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蔡拥袁立场的转变
随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加紧,梁启超及其门生蔡锷等原进步党人的拥袁立场也起了根本的变化。
如前所述,梁启超本是拥袁派。至于原云南都督蔡锷,他领导过云南的辛亥“重九”起义,且在南北议和期间,对袁世凯的阴谋活动曾有所揭露。但是不久,随着清帝宣布退位和袁世凯的上台,他的态度也为之一变,与他的老师梁启超完全一致了。1912年2月,南北争都事起,他是袁世凯建都北京的支持者。六七月间,同盟会为组阁问题与袁世凯发生一系列冲突,他以政府拥护派自居,积极作袁后盾。在地方,他支持唐继尧控制贵州,联络黔、蜀、桂各都督为袁“保障西南”[1]。在中央,他先后倡议军人不入党和解散一切政党,以瓦解同盟会,并且极力反对《临时约法》,主张予袁以自由解散议会和任命国务员之权。次年三四月,“宋案”和“善后大借款”事件相继发生,他无视全国舆情,为袁多所辩护。及至“二次革命”爆发,他又不顾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对他的善意争取,公然奉袁世凯之命派兵入川,参加镇压重庆熊克武的起义。10月,蔡锷奉调入京,临行前,他当众宣布:衡量中国现在形势,非袁“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2]。到京后,他接受袁的任命,先后担任过政治会议委员、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会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
总之,直至筹安会发生前,无论是梁启超还是蔡锷,都没有公开揭出反袁的旗子。
但是,梁、蔡拥袁也是有一定条件和限度的。首先,他们拥袁,最终还是为了改良政治。而改良政治,他们认为只有战胜“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和“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指官僚派和革命派)才有可能。但是,这两大敌人“各皆有莫大之势力蟠亘国中”,以“极孤微之力与之奋斗”,欲同时“战而胜之”,实在是“力所不能逮”。于是,他们不得不急其所急,“认祸国最烈之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而于第二敌转不得不暂时稍为假借”[3]。这便是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拥袁的基本原因。
大体说来,1913年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前,梁、蔡“先注全力以与抗”的第一敌,是“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二次革命”被镇压后,由于革命派在国内已无立身之地,他们的注意力便开始转向先前的第二敌——“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了。蔡锷在1913年10月5日离滇前的一次演说中,曾明确说过:“暴烈派之失败,虽以兵力为之,而进步党之鼓吹社会扶助政府者,其功亦诚不小。今后进步党之所虑,惟在官僚派耳,诸君尚其注意。”[4]这表明梁、蔡与官僚派头子袁世凯的矛盾和冲突,有其不可避免的根源。
其次,梁、蔡并未因拥袁而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诚然,他们对民国成立后的政治多所不满,但却从未对共和国体提出异议。不仅蔡锷如此,即如民国成立前曾倡议过“虚君共和”的梁启超,也当众宣布过“拥护共和国体”为其“理论上必然之结果”[5]。1914年11月,他甚至在参政院与蔡锷等人一起,联名向袁世凯提出建议案,要求对淆乱国体的清室复辟派,“照刑律内乱罪从重惩治,以期消弭祸患于无形”[6]。他们始终坚信立宪制度是近百年来“一切政治之原动而国制组织之根本者”[7],为世界各国“早晚必须采用之制度”[8]。因此,他们虽然同意袁世凯停止国会议员职务,但并不认为可以从此不要国会。1914年1月8日,蔡锷在政治会议茶话会上就特别强调:处置国会一事,只能按当时各都督原电所云,“给资回籍,另候召集”,“不能越其范围”[9],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因此取消国会。梁启超1915年7月20日发表的《复古思潮平议》一文,也明确指出:“民国初元之政,诚尤不足以餍人望也,然岂必其政之本体绝对不适用于中国?毋亦行之非其道非其人耳。既察某制度为今后所万不可不采行,前此行之而有弊,只能求其弊之所在而更张补救之耳。若并制度其物而根本摧弃之,天下宁有此政猷?例如民选议会制度,既为今世各国所共由,且为共和国体所尤不可缺,前此议会未善,改正其选举法可也,直接间接以求政党之改良可也,厘定其权限可也,若乃并议会其物而去之,安见其可?”[10]梁后来回忆说:他和蔡锷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11]。他所谓的“上政治轨道”,就是依照他的主张实行立宪政治。
