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
随着护国战争的发展和袁世凯失败前景的明朗化,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也进一步加剧,袁政府最终陷入了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境地。首先是段祺瑞、冯国璋这两员北洋干将已不甘心作袁世凯的工具,转而野心勃勃地企图效法他辛亥年的老戏法,准备乘护国军和全国人民迫其退位之机,取而代之。
4月中旬,袁世凯眼看和谈阴谋破产,为巩固其总统地位,决定任命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享有一定威望,而又为护国军所注重的段祺瑞为国务卿,以代替3月21日上任以来在挽救危局方面迄无成效的徐世昌。他满以为段是他一手提拔的,这点面子总不至于不给。万没料到段会向他提出改政事堂制为责任内阁制的要求。袁意识到,这是四年前国民党人限制其权力的老法子,心里不免窝火。但一想自己所处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也只好忍气吞声于21日公布政府组织令,宣称将“委任国务卿总理国务,组织政府”,“树责任内阁之先声”[1]。次日,他下令准徐世昌辞职,特任段祺瑞为国务卿。23日,任段兼陆军总长,陆徵祥为外交总长,王揖唐(原名王赓)为内务总长,孙宝琦为财政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张国淦为教育总长,金邦平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王士珍为参谋总长,以段祺瑞为首的新内阁宣告成立。5月8日,又公布《修正政府组织法》,正式宣布撤消政事堂,恢复国务院和总理名称。但是,段祺瑞所要求的是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制,因此他接任后不久,即要求袁世凯“裁撤总统府机要局、统率办事处、军政执法处三机关”[2],明目张胆地逼他交权。然而,袁的让步也是有限度的,不但“三机关之裁撤终未实行,且暗嘱梁士诒以掣其肘”[3],从而更加深了段祺瑞的不满。
正当袁世凯为段的背主自立而大伤脑筋之时,4月18日,冯国璋突然会同新任督理安徽军务张勋、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通电各省,提出总统留任、大赦党人、惩办奸党等八项主张,请求同意[4]。袁世凯对此虽不尽满意,但总统留任一条却是他求之不得的。相比之下,他觉得还是冯国璋可用,因而“颇欲置段而倚冯”[5]。蒋雁行5月4日向冯透露:“现在大总统及北方同人,均深信我叔决无他项意见,并相望甚殷。侄看上边意思,颇欲我叔说强硬之话,力为维持,以救大局。”[6]
然而,冯国璋对袁世凯并不比段祺瑞更忠实。帝制取消后,他不但继续与梁启超等护国人士保持联系,反对袁世凯“以武力为后援”,甚至要求他“敝屣尊荣,预作退计”[7],而且一直在利用护国军和袁世凯双方对他的依赖心理,积极联络、组织第三势力,以夺取国家最高权力。4月25日,他致电未独立各省,提议“各省联络,结成团体”,“扩充实力,责任同肩,对于四省(指南方独立各省)与中央,可以左右为轻重”,并露骨地表示:“若四省仍显违众论,自当视同公敌,经营力征;政府如有异同,亦当一致争持,不少改易。”[8]5月1日,他又在先前与张勋、齐耀琳联合所提八项主张的基础上,依据所谓“法律”与“国情”,重拟关于总统、国会、宪法、经济、军队、官吏、祸首、党人等八项主张,作为他们的共同纲领。关于总统问题,他荒谬地提出:“民国四年以后,大总统固已失其地位,副总统名义亦当同归消灭,中国目前实一无政府无法律之国。”“今舍去大总统而以副总统行使职权,牵入约法条文,殊为【与】事实不合。不如根据清室交付原案,承认袁大总统对于民国应暂负维持责任,以顾大局;并回复副总统名义,强其出任国事,方可补济法律之穷。一面迅筹国会锐进办法,提前召集,仍由袁大总统于事前宣布明令,一俟国会开幕,即行辞职。是未来之大总统可以依法产出;而实行内阁制,组织新政府,皆得次第建设。”[9]可见,冯国璋所以承认袁世凯暂负总统责任,不过是为了抵制黎元洪以副总统资格继任大总统;而他所以抵制黎继任,正是因为他自己要当总统。
