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宪皇帝
1915年12月13日,即袁世凯承认帝位的次日,他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上午9时,被召去朝贺的有大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局长以上各员,军队警察师长以上各员。北京附近地方的大员也有来参加的。朝贺者有的着戎装,有的着袍褂,有的着便服,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段芝贵传袁世凯的话,说朝贺时行三鞠躬,但届时大家仍旧跪拜,很多人如见前清皇帝一样,行三跪九叩首大礼。袁世凯站着对行礼者不时点头,表示接受。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提出“警告”,朝贺显得十分局促草率,“大有坐在家里称天子,不敢公开的模样”[1]。
当天,各省请愿团头目和北京“绅商耆民”共四百余人麇集于新华门前,跪求皇帝即时正位,群呼“中华帝国万岁!”并唱新“国歌”[2]。结束以后,各代表团头目回到请愿团联合会总部。孙毓筠宣布请愿代表任务已完,根据路程远近,每人赠送路费大洋一至二百元,请暂回本省,朝廷如有需要,再行召集。各代表要求增加路费。孙说领款已用尽。众乃大哗,说:“大家抬你做龙灯头,我们连龙灯尾巴都够不上,今日事不决,都不出门。”各代表狂骂不已,进而捣毁物件。孙以电话招警察宪兵,维持秩序。众益愤怒,与警宪相持不下。后经朱启钤等出面调解,每代表增路费二百元,一场闹剧才算结束。
经过这次朝贺,在政府内部算是换了朝代。此后,北洋派给袁世凯的“呈”都改为“奏”,抬头均称“大皇帝陛下”。新王朝的年号取名“洪宪”,12月31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所谓“洪宪”二字,原本意味着宪政时代的开始,袁世凯称帝后也曾颁布过准备制宪的命令,但他并无诚意实行。12月13日,他颁布的第一道申令,仍然重弹“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的老调,主旨是严禁人民反对皇帝,令文说:“因思宵小佥壬,何代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唯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最后,还严令“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3],这就是说,谁要反对他当皇帝,谁就是“公敌”、“莠民”、“逆贼”、“败子”,他就要把谁无情地推进血泊里。由此可见,新王朝的头等要政就是镇压人民的反抗。
为了扩大新王朝的统治基础,袁世凯滥授爵位,广布“恩德”,用以牢笼庞大的官僚阶层和争取人心。
身为副总统的黎元洪,因不赞成君主制,已辞参政院院长和参谋总长,并从中南海瀛台迁到东厂胡同,名义上虽是副总统,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在野人物。但他还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一些湖北籍的官吏仍在他周围活动。袁世凯有意要笼络他,所以于12月15日下达的第一个赐爵令,就是册封他为武义亲王,这是当时最高的封爵。当天,以陆徵祥为首的简任以上文武官吏数百人,前往黎宅“致贺”。陆捧着策令封诰,鹄立门口,企图强迫黎接受,但黎拒不接见。前此,黎得到要封他为王的消息,即召集左右研究对策。有的说不能不接受,否则会有危险;有的说要为湖北起义的人留脸面,应坚决拒绝。最后,黎赞同后者的意见,并表示“牺牲个人,亦所愿意”。于是,黎断然拒绝封号,上辞函说:“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明神,愿为编氓,终此余岁。”19日,袁又申令“毋许固辞”,并派九门提督江朝宗等前来,直入黎宅大厅,“手捧诰令,大呼‘请王爷受封!’黎在内大怒,骂逐出之”[4]。
清室对袁世凯称帝,惶恐不安,准备让出故宫,迁往颐和园。为了安抚清室,使散处各地的遗老不致反抗,袁世凯于16日申令所有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当天,清室内务府表示:“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5]
18日,袁世凯申令:“所有满蒙回藏待遇条件载在约法,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一并列入,继续有效。”同日,又申令说:“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此后,“凡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勿称臣。”[6]经政事堂议定:黎元洪、奕劻、载沣、那桐、锡良、周馥、世续七人列为旧侣,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列为故人,王闿运和马良列为耆硕。隔了—天,袁世凯认为对故人的礼遇不够,又申令以徐、赵、李、张四故人为“嵩山四友”,各颁嵩山照片一帧,“用坚白首之盟”,“同宝墨华之寿”[7]。
对为袁世凯效命的北洋派文武官吏,袁一向是慷慨的。21日,他颁布“赐爵令”说:“今之渐就安定,全赖文武将吏深明大义,保国卫民。或屡建殊勘,或力戡变乱,或防守边塞,或保护地方,使国家得以安全,人民得以苏息。予甚嘉之,允宜特沛恩施,论功行赏。”[8]21日和23日,他两次电传策令,封公、侯、伯、子、男共一百二十八人。受封者大都是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及师旅长等握军政实权者:一等公有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被他毒死的赵秉钧也被追封为一等忠襄公。次年2月又晋封龙济光为郡王。二等公有刘冠雄。一等侯有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宧、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一等伯有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雷震春。一等子有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陈光远、米振标、张文生、马继曾、张敬尧。二等子有倪毓棻、张作霖、萧良臣。一等男有许世英、张怀芝、徐邦杰等三十七人。二等男有王祖同、王怀庆、刘存厚、周骏等十九人。三等男有何丰林、臧致平、马福祥、李长泰、杨以德等三十人。还有一、二等轻骑都尉世职七十人。此外,又封孔丘七十六代孙孔令贻袭衍圣公,并加郡王称号。以上这些人都有谢恩呈电致袁世凯。
袁世凯登极的准备工作,早在10月下旬就开始了。12月1日,登极大典筹备处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开幕礼,以朱启钤为办事员长。到会者有周自齐、贡桑诺布尔、梁士诒、唐在礼、杨度及政事堂各局长等二百余人。至19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成立筹备处,该处共四百余人。由于事关“旷代盛典”,该处经费充足,事事讲究排场。办公房屋之华丽,饮食之讲究,虽最阔绰之交通部,也无法比拟。对于大典筹备工作,袁世凯指示部院说:“务以简略撙节为主”,“用副归真返朴,轸念民生之至意”[9]。然而,据当时报纸所载:登极大典预算达五百九十余万元,其中祭典费二十六万,修理大殿工程费一百零五万,调度费一百一十七万,飨宴费二十二万,接待费五十一万,犒赏费六十九万,大礼关系费一百六十六万,等等。袁世凯就是这样的“归真返朴”和“轸念民生”!
政事堂礼制馆早已将皇帝登极、臣下朝贺、祭天祀孔、临朝仪仗等制度拟好。袁极力表示自己是一个开明君主,申令臣下觐见免除跪拜。“所有从前太监等名目,著永远革除,悬为厉禁;内廷供役酌量改用女官”。“挑选宫女之例,著永远革除,以袪秕政,而重人权”[10]。
袁世凯下令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又发行纪念金币,一面以他身着海陆军大元帅服的头像作图案,一面以象征封建帝王的龙作图案,并有“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八字;还派人赴景德镇烧“洪宪”瓷器。此外,册封皇后和嫔妃,立皇储以及选拔女官等皇家事务,都在进行,计日程功,只待择吉日加冕登极了。
洪宪帝制是袁世凯推行反动政治的必然结果。但是,历史潮流却和他的主观愿望相反。当他倒行逆施达到顶点的时候,南方各省反帝制的烈火也就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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