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的干涉
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革命,一向是极力破坏和阻挠。还在武昌起义的前夕(10月3日),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根据情报,便要求增派英舰来汉口。武昌起义爆发,英、美、德、日、俄、法、奥等各帝国主义国家驻远东的舰队,纷纷驶向汉口。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尖锐,没有能够互相勾结起来,重演八国联军的丑剧,以暴力干涉中国革命。它们所采取的手法是相继宣告“中立”。从此,帝国主义就披着“中立”的外衣,借口“保护”外侨,对中国革命不断地进行干扰和破坏。
武昌起义一发生,日本政府就把这次革命“仅看作一次内乱”,采取了“不与叛党发生任何外交关系”的方针[1]。
10月13日,即武昌起义后三天,清政府陆军部尚书荫昌特派人赴日本驻华公使馆恳请青木少将:“欲由日本火急购买炮弹三十万发,枪弹六千四百万粒,步枪一万六千支。”[2]日本政府立即决定予以援助。日外相给日使的复电说:“帝国政府鉴于清国政府为剿讨革命军急需枪支、弹药等迫切情况,已决定由本国商人设法供应,予以充分援助。”[3]在日本政府的上述方针下,10月23日,由泰平公司代理店、北京大仓洋行和清政府陆军部之间签订关于购买武器合同,总计价款日金二百七十三万二千六百四十元整。
11月3日,即上海起义的当天,帝国主义者以“侨民义勇队”的名义,一度侵占沪宁路车站。同月上旬,美、英、德、日等国停泊在南京的军舰派兵入城,其游弋福建的海军也在福州登陆。同月15日,俄、日、美等国借口保护驻烟台的领事馆,也派水兵在烟台登陆。综合统计,到11月中旬,帝国主义在中国内河停泊的军舰,已达五十一艘,兵力配备达一万九千人。此外,他们还借口保持北京、天津、山海关间的交通,陆续在这条线上增加兵力。据12月15日英国陆军武官的报告,当时北京、天津、塘沽、唐山、秦皇岛及山海关等地,帝国主义驻军(包括英、美、日、俄、德、法、意、奥、荷、比等国),已达七千多名。
除武力威胁外,帝国主义还从经济上百般设法扼杀中国革命。例如扣留海关税款,便是极狠毒的一招。原来,作为清政府所借外债和对外赔款担保品的税款,照例是在征收后存在中国的银行里。但当革命军占领一些南方口岸后,帝国主义公使团竟然于11月17日议定将中国“海关全部税收均置于总税务司之下”,并“委托”上海各外国银行组织专门机构管理。此后不久,公使团又指定由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联合组成一个非常委员会,来劫夺和分配中国的税收。帝国主义者扣留海关税款的目的,英公使朱尔典在11月23日写给英国外交大臣的报告中说得十分清楚:“一当某一条约口岸的管理权从清政府落到革命党手中时,征收的款项就处在后者的支配之下,因而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危险,即可能被他们用来充作军费,或供满足叛党政府的其他急需之用。”[4]
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害不尽相同,因此在如何破坏和干涉革命的主张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日本和俄国较为贪婪,可以算作一类。英国和美国可以算作另一类。
日本口称“中立”,实则窥伺时机,企图宰割中国,力图将革命势力限制在长江以南,而在华北、内蒙和东北一带保持帝制,建立一个亲日政权。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日本军部便认为“在蒙古掌握各种权利的时机已到”,并曾秘密指使川岛等人,在满蒙一带进行此项阴谋活动。1911年12月18日,日本通过横滨正金银行,贷给内蒙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银二万两,以该王“所辖全部领土为抵押”[5]。
日本对满洲之阴谋侵吞,更为其一贯之政策。1911年10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即作出决议:“鉴于帝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清国之间具有极密切的关系,故我政府应不断努力,以求对清国占有优势的地位,并须多方划策,使满洲现状得以永恒持续。此乃前任内阁在执政期间经过庙议所决定的方针。”[6]
俄国对中国的侵略立场,与日本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趁机“一举分割满洲、蒙古”。10月21日,武昌起义后不久,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上奏沙皇说:“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为我国利益起见,应尽可能与东京内阁交换意见,以便不错过加强我国在中国地位的时机。”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示完全赞成他的见解[7]。
1911年10月2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会见俄国首相的一次谈话说得更为露骨,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辛亥革命“对日、俄两国的特殊利益实是一场很大的危险。迄今为止,日、俄两国所获得的特殊利益,全系取自现存的满清朝廷。与其坐视事变自然消长,何如援助现存的满清朝廷,或将有利于维护日、俄两国的利益”。同时,还公开地谈到,“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一九○七年协约中规定的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8]。不过,他们都担心英、美、德各国的干涉。所以尽管反复商讨,终于没有付诸施行。
英国不同意日本大规模武装干涉的主张。它看到清政府“似已没有希望”,“一切用武力来挽救这个国家的企图失去了可能性”(朱尔典11月6日的报告)。而它的经济利益又主要在长江流域一带,因此它一方面不敢公开得罪革命政府,怕损害自己的利益;另方面又反对日本等国的单独行动,以免影响它的势力范围。因此,它三番五次地警告日本不得对中国采取单独的干涉行动。
美国也不同意日本的主张,因为它在远东的兵力不仅不及英国,也不及日本。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有利于日本势力范围的扩大,却不利于实现自己的野心。因此,它在德国支持下,提出列强在华“一致行动”的原则来牵制日本。
德法两国因忙于欧洲事务,也都希望不破坏原来在远东的“均势”。西方列强都不同意日本的主张,而唯一同意的俄国,也处于矛盾状态。俄国驻华公使在寄往彼得堡的报告书中说:“一系列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将我们同法国和美国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可能与这两个友好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
在上述情况下,帝国主义破坏辛亥革命的手段,就不是按照日本的主张,而是按照英国的主张进行,即从中国内部找寻代理人,窃夺革命战果,埋葬革命。拥有军事实力的袁世凯就成为这一角色的唯一人选。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就扬言:“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9]英公使朱尔典在袁入京前夕向其外交大臣格雷报告说:“袁世凯可望于明日清晨抵京,这件事情已在此间产生一种安定人心的效果。”15日,格雷复电说:“我们对袁世凯怀着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在革命后将建立一个足够强健的政府,它能够公正地处理对外关系,并能维持国内秩序及为发展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样的政府将会得到我们能够给予它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10]
此后,正是在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支持下,袁世凯加紧搞“南北议和”的骗局,借以绞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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