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派、旧官僚控制的南方各省
湖北、云南、贵州和广西等省,一般说来,属于由立宪派、旧官僚完全掌握政权或在政治上占有绝对优势的省份。
湖北黎元洪受革命之赐,由前清协统一跃而为民国副总统、鄂军都督领参谋总长,但他与革命党人并无感情,随着个人地位的巩固和全国形势的变化,其反动面目也就暴露出来了。他打击革命党人的主要策略是“阳为附合,徐图敉平”[1],伺机利用革命党人的内部矛盾,以打击革命党人。1912年7月,同盟会鄂支部(由前文学社改组而成)横遭迫害一事,就是典型事例。
6月中下旬,所谓同盟会谋乱的谣传,在武昌内外不胫而走。月底,以孙武为首的共和党鄂支部和同盟会鄂支部各军界要人,在黎元洪召集的军事会议上又大起冲突,孙派指责同盟派王宪章、杨玉如等“因不得重要位置,欲谋危黎副总统,推倒鄂军政府”,同盟派自辩这是共和党的诬陷。双方相争不下,以至动武[2]。会后,都督府民政总监、军务司等府署轻信“同盟会亦欲推倒共和党重要人物”,公然架起大炮,空气异常紧张。黎元洪见有机可乘,于7月1、2日宣布武昌戒严,下令“有暴动及擅自开枪聚众者,格杀勿论”[3]。尽管居正、胡秉柯等代表同盟会向黎声明“但使共和政体一日无颠覆之虞,同盟政党断不至有革命之举”[4],但王宪章(代二镇统制)、杨玉如(都督府顾问)和祝制六(警察学校监学)仍被黎无理解职。到了17日,黎元洪更出动大批军警,逮捕江光国、滕亚纲和祝制六,随即秘密杀害。随后,黎宣布祝制六为“群英会会长”,“私立机关,假改革政治为名,主持极端破坏”,“实属……罪大恶极”[5],并依照所谓“名册”索捕处死“文学社同志”“不可计数”[6]。由此可见,这次被称为“第三次革命”的风潮,实际上是黎元洪利用“党争”打击同盟会力量的一次阴谋活动。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祝制六等遭无辜杀害后,同盟会内尽管有人看出是黎元洪“做成的圈套”,而领导人却不敢为他们伸冤,甚至否认他们之间的关系。蒋翊武就公开表示与被杀三人“志不同,道不合”,“祝等犯罪与否,不得而知”[7]。他们还一味指责孙武为谋取都督职位,出钱唆使李忠义告发,一手制造了这次事件。孙武则上书黎元洪,指控事件为同盟会“主持”,要求“宣布罪状,通告国中”[8]。就这样,一场黎元洪打击、迫害革命党人的活动到头来反淹没在派别斗争之中。
与此同时,黎元洪又狠抓军政大权,全面控制各要害部门。他作为一个武人,自然懂得枪杆子的重要性。还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他便一面扩充军队,一面位置私人[9],以后又适应袁世凯的需要,将军队缩编为三个师,以前清旧军官唐克明、王安澜和卖身投靠、声称给他“四十把大刀包把文学社员杀绝”的蔡汉卿为师长。对军政府各要害部门,他更是“远贤亲佞”,极力把持。如立宪派夏寿康“顽固荒谬”,继杨时杰、周汝翼之后委以内务司长,潘祖裕“贪婪狡猾”,继胡瑞霖、李作栋之后使长财政,其他“若饶汉祥之狡谲,李国镛之卑鄙,孙发绪之阴险,唐仲寅、吕丹书辈之诡暴,刘有才等之无赖,凡能助黎氏以滥杀为事者,黎无一不信任之”。总之,所任之人“非前清龌龊之旧员,即市井无赖之朋类,否则旧日野蛮之军官,旧部污贱马夫卒弁”[10]。此时,他虽通电提出“军民分治”,并于7月1日正式宣布实行,但正如时论所说,不过是虚有其名。因为代理民政长刘心源就是他的亲信,而且各司司长的任免,仍受他的“干预”。如饶汉祥升任内务司长,黎澍继潘祖裕为财政司长,“均出自黎氏之手”[11]。可见,黎元洪实行“军民分治”,丝毫不意味着放弃对权力的垄断。
此外,为了加强统治地位,黎还和袁世凯日相勾结。在当时同盟会与袁世凯的历次争执中,黎元洪几乎无不站在袁世凯一边,推波助澜。而袁世凯为了向南方渗透北洋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对他极尽笼络之能事。据张国淦说,袁军事上利用陈宧“削弱武汉革命武装”,而政治上即通过他“和黎进行联络”[12]。黎、袁合谋将有影响的首义党人调离武汉,由袁世凯“笼以高官厚禄”,加以羁縻。包括孙武、张振武、蒋翊武在内的“起义功人”先后被调到北京。但除孙武等少数人外,大都识破了袁、黎的诡谋,不久又相继回到了湖北。
在黎元洪统治下,首义之区的湖北很快恢复了旧的统治。省城武昌阴森恐怖,直如“黑暗地狱”[13]。“法庭之黑暗有甚于前清州县衙门,贿赂公行,毫无顾忌,草菅民命,仍用酷刑”[14]。革命之初发布的铲除一切陋规的文告,完全成了一纸空文。甚至“变陋规为正税,于满清薄税之名亦不保存”[15]。而且罗掘无穷,人民“生命财产直等之空花幻影,绝不能得确实之保护”[16]。总之,“幸福未见丝毫”,人民依然水深火热。
但另一方面,黎元洪终非北洋派,他控制湖北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厚势力于一己”。他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勾结,从根本上说是建筑在共同对付革命党人基础上的,本身就是相互利用的政治交易,因而有着矛盾的一面。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袁世凯包藏祸心,欲以亲信代黎督鄂,而任黎为参谋总长;黎则借口参议院于兼任“颇生疑义”,拒不受命,甚至鼓动左右,大造他“万难离鄂”的舆论。