为此,冯国璋于5月5日亲赴徐州疏通张勋;过蚌埠时,又邀新任长江巡阅副使兼署安徽巡按使倪嗣冲同行。6日晨,冯、倪抵徐,与张勋晤商,一致同意发起南京会议,以决国是。同日,他们一面急电袁世凯,请他“切勿轻听流言,灰心退位”[10];一面电请未独立各省各派全权代表一人,于15日以前齐集南京,“开会协议,共图进止,庶免纷歧,而期实际”[11]。但是,他们对会议所抱的希望却各不相同。冯国璋意在借此确立其盟主地位,为提前召集国会,选举他为总统奠定基础。当时舆论指出:南京会议“表面上系为维持现总统袁氏,其实黑幕中实为冯华甫利用此会……笼络未独立各省结一大团体(各将军为自己地位起见,亦无〈不〉趋而拥戴冯氏),以为将来执牛耳,提出条件,效辛亥袁氏之故事”[12]。张勋则企图乘冯国璋承认袁世凯的总统地位为清室所委任之机,妄图复辟清朝废帝,而倪嗣冲却是“洪宪”王朝的孤臣孽子。这就注定了南京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
袁世凯对冯国璋的这一阴谋早就看在眼里,他私下对王士珍说过:“此次南京会议,明为北方势力,实不啻由予手中攘夺大柄,其结果予早洞悉。”[13]因此,他表面装作对冯十分信任,许以特权三端:“1.和局之解决,准其有自由断决之权;2.政府关于和局提出之议案,准其有酌核之权;3.和局不成,倘出以决裂,准其有参预重要军政之权。”[14]他甚至假惺惺地电冯等说:“予自退隐田园,无心问世”,“近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等以退位为要求,陈宧亦相劝以休息,均之实获我心。予德薄能鲜,自感困苦,亟盼遂我初服之愿,决无贪恋权位之意。然苟不妥筹善后,而撒手即去,听国危亡,固非我救国之本愿,尤觉无以对国民。目下最要在研考善后之道,一有妥善办法,立可解决。该上将军等现约同各省代表,就近齐集讨论大计,无任欣慰。时局危迫,内外险恶相逼而来,望将善后办法切实研求,速定方针,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定各员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见倾覆,幸盼曷极。”[15]但他暗中却一面指派蒋雁行前往南京监视会议,一面派阮忠枢等人前往徐州搬弄是非,扩大冯、张矛盾,极尽操纵、破坏之能事。
南京会议本定5月15日召开,由于袁世凯的干预与破坏,张、倪日渐消极,各省代表,所到无多,延至18日才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代表二十三人,公推冯国璋为。讨论的第一个议题就是袁世凯的去留问题。山东代表丁世峄首先发言说:“大局危迫,宜吁请总统暂弃尊荣,使天下早日息兵,以救危亡。”[16]接着,湖南、山西代表表示赞同,其他代表也相继附和,主张袁氏退位之说占了上风。袁世凯见势不好,急命倪嗣冲亲自出马,力挽危局。倪率卫队三营于当晚赶到南京,次日抢先发言,主张维持袁的总统地位,并力图变南京会议为“征剿”护国军的军事动员会议。在倪的讹诈与威胁下,原主张袁世凯退位的代表,大都噤若寒蝉,有的甚至改变初衷,反主袁留任了。为挽救败局,冯国璋借口退位问题本会无权表决,提议由国会解决。接着又接过丁世峄的建议,提出电邀南方独立各省派代表出席会议,以解决总统问题,幻想借助护国军之力打击倪嗣冲等人的嚣张气焰。岂料南方独立各省早已不满于他5月1日所提仍承认袁世凯为过渡总统的八项主张,断然拒绝派代表赴会。而张勋、倪嗣冲二人则有意散布他也是拥袁留任的主战派,大违冯的本心。冯以希望落空,遂于30日宣布保境安民,解散南京会议。
但是,北洋军阀集团的内部争夺,并没有随南京会议的解散而结束。正如李大钊当时所指出:“南京会议虽无结果,冯之态度仍有希望,其部下尤为鲜明。看此情形,长江流域战云漫郁,倪、张与冯已隐成敌国。”[17]这种争夺极有利于护国事业的进行,而对袁世凯则十分不利。他沮丧地供认:“滇黔反侧,远在边地,尚非紧要。浙粤之变,余亦另有把握。冯乃我手下最有力量之人,彼竟公然宣布叛言,遂使各省皆为摇动,大事益为棘手,令予进退维谷。”[18]
与段、冯逼袁交权的同时,曾自命为袁世凯“屏藩”的陕西将军陆建章,为了自身的生命财产,竟也不顾袁的总统地位岌岌可危,而听任陕北镇守使陈树藩自任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
