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三省
袁世凯对东三省的控制,同样不遗余力。
武昌起义发生后,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首的封建势力,在“保境安民”的旗号下,顽固对抗革命。他们通过奉天咨议局表示:“如竟成共和政体,应请将东三省暂予特别办法。”[1]所谓“特别办法”,就是“举恭王即皇帝位,以赵尔巽为总理”[2],在东三省成立满洲小朝廷。
袁世凯一直密切注视着东三省的局势。他认为赵尔巽心怀叵测,便暗中加紧收买东三省将领,以牵制赵尔巽。他派遣密使,赠给张作霖“军刀一柄及其他贵重物品,价值一万余元”[3]。同时委张锡銮为东三省边务大臣。张锡銮的任命遭到赵尔巽公开抵制后,他又一面调动北洋第四镇,进行“武力震慑”,一面派心腹段芝贵赴奉天活动。在袁世凯拉拢下,张作霖态度一变,公开通电拥戴袁世凯做“共和大总统”,并向袁表示:如满族贵族在东三省建立小朝廷,“自有统领等抵制,请纾廑念”[4]。在此形势下,赵尔巽被迫作出拥袁决定,但同时提出以东三省用人、行政不变更为条件[5]。袁世凯权衡利害,满足了赵尔巽的要求。3月15日,他正式下令分别改任赵尔巽、陈昭常、宋小濂为东三省都督和吉林、黑龙江都督。就这样,在充满狡诈和肮脏的交易中,东三省挂起了五色国旗。
东三省虽然宣布改旗易帜,但用人行政一仍其旧,来往公文、示谕仍用总督印信,大清银行、官报发行所等名目依然存在如故。直到这年11月张锡銮取代赵尔巽时,还发布告示,劝导各界剪发,改用阳历,宣布不准再用前清衔翎及钦命字样,大人、老爷、卑职、沐恩等名称,请安跪拜诸仪节以及前清官帽官服,等等[6]。可见,在此之前,封建统治秩序并无丝毫改变。在此情况下,革命党人遭受迫害是并不奇怪的。赵尔巽公开宣称:“今者政体已定,更无革命之可言”,“倘再意图破坏,扰害治安,即属国民之公敌”[7]。他强令所有革命军队及革命团体“立即解散”,凡非奉籍党人,一律驱逐出境,奉籍党人必须“各回旧业”[8],否则,就“借重武力”。锦州铁血会支部未及全部解散,即被指控“存心扰乱治安,破坏大局”,“一日拿获三十七人”,后经丁开嶂极力营救方陆续开释,但铁血会调查部长王寰已冤死狱中[9]。
吉林、黑龙江并不比奉天好些。黑龙江宣布共和当天,宋小濂还在捕拿革命党人。同盟会支部长管颖侯、理财部长关步青就因揭露他“破坏共和,暗助宗社党”,一个被通缉,一个被逮捕。同盟会虽一再派人交涉,致函诘问,他仍声称“按律惩办”,绝不“稍涉宽纵”[10],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吉林陈昭常同样“阳奉共和之名称,实阴施其毒辣之手腕”,致使“遍地叫苦,民不聊生”[11],“人民空享共和之虚名,常受专制之实祸”[12]。
赵尔巽等肆无忌惮迫害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早在劝赵赞同共和时,他就有话在先:“如省内有借名革命紊乱秩序者,均认为马贼,即行弹压勿贷。”[13]赵等后来解散革命团体,遣散革命党人,他又派朱锡麟、张英华、张石携巨款协同办理。朱等到奉天,仅用二十天时间,便“将东三省及所属各蒙旗党人一概资遣净尽”[14]。
但是,袁世凯支持赵尔巽“保全”东三省,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扩张北洋势力。因此,当赵尔巽自恃“保全地方”有功,企图垄断东三省权力,而坚决反对三省都督平权[15],要求改称奉天都督为大都督,仍照前清律例,“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一切政事”,并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袁的“军民分治”阴谋计划提出异议时,他便毫不客气地要迫赵去位了。
其实,袁世凯先前委任张锡銮为东三省边务大臣,派段芝贵赴奉天活动,就有乘机取代赵尔巽的意图。只是由于赵尔巽宣布“赞成”共和,打乱了他的如意计划。1912年4月,袁准备再次采取措施,策划由齐耀琳出任东三省都督,但未及实行,即遭到赵尔巽的抵制。赵鼓动东三省将领联名致电袁世凯,声称东省时局万分危险,若骤易生手,恐将“全局动摇,前功尽弃”,并特别指出:东省现在局面纯系“赵都督剖心呕血换来者”,为“彰公道而安人心”,必须“倾心推重”,“决不令赵都督避谤引退”[16]。但袁世凯去赵之心并未因此而打消。随后,他改采“釜底抽薪”办法,策动东三省将领,特别是张作霖叛离赵尔巽。张作霖本与赵貌合神离,自袁世凯改编其部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并任他为师长后,便更加有恃无恐,处处与赵作对。赵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再次提出辞职。11月3日,袁世凯批准赵“辞职”,以张锡銮署奉天都督(16日正式任命奉天都督),并加陆军上将衔,终于实现了他对东三省的直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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