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分治与江西民政长事件
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的军政大权,落到了在革命过程中推举出来的都督手里。袁世凯对此虽然很不情愿,但也不能不正视现实,于7月间正式承认了他们的地位。黎元洪为迎合袁世凯大权独揽的政治野心,早在4月10日就提出了军民分治的问题。他列举革命时期暂时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认为“军人柄政”,“流弊丛生”,主张“将军务、民政,划为二途”[1]。袁世凯对黎这一主张十分赞赏,力图马上付诸实施。
但是,江西都督李烈钧却率先起来反对。他通电指出,革命方法本来就分军政、约法、宪政三个时期,革命后的形势要求以“兵权保秩序,以图改革之进行”,因此都督一官,“目前决不能骤废”,“应统揽一省之治权”[2]。接着,广东都督胡汉民通电响应,表示:“非国基大定,宗社党无从煽发,不宜行军民分治。”[3]他在详论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问题的长电中,针对袁世凯的隐衷,更进一步提出:中央应对“各省都督授以军政、财政两权,令其自行裁遣军队,整理财政,先使恢复旧规,然后徐图根本上之计划。断不宜大举借款,思以财政权操纵各省”[4]。为了反抗袁世凯的控制,他们两人不仅公开活动各省都督,共同抵制“军民分治”,而且秘密联络南方各省,企图建立应变联盟。8月12日,李烈钧曾密电四川代理都督胡景伊、民政长张培爵说:“诸君……皆为创造民国巨子,敢请输诚联络,结一最稳健之政治、军事团体,对于中央为一致之进行。如政府能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维持拥护,互相协助;如政府夹有私心,藉统一之名,施专制之实,亦惟有群起力争,实行匡正。总以地方监助政府,不使政府操纵地方,庶不失权外人,复陷专制,种种险象,或可消弭。”[5]对李、胡这一正确立场,孙中山采取了坚决支持的态度。他说:“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本来不成问题,不过反对者藉此肆其鼓簧。……盖须相因而行,不能执一。民权为天经地义,专制恶风,断难久存于二十世纪。”[6]
正因如此,袁世凯对李、胡更加忌恨。但广东僻处南疆,他一时鞭长莫及,于是江西李烈钧就首当其冲了。1912年12月10日,南昌发生兵变,矛头直指李烈钧。事后查明,这次兵变是在袁世凯的直接支持下,由原江西第三旅旅长余鹤松发动的。余本是李烈钧日本士官同学,被李调京,失去了实权,因而对李十分不满,就去走袁世凯的门路。袁正求之不得,就给了他一笔经费,让他回江西活动,只要推倒李烈钧,就委他为都督。于是,余回到江西,策动旧部发动了这次兵变。
李烈钧虽然知道这次兵变的背景,但他还没有力量与袁世凯决裂,只好隐忍待机。为了缓和北京对江西的压力,李烈钧致电袁世凯,对兵变引咎自责,主动请行军民分治,并特荐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汪曾任前清江西武备学堂总监,与李烈钧有师生情谊。李原以为汪处世温和,可利用他来缓和自己和袁世凯的矛盾,因而一再敦请他出山帮忙,不料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反给袁造成可乘之机。原来汪瑞闿是一个官迷心窍的旧官僚,并没有什么革命的新思想。据耿毅回忆,当时“汪认为李既叫他当省长,江西方面不成问题,惟闻袁和李极不睦,专凭李荐,袁未必允,若先到北京和袁接洽妥当,岂不更好。遂进京谒袁,述李荐他为省长固然好,但甚愿请大总统径行任命,不由地方大吏推荐,这不是表示中国更统一么”[7]。袁见汪主动上门,正可借他牵制李,所以12月16日李烈钧请简民政长的电文到达北京才四小时,袁世凯就发布了任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的命令。待李获悉真相,大错已经铸成,只好另谋补救了。
