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留守府与南方裁军
1912年3月31日,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按照4月13日公布的《南京留守条例》,“南京留守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1],表面上似乎权力很大,但由于财政大权控制在袁的手里,实际难有作为。同时,条例又规定,“俟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2],这就是说,留守府只是一个暂时的军事善后机关,袁世凯无非想借黄兴之手,来裁遣南方军队罢了。黄兴就任后,即通电表示:“顾念留守一职,专为维持南方现时军队起见,原系暂设。兴此心尚存,亦诚恐遽将经手未完事件均置不顾,或于大局转致违碍,负我同胞。惟有暂羁将去之身,勉随诸公之后,藉效棉力。俟布置略定,仍当归息林泉,以遂初志。”[3]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期间,黄兴即已着手整编军队。他先后将驻在苏、皖、浙、闽的军队编成二十六个师,五个军,即柏文蔚的第一军,徐宝山的第二军,王芝祥的第三军,姚雨平的第四军,朱瑞的第五军。4月11日南京兵变事件的发生,更坚定了他裁遣军队的想法。这天夜里,黄兴正在上海与唐绍仪商议要事,南京第七师所部赣军,因欠饷发生兵变,在白门桥、太平桥一带抢劫。待12日天明黄兴回到南京时,驻宁各军已及时镇压了兵变。黄兴严酷地处分了这次兵变,变兵被判死刑者达二百多名。这一事件使黄兴懂得了有兵无饷的严重危险,因而加紧裁遣军队。在兵变后的一个月内,除将赣军缴械押回原籍外,又将桂军六大队及粤军一部遣散回籍,浙军全部调回原籍,同时也抓紧了江苏本地区的军队的裁遣。
尽管如此,反对派还在落井下石,横加攻击。他们诬称南京留守一职妨害统一,指责黄兴有割据东南的野心。陈宧就曾扬言:“留守机关裁撤,民国即号称统一。”[4]虽然,同盟会内确有一部分人曾把留守一职看成保存实力的手段,但黄兴本人则一直打算功成身退。他虽然对袁世凯排挤、打击、分化同盟会的种种手段不无愤慨,但却缺乏整军经武、备战应变的思想。在他看来,“将来政治竞争,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5]。何况中国再也受不了破坏的震荡,“倘再经一次破坏,波兰、埃及岂可免耶?”[6]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黄兴面对着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和反对派的攻击,就索性洁身明志,正式提出辞职。5月13日,黄兴致电袁世凯,请求“准予即行销职”。他表示:“统一政府既经成立,断不可于南京一隅长留此特立之机关,以破国家统一之制,致令南北人士互相猜疑,外患内忧因以乘隙而起,甚非兴爱国之本心也。”[7]
与此同时,黄兴对于江苏驻军的裁遣整编事宜作了规划,准备于两月内缩编兵数三分之一,将第一军、第二军划归陆军部直辖,其余除三十九旅划归山东外,交江苏都督统辖整顿。为了抵制列强利用借款监督中国财政的图谋,黄兴一面积极提倡国民捐,一面以爱国相号召,动员退伍。他的逻辑是,借款是因为财政困难,而财政困难又是因为军饷负担太重,因此,解甲归田就成了避免借债亡国的爱国行动了。在黄兴的感召下,许多士兵主动离开了军队,一些高级军官如第二师师长朱志先,第五师师长刘毅等相继要求撤销师部,解甲归田。至6月初,裁遣军队已达七八万人。但是,时局仍有隐忧,不能不多少考虑应变的问题。于是,革命党人“为保存革命实力计,将所有遣散部队的优秀军官及精良武器组成一师,定名为第八师。这个师从师长以下至营连长,都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会员”[8]。然而,一方面号召爱国退伍,一方面又招兵充实基干部队,引起了军队中的思想混乱和不满情绪。结果,留守府被迫停止充实第八师,并将招兵的团长何遂撤职。因此,当留守府结束时,有限的应变工作并没有完成,致使裁军整编不仅削弱了军队数量,也挫伤了军队士气,更谈不上提高战斗力。
