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代表大会”的骗局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态度变化和北洋派内部风波的平息,袁世凯及其党徒乃悍然不顾人民的抵制和反对,决定尽快实行君主制。他们认为时间越拖,天下越乱,这种乱不是由于帝制运动引起的,而是因为没有皇帝,只要有了皇帝,就可以稳定人心,出现安定的局面。于是,由梁士诒、杨度等人指挥,“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第三次请愿书,推翻了原来召开国民会议的成案。他们说:“国体问题发生以来,至今已有悬崖转石不至地不止之势,四民百业延颈以待久矣。”他们以原来召开国民会议的方法“过涉繁琐”,“而大势所趋又难久持”为理由,要求参政院本“立法贵简,需时贵短”的精神,“另设机关,征求民意”,“以定国体,而固邦基”[1]。同时上请愿书的还有“全国商会联合会”、“教育会联合会”等团体。参政院便以“尊重民意”为名,于10月6日开会,决定不再召开国民会议,而“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组成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袁世凯接到参政院咨文,于10月8日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并于10日申令说:“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民所好恶,良用兢兢,惟有遵照约法,以国民为主体,务得全国多数正确之民意,以定从违”;又命令京外文官武将“保全地方”,“静候国体之最后解决”。
所谓“保全地方”,就是无情地镇压反对帝制的活动。关于这一点,在内务部10月3日致各省的密电里说得最为露骨:“清除乱党,严防煽动。”各地文武官吏心领神会,纷纷回电表示效忠:奉天段芝贵保证境内治安,“可负完全责任”。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说:“汝成之力足以担任维持”,望“俯顺舆情,速定大计”。湖北王占元保证“力任地方治安”。张勋复电说:“勋军驻扎地点均已布置严密,务使跳梁之辈无隙可乘。”安徽倪嗣冲保证:“凡所以维持秩序,防患未萌以及保护外人生命财产,自应担负完全责任,并另筹马步炮十五营派皖北镇守使倪毓棻统率驻蚌埠,以备缓急,而资调遣。”湖南汤芗铭说:“倘有阻挠救国大计,誓当为王前驱,除此公敌。”四川陈宧表示:“我军人以定乱保安为天职,但知效忠元首,不识其他……袍泽同行,馨香祷祝,所愿中原有主,保我黎民世世子孙免沦异域。”[2]
北京为各省作出了“保全地方”的榜样。筹安会出现时,北京报纸如《国民公报》、《新中国报》、《醒华报》、《天民报》等,都抱反对态度。北京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等指使爪牙多方对付,软硬兼施,或用金钱收买,或以暴力查封,将反对帝制的舆论摧残殆尽。据上海《申报》报道:“京中报纸所载,大都请愿代表等千篇一律之文字,其有载反对言论者仅一二家,然亦时受对方攻击。”[3]最后,除外国人办的报纸外,都噤若寒蝉,不再出言反对。军政执法处和警察厅的警探,遍布北京城厢内外,滥施淫威。谁若出语反对帝制,即被扣上“乱党”的帽子,逮捕治罪,搜查家宅,连坐亲属,甚至处以极刑。茶馆、饭店、旅社等公共场所大都张贴“勿谈政事,致干严究”的纸条。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开封、长沙、西安等大城市,都有密探四出侦查,迫害商民。上海名流中被列入“罪榜”者达七十三人。“国货维持会”和“劝用国货会”因拒绝请愿帝制,被诬为“革命机关”,北京统率办事处密电拟捕两会会员十余人之多。《民新日报》、《民国公报》、《爱国报》、《民意报》、《民信日报》等,或以“防害治安”,或以“造谣煽惑”等罪名,都被取缔。在袁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一时竟使“共和国体下之人民,罔敢拥护共和国体”。人人“心实非之,而口又不敢不是,心口相背,率天下人以假”[4]。就是在这种恐怖的气氛里,袁记国民代表大会吹吹打打拉开了帷幕。
全国各地于10月25日开始选举国民代表,从28日起陆续举行国体投票。投票地点规定在将军或巡按使公署内,将军和巡按使是法定的投票监督人。会场内外布满军警,名为保护,实为威胁。票面只印“君主立宪”四字,令投票人写上“赞成”或“反对”字样,再签上自己的姓名。投票前每个代表发大洋五百元,作为“川资或公费”;将军或巡按使还要发表演说,痛诋共和,称颂君宪。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人敢写“反对”二字了。投票之后,紧接着又推戴袁世凯为皇帝。至12月7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一律告竣,先后上报参政院,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
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包括对帝制一度持保留态度的冯国璋、张勋、陆荣廷、唐继尧、龙建章等,都有劝进的密呈或密电给袁世凯,报告各地选举投票情形,内容差不多都是“万众欢腾、歌声雷动”之类的话,又都要求袁氏“俯顺民情,早登大位”,“以承天命,而慰人心”,等等。此外,北京及各省商民团体的劝进电报、呈文、奏折,形形色色,成百上千。有的省数十件,有的省一二百件,多者达三百余件。文电的多少,以该省官吏对帝制的态度为转移。不少电文都是数百人签名画押,以示郑重。如奉天商会会长孙百斛等一千铺户,广东七十二行商劝进团五百一十五人,以杨度等“六君子”为首的“宪政协进会”会员一万五千余人(这是帝制运动中列名最多的一个劝进表),等等。袁世凯差不多全部批阅了这些文电,有的还批上“发登公报”字样。段芝贵的代奏文电首屈一指,袁批“奉电甚多,然不宜多发表”。
在文武官吏和“商民”的一片劝进声中,自称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参政院,于12月11日上午9时开会,举行所谓解决国体总开票。由秘书长林长民报告全国国民代表大会之人数与票数。各省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当场杨度和孙毓筠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立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歌功颂德一番之后,要求袁世凯“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点半,在欢呼声中散会。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另行推戴”。他首先表示:“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他明明是“同意”推翻民国了,但接着他又故作谦辞说:“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迭经事变……辛亥之冬曾居要政,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5]