同时,黎元洪固然不遗余力打击湖北革命党人,但对省外革命党人,特别是同盟会本部,却不愿决然断绝关系。同盟会选举他为协理,他未予反对,而且在有的问题上还往往采取“调和”态度,并不完全以袁世凯的意愿为转移。例如,对贵州问题,他支持杨荩诚反对唐继尧,并为此发起召开鄂、湘、黔三省四方会议,通过黔军回黔、滇军回滇的协议。接着,他又以执行“协议”为名,请袁任命他所派代表赵钧腾为贵州宣慰使,企图以赵督黔。黎元洪的“调停”虽因后来遭到袁世凯的破坏和唐继尧的反对,未能变为事实,但却明显反映了他与袁世凯的争夺。以上事实说明,黎元洪也是不甘心完全受制于袁世凯的。
云南、贵州和广西等省与湖北情况不尽相同,但在基本立场和发展动向等方面,却颇为相似。
首先,无论云南还是贵州和广西,各都督都拥护袁世凯集权。蔡锷宣称“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17],并且从政治、财政、舆论、组织和军事等各方面全力支持和维护袁的统治。唐继尧说得更直截了当:“继尧外观时变,内察国情,力助中央,俾得展布政策。”[18]所谓“力助中央”,即是“力助”袁世凯。
其次,他们都排斥同盟会势力。唐继尧虽是老同盟会员,实际上这时已完全成为立宪派和旧官僚的代言人。他攻击孙中山坚持“南北之见”,要求袁世凯取消省制,企图根本取消各省同盟会势力。他残酷镇压贵州自治学社的反抗,即使《临时约法》保护的集会结社,也企图加以取缔。唐继尧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也是得到蔡锷支持和默许的。当唐因受到贵州同盟会的反对,意欲率军回滇时,他就出面劝阻,说是“一旦舍去,不独黔省良善无以安生,且全黔又必为某党(指同盟会)势力所弥胜,于国家前途,关系匪浅”[19]。在云南,蔡锷虽因同盟会拥有很大势力,且未对他造成直接威胁,因而未对革命党人采取粗暴的压制措施,仍保持着形式上的联合,但其瓦解和削弱同盟会力量的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主用文官、反对军人入党及公开提出毁党主张等等,都明显含有这种企图,而且在行动上也与同盟会日渐“疏淡”[20]。至于广西,陆荣廷一经地位巩固,就公然宣布不许革命党人有所活动。即使后来他参加了国民党,也如他所说,“只知有国,不知有党”[21],仅仅挂名而已。
再次,他们都力图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唐继尧随着地位的巩固,个人野心也急剧膨胀起来。袁世凯曾对他加力拉拢,但他总半推半就,“不肯完全买账”。蔡锷对袁世凯也保有一定的独立性。当时就有他奉行“大西南主义”的说法。陆荣廷则在“桂人治桂”的旗号下,把旧军中的陈炳焜、谭浩明、沈鸿英、莫荣新等人,以及广西籍旧官僚和立宪派豪绅陈树勋、唐钟元、韦锦恩等网罗在自己的周围,日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领的地方性的封建军事集团,一切以发展自身利益为转移。
当然,三省的实际情况是不完全一样的。比如,蔡锷拥袁就非完全效忠袁世凯个人。在他看来,民国初建,“当以救国为前提”[22];而“救国”,就必须建立“强健有力之政府”;而建立“强健有力之政府”,就必须拥护袁世凯集权。蔡锷把救国和拥袁混为一谈,以为拥袁就是救国,这当然是错误的,但也表明他的拥袁同时交织着爱国思想的因素。因此,蔡锷虽拥护袁世凯,但对袁的所为绝非一味盲从。如他要求袁世凯“于用人行政之际,破除畛域,以协群情,痛扫弊风,以新耳目,使秕政余毒,不至复生,民国基础,得以巩固”[23]。又如在借款问题上,他强烈反对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接受帝国主义的苛刻条件,并在云南全省掀起认购爱国公债的热潮,以实际行动抵制帝国主义的要挟;等等。这表明蔡锷与唐继尧、陆荣廷还是有区别的。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湖北等省政局的变化,实际上造成了一种以反对革命党人、拥护袁世凯和极力维护既得利益为特征的政治势力。这种政治势力在根本上代表了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利益和要求。由于当时全国范围的政治形势主要表现为革命派与北洋集团的斗争,它同时又带有明显的地方实力派的色彩。尽管其表现形式与程度在各省不尽一致,但这个总的格局及发展趋势则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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