在李烈钧暗中主持下,江西广饶协会等团体随即纷纷发表通电,历数汪瑞闿在前清仇视革命的种种劣迹,对他出任民政长表示“极力反对,誓不承认”[8],要求袁政府“实行赵(秉钧)总理对于内治维持现状之宣言,无事变更吾赣政局,将简任民政长之成命收回”[9]。但袁世凯态度十分强硬,饬李烈钧传令广饶协会等团体必须遵守法律。20日,汪瑞闿有恃无恐,贸然抵南昌上任。李表面上对他殷勤接待,共和党人及当时共和党占优势的省临时议会对他更是十分欢迎。然而,李的部属却纷纷给汪以难堪。水巡总监蔡锐霆就当面对他讥讽讪笑,语带威胁。汪行馆差役也纷纷离去,迫使汪称病闭门谢客。29日,江西军警两界数千人召开拒汪大会,一致主张“武力驱汪出境”,“勒令两日内离省”[10]。夜半,南昌广、惠两门“匪徒”暴动,全城戒严。汪惊惧万分,逃离行馆藏匿。翌日,他函告李烈钧,声称赴沪就医。同时致电袁世凯,称病辞职。李派员故示挽留,但汪于当日下午5时即乘轮离开南昌,经九江、武汉前往北京了。
1913年1月3日,袁准汪病假二十天,责令李“从速筹备划分事宜,并敦促汪民政长迅行调治,刻期赴任”[11]。李复电说:“现在正式议会行将成立,于此数月内,拟即勉为其难,于军民要政担任完全责任”[12],实际上打算把汪推出了事。但是,当时欢迎汪瑞闿的江西共和党人,以江西省临时议会、教育总会、商务总会、共和党、民主党五团体名义自汉口电袁,要求袁世凯“迅派镇抚使率兵莅赣,协助李督剪除凶暴而靖地方”[13]。袁也曾先后打算派遣张勋、岑春煊及孙武前往江西武力对付李烈钧。张、岑等虽因种种困难,均未成行,但一时舆论哄传,形势十分紧张。
正在这时,李烈钧向日本订购的七千余支枪械及一批子弹于1月11日自上海起运,15日运抵九江。袁世凯获悉此事后,即饬参、陆两部以该批军械未经陆军部批准为借口,密令早已被袁收买的九江镇守使戈克安予以扣留。戈遵令于次日扣留了此项军械,随即以密电向参、陆两部报告,并称:“唯恐李督以决裂手段对待,此间兵单饷绌,将如之何?”要求设法接济,“一面调张勋军队及海军兵舰,按照前寒、删两电办理”[14]。22日,海军六艘军舰驶抵九江,以一舰停泊湖口,准备对赣用兵。与此同时,李烈钧一面复电参、陆两部申述原委,要求将所扣枪弹放行,一面以冬防为名,向湖口一带增兵设防,积极备战。24日,段祺瑞电复李烈钧,诈称“此项枪弹已分给各水师军舰”,拒绝李烈钧所请[15]。于是,李发出通电,坚决要求发还。对此,段批文说:“今日李督通告天下,谓部扣留军械,是李不受善,莫可救药。”[16]
鉴于江西风潮日趋激烈,黎元洪于1月20日左右,派遣程守箴、邓汉祥前往南昌调解。24日,黎向陆军部密报江西军队调动情况,要求陆军部将此批枪支子弹放行,并说:“即令李督有如何野心,此区区之军火亦何济事?”对于派遣镇抚使一事,他主张:“果有其事,即令取消,否则请设法和解。”[17]27日,海军楚谦舰奉令提取枪械,蔡锐霆率百余人屯扎岸上,声言如敢装运,即开炮攻击,双方剑拔弩张。适黎26日发出的调解电到,戈克安才请楚谦舰长王光熊登岸协商,然后,由王光熊电告海军部:“查浔、赣各有军队保护军火,内地毗连租界,若果强取,必动武力,实与大局有关,因此未敢妄动,听候中央和平了解〔结〕。”[18]李的强硬立场,终于迫使袁世凯作了让步。
在调解中,黎元洪向双方提出和解条件:“非水陆退师,无以保地方之安宁;非发还军火,无以平赣人之疑虑;非迎回汪民政长,无以重政府之威信,应由李都督、省议会公派代表往迎汪民政长莅职。”并要求李烈钧“将怀夹私忿、造谣生事之人量加处分,以除祸本”[19]。显然,黎的调解,对袁是十分有利的。但李这时表现了少有的顽强精神,他干脆复电拒绝了上述撤兵、迎汪、惩凶三条件。理由是:湖口设局征兵属于永久计划,反对民政长属于舆论,汪去赣无人胁迫。不仅如此,他还愤懑指出:“烈钧奔走国事,将近十年……乃不意昔日以革命不能见容于满者,今共和告成,转不能见信于民国政府。”[20]当然,袁也不再让步,仍坚持迎汪莅职的前提条件,并强硬表示:“苟反乎此,则国法具存,断不敢博宽大之名,贻分裂之祸。”[21]
黎的调解活动没有成功,戈克安密报段祺瑞说:“李督现正多方布置,一意反抗中央,志极坚定。”[22]不仅如此,风潮还在扩大。
