会第一次大会讲演说:“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4]1月4日,他创办《大共和日报》,在发刊辞中公然说:“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5]其攻击的矛头显然指向刚刚诞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公布自1912年起改用阳历,章炳麟却在《大共和日报》第2号上以“本社社长”的名义,发表《宣言》说:“今日南北未一,观听互殊,岂容遽改正朔。况此次参事会,大半即各省都督府代表之变名,既非国民公选,何有决议改历之权。故在议员未选,历书未颁,对于此等少数空言,断难遵行,愿全国人民审思之,愿各代表反省之。”
浙江独立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自南洋返国,担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他公开在上海设立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沪局,招兵买马。沪军都督陈其美不能容许禁脔之内出现一支异己的军队。于是,就指使蒋介石于1月14日暗杀陶成章于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陶成章被刺是民国成立后第一件轰动一时的政治暗杀事件。陈其美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解决政争,不仅无补于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分歧,反而给向往革命的人们的心中投下了阴影,由此,光复会和同盟会的矛盾更形扩大。章炳麟断然拒绝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
3月,章炳麟又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名为统一党,他在改党大会的演说辞中说:“本党宗旨,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稳健为第一要义。”[6]接着,统一党又发表《宣言书》,声称:“本党本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惟善是与。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在官不闻贪佞者,皆愿相互提携。”
总之,章炳麟在辛亥革命后已经明显右倾,不论联合会或统一党,都不过是一种官僚、政客、立宪派的大杂烩。因此,它对南京临时政府的许多改革措施,无不加以反对。例如,孙中山主张建都南京以牵制袁世凯,章极力反对,公然为袁张目说:“逊位以后,组织新政府者,当为袁氏,若迫令南来,则北方失所观望。”[7]3月下旬,在南京的四川籍革命党人召开四川革命烈士追悼会,孙中山亲往参加,而章炳麟却送来了这样一副对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对于章的这种态度,四川革命党人吴玉章在后来曾加以评论说:“他骂南京鼠窃狗偷,但当时鼠窃狗偷的大半还是立宪党人,而章太炎不正是和他们沆瀣一气吗?他反对建都南京,认为南京并非龙蟠虎踞,难道北京果真就是龙蟠虎踞的地方吗?很明显,章太炎为了反对孙中山先生,已经实际上站到袁世凯那方面去了。”[8]
对于同盟会员与光复会员之间的争端,孙中山主张尽力调解。如,广东汕头民军司令、光复会员许雪湫、陈芸生“与同盟会员之领军不合,势成水火”。孙中山致电陈炯明,要他“解释调处”,并强调指出:“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之团体”;“两会欣戴宗国,同仇建虏,非只良友,有如弟昆”。“今兹民国新立,建虏未平,正宜协力同心,以达共和之目的,岂有猜贰,而生阋墙”[9]。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双方仍然纷争不已。
与此同时,湖北革命党人孙武等由于未能取得南京临时政府中的部长席位,也愤然脱离了同盟会,而联合湖北的立宪派另组“民社”,拥戴黎元洪为领袖。因此,同盟会的力量被进一步削弱。
黄兴是同盟会的军事领袖。他虽然在1907年因旗帜设计问题和孙中山发生过严重的争执,但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他和孙中山配合得不错,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都支持了孙中山。但是,这样一个重要领导人,在民国建立之初却有了功成隐退的思想。他在一个致袁世凯的电文中说:“吾辈十余年兢兢业业以求者,真正之和平,圆满之幸福。今目的已达,掉臂林泉,所得多矣。”[10]
在黄兴看来,只要把满人统治换成汉人统治,革命就算达到目的,就可以“大风歌罢不如归”了[11]。这样,当然就失去了对袁世凯的戒备。在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期间,他仍是力主和袁世凯妥协。
综上所述,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已处于思想混乱、四分五裂的状态,这样的政党当然不能领导南京临时政府走向胜利。孙中山在后来解释这一段历史时,曾沉痛地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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