袁世凯表面上挽留黄兴,实际上则在考虑如何稳妥地接收留守府。北京政府与银行团的垫款合同成立后,袁世凯即于5月18日电告张謇准备裁撤留守府,拟派陆军部次长蒋作宾赴宁与黄兴面商善后,要张即日面商江苏都督程德全,考虑江苏方面接收留守府军队的办法。张因病仅以密电转告程。程得悉袁拟裁撤留守府后,即电告袁世凯,黄兴处处力求收束,并无“积极”思想,要袁不要操之过急,以免引起军队猜疑。他建议:“可否密谕蒋次长,于抵宁之日宣布钧意,以此番来宁,专为抚慰赞助起见,并非交接。”[9]于是,袁以挽留黄兴为名,派蒋作宾赴宁。
蒋作宾抵宁后,向黄兴出示了与银行团签订的垫款合同。黄兴本来就主张提倡国民捐以抵制列强的野心,他获悉合同的严酷条件后,即通电表示强烈反对,并且与财政总长熊希龄发生严重冲突。但是,黄兴既然拒绝银行团借款,自无法再向财政拮据的中央政府要钱,军饷问题当然更无法解决,于是不得不坚决要求辞职。蒋作宾与程德全商量后,都不赞成他即时解职,决定由蒋电袁要求拨款。袁世凯虽然同意请黄暂时维持,但除垫款外根本拒绝拨款。蒋作宾不得不电商程德全,请他来宁接收留守机关,以便获得中央军费,抚绥充满危机的军队,黄兴也荐程自代,程最后同意了蒋的办法。袁世凯遂于5月31日发布命令:“所有南京留守机关,候程德全到宁接收后,准即取消。”[10]
同盟会许多人,对黄兴消极引退是不满的。他们批评黄兴说:“若必辞职,是所谓暮气已深,易于谋始,难与图成者。”[11]陈其美亲由上海赶到南京,劝黄留任,并加紧活动,力求控制江苏。在他的主持下,苏州革命党人柳承烈等组织“洗程会”,准备策动先锋营发难,推倒程德全,举陈为江苏都督[12],惜事机不密,为程德全所破。同盟会老将谭人凤为挽救不利局面,特于6月4日致电袁世凯,要求收回成命,或改委留守为江苏都督。同盟会南京支部也相继采取同样步骤,要求任黄兴为苏督。但此时程德全的地位已无可动摇,他于处理苏州洗程会事件后,即赴宁接收南京军政事宜。6月14日,黄兴通电解职。南京临时政府残存下来的军事指挥中枢,从此宣告结束。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遭到削弱、肢解和分割,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当时,由于全国尤其是南方,兵多饷绌,秩序混乱,袁世凯利用裁兵来削弱南方军事力量,有着正当的理由。他在5月间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说:“支持目前之财政,恢复地方之秩序,俱须从遣散军队下手。”[13]北京政府成立后,就一直在规划整理、裁遣军队事宜。6月中旬,参议院多次召开秘密会议,讨论整理军队问题。陆军总长段祺瑞亲自出席说明政府裁军计划。他说:“今于无标准之中定一标准,即姑以各省原有之军额、饷额为依据,越于原额之兵裁之,越于原额之饷节之。如因实际不得不增于原额者,由该省都督叙明理由,经财政、陆军、参谋三部允准,亦可酌增。”[14]就是说,南方各省辛亥革命中招募的军队大都要裁遣。对袁世凯这一阴谋,多数人不甚了然,参议院就抱支持态度。