另行推戴是假,要党徒为他背誓失信进行洗刷是真。按照预谋,同一天下午5点,参政院再次开会,由秘书长报告袁氏咨文,孙毓筠等提议说,此事既属全国一致,元首亦未便过拂舆情,理应由本院以总代表名义呈递第二次推戴书,仍推秘书厅起草。众赞成,退席休息。
秘书厅仅用15分钟就拟成二千六百余字长文。参政院继续开会,众人对推戴书均无异议,乃于当晚进呈给袁。在这个推戴书里,称颂袁有经武(练新军)、匡国(屠杀义和团)、开化(办新政)、靖难(绞杀辛亥革命)、定乱(镇压“二次革命”)、交邻(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等六大“功烈”。不仅“功烈”“迈越百王”,而且“德行”也“夐绝古初”。其理由是:“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兴废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6]。
有了参政院的无耻诡辩,袁世凯自以为便可掩尽天下人耳目,把背叛民国的罪恶一笔勾销。因此,第二天(12日)一早,他就发下冠冕堂皇的申令,引述了推戴书全文后,公然厚着脸皮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这就是说,他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7]。
经过请愿、选举、推戴三个步骤之后,袁世凯才肯称帝,无非是想要说明他当皇帝是人心所向,天命所归。可是,没过多久,他导演这出丑剧的密电就被披露出来,彻底暴露出所谓天命人心,不过是他一人的野心罢了。这类密电共有五十余件,有用政事堂名义发出的,有用“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名义发出的,有由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张士钰、雷震春、吴炳湘等联合署名的,有由孙毓筠、顾鳌、段芝贵、朱启钤个人署名的。据唐在礼后来回忆说:文电多由杨度起草,经朱启钤、梁士诒点头后,再由朱启钤和袁克定、段芝贵商量;重要文电还一定要经袁世凯看过[8]。现择录其中数件,以便具体地了解这个骗局的内幕:
关于袁世凯直接操纵:
国民会议事务局于10月17日发密电:“迭奉主座面谕,本局将各地方办理情形,随时详报。”“望贵监督将办理情形随时电知,以便遵办。”
关于选举国民代表:
国民会议事务局于10月10日所发密电称:“此次国体请愿,其请愿书不下百起,请愿人遍于全国,已足征国民心理之所同。故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故于选举投票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庶将来决定投票不致参差。”同日又电:“应请贵监督迅即密饬所属各初选监督,对于该县之初选当选人应负完全责任。尽可能于举行初选当选之前,先将被选资格之人详加考察,择其性情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预拟为初选当选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窒碍难通,亦不防隐加以无形之强制。”
10月11日,朱启钤等十人发密电:“每县初选当选人来省报到,必须设招待员接洽,疏通意见,再由监督长官以谈话宴饮为名,召之至署,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并拟定充选之人名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
关于推戴:
朱启钤等十人10月23日发密电:“国民推戴书文内必须照叙字样曰:国民代表等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子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此四十五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26日又电:“国体投票开票后,当即行推戴,无须再用投票手续,即由公等演说应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如赞成,应起立。表决后,即将拟定之国民推戴书交请各代表署名。事毕再由公等演说推戴及催促大皇帝即位之事,可用国民代表名义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即将预拟之国民代表致代行立法院电稿交请各代表赞成。”11月7日又电:“某国近藉口中国人心不一,恐有变乱,强拉英俄随同劝告。此事万无缓办之理,各省票数全体推戴齐至时,政府自当稍取委蛇逊让态度,以表示重视邦交之意。而在国民一方面,则宜表示决心,有进无退,使外人见我万众一心,则日之劝告自归无效而消灭矣。此事务须万分秘密。”
关于收买代表用款:
国民会议事务局10月29日发密电:“前次电达以后,尊处用款有无窒碍情形,统希随时密示。本局谨当竭诚相助,以便尊处放手办事。”
关于销毁密电:
国民会议事务局10月11日发密电:“京外官署往来密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设或稍有泄漏,转蹈事机不密之嫌,而事关国本,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贻政治历史之污点。此节对内对外,动关国家威信,务望特派亲信人员严密保管。”12月21日又电:“此项电文无论如何缜密,终贻痕迹,倘为外人侦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史乘流传,遂留开国缺点。中央再四思维,以为不如一律查明烧毁。”“为此,电请贵监督凡关于此次国体问题一应文件,除法律规定应行存案者外,无论中外各地方所来公私文电信函一律查明,由贵监督眼同烧毁……并于烧毁后将烧毁件数电知本局,以便查核。……万望赶速慎密办理。”[9]
这些密电的公开,使人们认清了袁世凯所谓的民意究竟是什么货色。正如梁启超于反袁之后所说:“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10]这确是对帝制运动的最生动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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