再次,梁、蔡始终坚持以爱国为其拥袁的前提。梁启超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所以翼赞袁世凯,原因之一就是惧“邦本屡摇”,想借他的势力以“奠定国基,振兴中华”。至于蔡锷,直到1915年5月9日中日“二十一条”签字后,仍向人表示:“中日交涉,不出吾人所料,可为慨叹。来日方长,真不知税驾之所。”“主峰(指袁世凯)曾语兄(蔡自称):交涉完,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此言若信,诚吾国无疆之福,兄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12]
以上事实表明,梁启超、蔡锷虽然也拥袁实行开明专制,但同时却具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思想品德,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会与袁世凯分道扬镳的。
梁、蔡对袁世凯的疑虑始于1914年下半年。正如前面所述,这年5月,袁世凯非但没有重开国会之意,而且公开宣布废除国务院,设立政事堂,改国务总理为国务卿,种种复古举动,实在使他们“越看越不对了”[13]。于是,一种“时事日非”、“国事不可论”的感觉渐渐在他们心头萌生、郁结、滋长起来。开始还只是二三朋辈间的窃窃私语,不久便公开见之于参政院了。他们不仅就外交、财政和军政问题向袁政府提出质问,梁启超还公开号召各参政不能“纯粹作政府一留声机器”,对其“不是之处”,应根据民意“立即纠正”,以利国计民生[14]。
蔡锷这时与梁启超的态度大致是相同的。1915年1月16日,袁世凯特任蔡锷为经界局督办,命令发布前,蔡曾以“对于此事素少研究”为词,向袁力辞[15]。命令发布之日,他正在天津。次日,他急忙赶回北京,再次具呈表示“不愿身预其事”[16]。然而,一次又一次的辞呈均为袁世凯所拒绝。蔡锷无奈,只好勉强于22日就任,以便将计就计,从清理经界入手,解决征兵退伍后的移垦屯殖问题,为将来军事上改行征兵制度,增强国防力量准备条件。所以他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使所有筹办事宜“均粗具规模”[17]。接着,又于局中设立编译所,“督率各员搜集中外专籍,悉心探讨,编成《中国历代经界纪要》暨《各国经界纪要》各一册”[18]。蔡锷就任后,为贯彻己意,态度固然积极,但对袁的种种不满,也屡有流露。当有人问他:“各省设立经界行局,何时始有眉目?”他无可奈何地说:“如此办去,恐民国十年亦无何等效果。”又说:“当初李仲仙(李经羲)等再三不肯担任,我就知道此事不容易办。现在非但不容易办,而且办了也不讨好。任公先生办币制局毫无结果,将来恐怕我师生同一命运。”[19]至6月初,他又一次向袁具呈,请求解职。
不过,这时梁、蔡都没有想即起反抗。甚至到1915年1月,袁克定宴请梁启超透露变更国体后,梁还认为“改号事并非如此亟亟,尚有余日回旋”,仍按原定计划,“二月半南下,在沪小作勾留,便归粤为老亲介寿”[20]。他们对袁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失望而非绝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只“思所以匡救之,阻止之”,而不“思所以裁制之,惩治之”。他们幻想袁世凯能在某天早上,接受他们的忠告,悬崖勒马。用蔡锷的话说,就是“竭忠尽智,希冀感格”[21]。这年6月底,梁启超匆匆离粤,随江苏将军冯国璋入京,还是抱着这样的目的。他回忆道:“那年阴历端午前后,我又出来,到南京玩耍,正值冯华甫做江苏将军,他和我说,听见要办帝制了,我们应该力争。他便拉我同车入京见袁世凯,着实进些忠告。”[22]如前述,当梁氏听到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诡称:他绝无帝制自为之意,甚至说他,“已备数椽之室于英伦,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汶上”[23]。梁便相信了他的鬼话,“以为他真没有野心”,而回天津继续过其书斋生活了[24]。
然而不久,袁世凯就自揭假面。8月14日,由他一手操纵的筹安会,在共和国的废墟上破土而出。梁启超、蔡锷数月来力图“匡救”和“阻止”的帝制,终于不以其意志为转移而发生了。这使他们受到一次莫大的嘲弄。多年来,针对革命派人士对袁世凯称帝野心的揭露,他们一直为袁向国人保证:“今日大势,子孙万世之业,决无人敢作此幻想。”[25]现在袁世凯却无视他们的体面,公开打出帝制旗号,还有什么比这更为难堪的呢,他们在革命派面前又输了一着。面对当时“普天同愤”、“党人思逞”的形势,无论为公为私,都不容许他们继续缄默了。于是,梁启超、蔡锷从此走上积极反袁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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