只有少数同盟会急进分子保持较清醒的头脑,他们“指斥北方日日添兵,南方何得独裁,甚至昌言,我们所以不主裁兵者,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15]。但一则当时调和妥协空气浓厚,二则袁世凯“添兵”尚在秘密进行,三则南方各省财政更加困难,军队事实上无法维持,所以也只好相继自行裁遣了。例如广东,到1912年6月初,陆续裁兵十一万余。江西李烈钧则通电称:“任事以来,首施此裁军节饷政策。”[16]于4月底接任安徽都督的柏文蔚,也表示“以裁兵节饷为第一要义”[17]。袁世凯政府当时缺乏经费,大借款尚未成立,实力不足,除从政令、舆论上督责南方尽量压缩编制外,对操纵南方各军尚力不从心。所以,各省对军队裁遣事宜仍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唯各省政情不同,裁军的方针方法也不尽相同。
程德全接收南京留守府后,按照黄兴所定裁军计划“节节实行”[18]。7月底,陈其美被迫辞去沪督职务,军队交程接收。8月1日浦口第一师兵变后不久,柏文蔚将一、九两师也交程。程依靠中央财政接济,大事裁遣,至1912年底,除扬州第二军及第八师外,苏属军队实存不满四万。1913年初,又整编为三师二独立旅。清江十九师原拟裁遣,因剿匪需要,暂于保留。为稳定局势,程德全除以亲信章驾时任驻苏州的第二师师长外,仍以革命党人章梓、冷遹分任驻南京、徐州的一、三师师长,并拒绝了陆军部重用张斯麐、尹同愈、朱志先等人的要求。他认为:“此间军官党派之意见尚小,留学生与非留学生之意见甚大……夫此数子者,非谓其竟不可用,但用以与军队对抗,致酿风潮,则殊觉可以不必。”[19]江苏各派相持局面得以维持的原因,就在这里。
湖北则不同,它是首义之区,军队本来就多,加上位置起义有功人员,1912年3月间军队编至八镇。黎元洪又竭力扩大一己权力,排挤、打击革命党人,致使军队风潮迭起,政治性暴动屡屡发生,裁军进展不快。陆军部允湖北保留三师,因困难重重,不得不求编五师。黎本唐写信给蒋作宾说:“湖北自去秋倡义,军队甚为复杂,历经裁汰,尚剩八师,兵士虽不足八师之额,而官佐则额数皆备,且又全系出力人员,目前拟归并五师,尚多掣肘,如三师则更困难矣。”[20]黎元洪也电京力争。由于湖北军队风潮愈演愈烈,革命党人一批批地倾向倒黎,黎元洪决心将旧有军队全部勒令退伍,另行征补,编组三师。他一面依靠客军黎天才的江南留鄂第一师维持地方,一面于1913年4月4日致电袁世凯,“请饬李纯派步兵一团到汉”[21],引狼入室。
湖南辛亥后兵额增至五师二旅,经费支绌,发饷维艰,且军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使谭延闿一筹莫展。但谭与革命党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6月间他派人与黄兴商量裁军,得到黄的支持。黄原主留二、三师以备缓急,但谭认为:“裁汰改编,必致发生争议,不如一律退伍,另建一支新军,较为妥善。”[22]程潜主张每师留二营,作为成立新军的干部,也未予采纳。由于缺乏裁军的监视部队,谭致电袁世凯请王芝祥赴湘协助,得到袁的允许。谭又电请王带兵入湘,以资镇慑。时驻南京第八师旅长赵恒惕与八师其他将领不和,待王芝祥南京事务结束,遂率八师陶德瑶团以返桂为名,于8月底随王入湘。谭延闿由于得到革命党人的赞助,又优给退伍年金,遂于9月间将五个师顺利裁遣,仅留剩余兵队及旧巡防队一万一千余人,编为守备队四十八营,分全省为六个守备区,只赵恒惕所率一团扩编为一旅。