2月3日,南昌召开公民联合会,宣布省议会成立前,“凡属赣省大事,对内对外代表,暂以本会为总机关”[23],摆出了与袁世凯对抗的姿态。大会提醒各省,袁对江西的压迫,绝不是孤立的事件,“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今日如此,他日可知矣”[24]。会议对袁的指责绝非耸人听闻。就在江西民政长事件发生不久,袁世凯便不顾《临时约法》的规定,不经参议院通过,即以命令公布了《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等一系列官制官规,并且强行规定“按照政府计划,以民国二年三月以前为限,一律办齐”[25]。省官制问题,一直是有严重争议的重大问题。1912年间,袁政府曾两次草拟中央集权的省制方案,交参议院讨论,都因参议院反应强烈而不得不在开议以前就收回修订。袁世凯这时公布官制官规,充分暴露了他在全国范围内追求封建独裁的目的。
眼看江西风潮继续扩大,除黎元洪外,程德全、柏文蔚、朱瑞、谭延闿等人也纷纷出面,主张和平解决。在北京,王芝祥为避免战争损伤国家元气,向袁世凯表示愿去江西调停。袁即乘机要他出任“镇抚使兼理江西都督事”,以便调李入京。但王没有答应,他认为:中央“不宜纯用手段,反启纷争”。磋议再三,王始勉强同意任“查办”[26],并于1913年2月16日离京南下。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派耿毅作王的副手,亲自交给他一封密信指示机宜,对解决江西事件的方针作了明确规定:“一、汪瑞闿到省长任;二、枪支不发;三、蔡锐霆、陈廷训重办;四、李烈钧下野。”[27]耿本是革命党人,袁看中他是直隶人,因而留在身边办事。但耿与李烈钧关系也好,因此他先王芝祥到达南昌后,便立即着手与李密商对付袁世凯的策略。
3月1日,王芝祥也到达南昌。他一面责成江西取消公民联合会,一面向袁表示,赣人对汪恶感甚深,请改任赵从蕃出任民政,则赣事至易了结。袁一时无力南顾,不得不同意妥协。同时,英国公使朱尔典也致函外交部,为太古洋行索取枪械的“耽延赔偿费”[28],自1913年1月28日起,每日索价二百两。这个经济压力也使袁政府承受不了,不得不从速解决江西事件。3月11日,袁世凯发布赵从蕃署理江西民政长命令,参、海、陆三部也电令发还扣留的江西械弹。在李烈钧的顽强抵抗面前,袁世凯只得表示让步。
但是,李烈钧毫不妥协地坚持原来的立场。他表面发电欢迎赵从蕃,实际上却把民政长一案交给省议会,因这届议会已改变了原来共和党人占优势的局面。江西省议会一开幕就讨论民政长一案,并通过决议,根本否认袁有任命民政长的权力,并致电袁世凯说:“省官制未经参议院议决,实无承认之理由。……大总统简任之命令,实非根据法律,未敢服从。”[29]袁世凯接电后,大为恼怒,即电告黎元洪,申斥江西省议会“蔑视约法”,扬言“若仍借端反对,则惟有执法进行,以维大局”[30]。但江西省议会不畏强暴,痛斥袁实行专制,表示要为“维持约法,保障民权”而斗争[31]。慑于江西的民气,赵从蕃裹足不前,害怕重蹈汪瑞闿覆辙。
此外,李烈钧还在3月15日接收了被袁扣留两月之久的军械,并毫不迟疑地对袁世凯走卒戈克安采取了断然措施。他首先发布命令,改编金鸡坡炮台及驻浔上下两炮台为上三台,湖口东西炮台及马当炮台为下三台,上三台任命陈廷训为总台官,下三台任命陈传曾为总台官,并且命令驻浔第九团编入第一师,从而把戈克安作为九江镇守使的职权统统剥夺了。接着,他又向九江—湖口一线增兵,命令第一师长欧阳武在沙河(今九江县)设立司令部,压迫戈部。戈克安一日数电向北京告急,王芝祥闻讯从南昌赶到九江调停。27日晚11时,蔡锐霆率兵二连袭占湖口炮台。结果,袁世凯只好让戈克安离职赴京,任命王芝祥暂兼九江镇守使,节制浔、赣各军,李烈钧遂于4月2日通告“地方安宁,人心大定”[32],实际上是宣告对袁斗争的胜利。
自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同袁世凯的斗争中,从未取得胜利。李烈钧在这次江西民政长事件中所取得的胜利,是当时革命党人所赢得的唯一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虽然只是局部性的和暂时的,但它证明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必须用武装斗争来保卫,离开武装斗争,革命党人就不可能在同袁世凯的斗争中取得任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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