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武被杀事件
在唐绍仪内阁和陆徵祥内阁风潮中,同盟会领导人为了民国政局的稳定,尽量保持克制。但是,袁世凯并不以取得的权势为满足,也在寻找一切机会,分化、瓦解和打击革命党人。1912年8月15日夜,武昌起义重要将领张振武和随员方维在北京被袁世凯突然下令捕杀,就是一桩典型事例。
张振武(1870—1912),字春山,湖北竹山人。他于1911年6月在武汉加入共进会,后参与武昌起义的指挥,并于起义成功之后,出掌湖北军政府军务部。不久,孙武伤愈出任部长,张即退居副长。随后,黎元洪以群英会反对军务部为口实,先后将孙、张和蒋翊武解除军务部职务。当时,张振武虽然与孙武一起组织了拥黎的民社,但张实际上瞧不起这个被枪杆子逼出来的副总统。他对自己被无辜排挤出军务部非常不满,曾让人向黎元洪要求留任,甚至要求出任军务部长,因而引起了黎元洪的忌恨。
袁世凯对于首义地区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何况黎元洪是他在南方最重要的同盟者,利用黎打击革命党人,正是他的重要策略。但黎毕竟不是北洋系军人,而且还担任同盟会协理,如何防止黎倒向同盟会,也是袁所要考虑的问题。于是,他接受参谋次长陈宧献策,利用湖北内部的矛盾,玩弄阴谋诡计。陈宧跑到武昌,私下对黎元洪说:“三武不去(指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则副总统无权,若辈起自卒伍下吏,大总统召其来京,宠以高官厚禄,殊有益于副总统也。”[1]调虎离山,正合黎元洪的心意。
1912年5月间,“三武”先后奉召北上,由袁世凯授以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衔。但张振武对此极为不满,责问段祺瑞说:“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2]还两次向袁世凯递屯垦条陈,要求主持屯垦事务。为了敷衍张,袁先委他为蒙古屯垦使,当他要求设立专门机构时,袁便不加理睬了。张一气之下,竟不辞而别,于6月中旬返鄂,然后凭借自己在湖北的实力,设立屯垦事务所,向黎元洪每月索款一千元,准备招募一镇精兵,赴蒙古镇抚。黎元洪对张振武的返鄂很是忧虑,因他与孙武、蒋翊武不同,手中一直掌握着一支精干的武装——将校团。张振武凭借这支武装和他在军队中的影响,一直不把黎放在眼里。
袁世凯对黎、张之间的矛盾非常注意,殷殷电请张振武再次进京,商议国事。黎元洪也赠与张路费四千元,并假意表示:“对于张君可抚心自问,并无一些相待不好之心。”[3]在袁、黎的哄骗推拉下,张振武于8月上旬随刘成禺、郑万瞻等人又来到北京,同行的有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三十多人。
张振武这次进京,实际是钻进了袁、黎预设的圈套,但他却毫无戒备。8月14日,张振武在德昌饭店宴请同盟会和共和党要人,希望“消除党见,共维大局”[4]。15日夜,为调和南北感情,他又与湖北来京将校一起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校。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出席敷衍。10时左右,酒阑人散,张振武与冯嗣鸿、时功玖分乘三辆马车返回旅社,当途经正阳门时,段芝贵即指挥潜伏的军警突起拦截,将张振武捆绑起来,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在此之前,方维也在金台旅馆被捕,被押往执法处的城外分局。16日凌晨1时,距被捕仅三小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于木桩上,身中六枪毙命。临刑前,他对行刑士兵愤怒地说:“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5]方维也同时在城外被害。
张振武被捕后,同行的时功玖知事态严重,赶紧与共和党民社派联络。16日凌晨3时,他和孙武等匆匆赶到军政执法处进行营救。然而,陆建章淡然告诉他们已经行刑,并出示了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根据黎元洪的密电,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副署。面对这令人震惊的突然事变,孙武默然无言,刘成禺愕然说:“我不知竟死得这样快!”[6]请张进京的民社派郑万瞻、哈汉章感到他们坑了朋友,心中无限悲愤。他们一夜未眠,早晨8时又前往总统府质问,但不得要领。旋至哈汉章家会议,准备采取政治行动。
袁世凯对张振武案,故意不事张扬。军政执法处仅于8月16日在金台旅馆门首张贴了一张布告,公布袁世凯根据黎元洪密电所发的军令,算是向各界宣布了这一事变。黎元洪在密电中,以十分含混的措词,指控张振武:“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食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扇将校团乘机思逞……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指所谓的三次革命)。”[7]袁便根据这份不足征信的电报发布命令,残杀了这位参与创建民国的革命志士。但事后,他又命令以大将礼厚葬张、方,并赙赠三千元,企图安抚因张振武被杀而感情受到伤害的人。