广东自胡汉民复任都督后,军权仍掌握在陈炯明手里。胡、陈虽同属革命党人,但屡生摩擦。循军[23]改编的陆军,“品格不齐,年龄不合”[24],缺乏战斗力。裁余民军则改编为警卫军一百零四营,属地方警备队性质。南京留守府裁军时,驻在江苏的粤军两师,由军长姚雨平电商胡汉民,拟回粤驻防高州、廉州一带。但陈炯明私心太重,拥兵自固,横加阻挠。姚雨平遂与部下相商,全军解散。姚保存的训练有素的炮兵一营,回粤后也为陈派兵缴械。北伐粤军系有战斗力的精锐之师,如此率尔解散,殊为失策。陈炯明于1912年12月3日由袁世凯任命为广东护军使后,继续主持裁遣军队达十二三营之多,而陆军二师一旅“合计逃亡、死伤、退伍,缺额已逾半数”[25]。
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后,将第四师及张汇滔旅(淮上军,寿州起义部队)归属安徽,柏所部葛应龙旅也早经孙中山命令调皖。一、九师归江苏后,柏答应由安徽补助江苏军饷。这一切引起了安徽士绅的强烈反对。段祺瑞因是安徽人,在安徽军界影响较大,他派得意门生吴中英出任安徽军政司长。吴排斥革命党人,与淮上将领屡起冲突。柏文蔚所受压力较大。陆军部定皖省为一师一旅,柏于1912年8月30日解散第一军,仅留军长名义。至10月间,为安置军官,暂定为二师一旅,士兵实数则为一师一旅,先后裁汰三万余人,取消官长二千余人。10月后,袁政府拨款五十万元,要柏继续裁并。至1913年3月编裁完成,原皖军归并为一师,由淮军宿将胡殿甲之子胡万泰任师长,而将第四师缩编为一旅,驻军临淮。柏的实力,严重受损。但柏文蔚顶住了陆军部要他裁遣淮上军的压力,将淮上军改编为屯垦部队,驻扎寿州一线,仅张汇滔被迫离开部队。
江西都督李烈钧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他不仅致力于裁遣游民组成的军队,整肃军纪,镇压兵变,而且十分重视军队的整补训练,备战应变。至1912年8月,他将防军(旧军)三十六营全部遣散,辛亥后扩编的十六标新军也被裁减一半,编成四旅,暂不设师。此后,李又继续将洪江会组成的团队士兵遣散,另行征补。与此同时,他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同意将有战斗力而无所归属的林虎所部留守府警卫团调赣,于8月9日到达江西,随后又拨一团,编为一旅。他一方面购置枪械,加强军备,另一方面又调动异己将领,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6月间,李将蔡森所部第四旅由省会调赴赣州,以后又将二旅长余鹤松以都督代表资格调京,三旅长刘槐森调任军事顾问,而以林虎、欧阳武等升任旅长。10月28日,李烈钧陪同视察江西的孙中山,校阅军队,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十分令人注目。为了充实兵力,李又于11月22日发布征兵令,征召土著农民入伍,改造军队素质。1913年1月,他拒绝了陆军部将赣军缩编为一师一旅的要求,编成两师,以俞应麓(后以欧阳武代)、刘世钧为师长。
除上述各省外,第五军朱瑞回浙后出任都督,将二师一旅裁并为一师一旅,但保留了巡防营四十营。福建军队不多,除裁去一些旧军外,保留了十四师,以许崇智接替杜持任师长。四川有兵五师,但蜀、渝对立,虽陆军部规定编三师,并于1913年7月发表了三师师长的任命令,但并未实行编并。贵州则以滇军二团为骨干,驱散了北伐黔军,至1913年7月编并为新军一师,国民军三十三营。云南除裁遣部分旧军之外,保留新军二师。广西新军在北伐的名义下全部被排挤出省,驻军南京,陆荣廷所部均系巡防营,改编为二师。北方起义各省,除山东烟台地区革命军被北洋派全部遣散外,晋、陕则自行进行了编并。
上一篇：错误地对待农民问题
下一篇：立宪派、旧官僚控制的南方各省
民国历史 民国历史一览表 民国历史大事年表 民国历史大事记详细 民国历史大事件 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