当然,权术是压制不住人们的愤怒的。由于张振武是共和党内的民社派人,民社派首先发难。他们以参议院为中心,与袁世凯展开了合法斗争。8月18日,张伯烈领衔向参议院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控诉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8]。翌日,参议院破例讨论质问案(按惯例,质问案直接送交政府,不在院内讨论),刘成禺首先登台,愤怒抨击政府:“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9]会场气氛悲愤异常。在连续三天的参议院会上,共和党、同盟会议员以从未有过的一致态度,共同谴责袁世凯和黎元洪。
参议院虽然提出了弹劾的问题,但却无法通过。当时共和党方面,民社派与张振武个人的利害关系比较密切,因而态度激昂,主张弹劾;而共和党的非民社派分子,只是因为不敢开罪于民社派而随声附和,他们支持袁世凯对付革命党人的政治态度并无改变。在同盟会方面,虽然个别议员言词比较激烈,但他们同张振武的个人感情比较疏远,多数人只是着眼于改组政府,希望乘内阁无能,行将倒台之机,推宋教仁出面组织政党内阁,然而他们并不敢冒推翻袁世凯的风险。因此,参议员们都用循规蹈矩来掩饰他们的怯懦,首先在提出弹劾案的问题上就表现迟疑不决。张伯烈说:“本院以人数不足,终不能擅提弹劾案,以蹈于非法之举动。”[10]的确,参议院陷入了这样的矛盾中:为了维持约法,必须对违法的政府提出弹劾;而提出弹劾,根据约法规定,必须有总员四分之三以上的议员(即95席)出席,但参议院自开院以来,从来就没有那么多议员出席,因此限于规定,又不能提出弹劾案。结果是,守法的参议院,却不能根据约法制止政府违法。
但是,袁世凯历来不把这个怯懦的参议院放在眼里,他抓住参议员们害怕动乱的心理,在致参议院的咨文中闪烁其词地说:“查此案情节重大,因张振武、方维本系军人,故以军法从事。惟所牵涉之人及所牵涉之事,不特关系湖北一方之治乱,且关系全国之安危,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现之处。”[11]实际上,他是用所谓“暴民政治”的阴影吓唬胆小的参议员,并暗含扩大事态,株连革命党人的用意。参议院受到藐视,气愤之余,不得不决定于21日下午开秘密谈话会讨论提出弹劾问题。
参议院的所谓弹劾,共和党主张弹劾国务院全体,而同盟会只主张弹劾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双方在细节问题上扯皮,对真正的罪魁祸首袁世凯反而轻轻放过了。参议院所要提出弹劾的国务总理陆徵祥,只是一个无用的傀儡,他在张案发生之前,就因政务困难,托病住院治疗,与张案毫无关系,风潮掀起后,无须弹劾案成立,他就主动提出辞职了。然而,就是这样可怜的、不触及根本的政治行动,袁世凯也蓄意要让它流产。
袁世凯首先运动共和党中的前清立宪派分子,让他们“出为调停,冀得平和了结”。这些人劝告民社派说:“如弹劾无效,(参议院)必出于解散之途,而大局为之动摇。”[12]经过幕后的密议,本来就支持袁世凯维持秩序的民社派开始退缩。就在参议院开秘密谈话会的当天,即21日下午5时,袁世凯又礼请民社派参议员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郑万瞻到总统府面谈。袁首先虚伪地向他们表示了对张振武的钦佩,表彰了张在武昌起义中的功绩,然后逼问民社派说:“黎副总统来电,指陈一切,非常厉害,仿佛不即杀之,必足以发生大乱、妨害治安者。故不得已,用快刀断绳办法。其所行种种不法事项,多在湖北,诸君均属鄂人,如不治之,乱将如何?”袁以治乱相问,竟使鄂议员难以对答。于是,袁向他们表示歉意说:“此间知法律者甚少,杀之之手续亦不完全耳。”[13]他这一席话,使民社派终于软化。此后,民社派竟在参议院中大呼起“维持大局”来了。
以同盟会本部为代表的同盟会稳健派,则唯恐国家重陷动乱,因而不愿和袁世凯决裂。他们把张、方案的责任主要归咎于黎元洪,于8月22日宣布革去黎元洪协理,并予除名。但以戴季陶等人为代表的激烈派却主张“以武力破坏法律者,仍以武力治之”[14]。稳健派对于党内的所谓“轻躁之士”的这些言论,十分忧虑,他们责问说:“今日之时局诚堪再生莫大之扰乱耶?再生莫大之扰乱,中国能不亡耶?是故贼天下者,必武力解决之一言也。”他们并一再强调:“国民对于此案,当完全诉之法律,求解决于法律问题之内。”[15]孙中山虽然没有参与这场辩论,但他的行动表明,他也不支持激烈派的主张,依然在谋求与袁世凯合作建设民主国家。因此,激烈派的主张,暂时还得不到党内的普遍支持。
8月28日,拖延了一个多星期的弹劾案,终于提交参议院开议。这件《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由张伯烈、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四人提出,同盟会参议员陈家鼎等八人连署。该案仅指责陆徵祥、段祺瑞“辅佐乖谬”[16],使总统违法,要求袁世凯免他们的职,丝毫未涉及张振武案的阴谋。与此同时,刘星楠还提出了《提议咨请政府查办参谋总长黎元洪违法案》,指责黎“为破坏约法,背叛民国之元恶大憝”[17],要求政府查办。然而,这两个不中要害的提案,在提交参议院时,却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议,徒然激起共和党、同盟会议员间的无谓冲突而已。张振武案就这样不了了之。张案风潮,在同盟会内部,加深了稳健派和激烈派的分歧;在参议院内部,则加剧了共和党和同盟会的对立,使号称民国立法机关的参议院,更加信誉扫地。袁世凯、黎元洪坐享渔人之利,实际的政治收获,大大超出了他们原先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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