陆建章入主陕西以来,“除奉迎袁政府及贩卖烟土外,殆无余事”[19]。他一面适应袁世凯的需要,大力撤换与裁遣受过辛亥革命战斗洗礼的陕西陆军官兵,扩充随他入陕镇压白朗起义的北洋军;一面仿效袁世凯,大搞特务统治,“以多数皖人为侦探,多方罗织,冤狱屡见”,“极力摧残民党”[20]。袁世凯称帝后,他是最早几个俯首称臣者之一。1916年1月5日,他与帮理陕西军务刘承恩、巡按使吕调元等联名上奏说:“唐继尧等怙恶不悛,断非口舌所可感化,伏恳速即登极,以定名分,而慰人心,并明降谕旨,声罪致讨。臣等谨当整饬劲旅,以为前驱。”[21]3月18日,他一次就残杀在西安密谋响应云南护国起义的王绍文、南南轩、陈德卿、郭子余、吴鹏、赵贞吉、姚南熏、李桂森、袁守礼、焦林、杜守信、南风熏、胡德明、杨景震、章雨苍、张镇方、陈宗卿、齐子乾十八人,真不愧为“陆屠户”。
但是,4、5月以后,全国和陕西的形势都发生了对袁世凯更为不利的变化。就全国而言,如上所述,独立省份已发展到滇、黔、桂、粤、浙等五省,并成立了与袁政府相对峙的临时统一机构军务院,坚持袁世凯不退位,即不罢兵。就陕西而言,广大人民群众非但没有被陆建章的屠杀政策所吓倒,而且在全国讨袁形势的鼓舞和陕西革命党人及其他进步人士的领导下,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袁逐陆斗争,仅渭北一处就集结会党、“刀客”和退伍军士两万余人。他们分编为两个军,公推郭浤为第一军总司令,萧荣绶为参谋长,焦子静为第二军总司令,曹世英为参谋长,于4月1日传檄讨袁,布告四方,并先后占领了朝邑、郃阳、韩城和富平、蒲城、白水等县。不到两月,“自三原以北,东至黄河,西至陇境,北尽绥米,此数十县中,几无一为陆建章势力所能及”[22]。
1916年5月初,陆建章派其子陆承武率混成一旅前往渭北镇压曹世英、郭坚、杨景娃等部讨袁民军,7日,陆承武行至富平,与陕军陈树藩旅胡景翼营遇。陆部“行为素暴”,陕人本恨之入骨。加上当时有人传言,“谓承武之行,名为拒敌,实欲收回胡之枪械”[23]。胡景翼愤恨之余,遂与开战,恶斗竟夕,“大获全胜,竟生擒陆承武,虏其全部炮械”[24]。接着,胡营所在旅长陈树藩也宣布独立。消息传到西安,陆建章惊惧万状,为给自己留条后路,只好弃袁自保,与陈“舍战言和”。
陈树藩,字伯生,陕西安康人,保定军官学堂毕业生,与段祺瑞有师生关系。辛亥革命时任陕西东路招讨使,民国成立后为陕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因镇压白朗起义有功,1915年初升任为陕南镇守使。但是,北洋军阀对异己势力的信任毕竟有限。云南起义后不久,陆恐陈“不稳,由汉中捣四川,且渭北民军已将动,陆自知棘手,乃欲委之于陈”,遂改调陈为陕北镇守使。陈“知己之遭忌,故自保之心,无时或忘”[25]。他表面奉命唯谨,对陕北之任毫无异言,但暗中却利用渭北民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到达陕北后,“阳奉政府,阴与民党联络,资给军械,补助军费”[26],甚至对手下两名团长王飞虎和严锡龙加入民军也毫不介意。及至所部营长胡景翼活捉陆承武后,即于5月9日在蒲城自任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并以陆承武为人质,一面会合郭浤、焦子静所部,分别由三河口、渭桥、草滩渡河,摆出三路围攻西安的架势;一面电请陆建章“俯顺舆情,改称都督,为地方保护治安,与中央脱离关系”[27]。陆感于袁世凯二十年豢养之恩,虽“不敢赞同”,但摄于讨袁民军的威力,也不敢反对。在多次向袁“乞休未允”的情况下,陆遂派代表至三原与陈树藩达成如下协议:陕西全省治安,由陈树藩“以都督兼民政长名义,担负完全责任”,陆建章“当遄返都门,束身待罪”,而陕西护国军总司令一职即由“建章长子陆承武任之”[28]。16日,陈树藩率部进驻西安,18日“以陕西都督兼民政长名义布告大众”[29]。25日,陆建章雇车二百余辆,满载其入陕以来所搜刮的民脂民膏,在陈树藩所派军队的护送下离开西安,最终放弃了袁世凯对陕西的统治。
陈树藩的“独立”,并不能与陕西人民的护国讨袁事业相提并论,只不过是地方小军阀利用人民群众的护国讨袁热情,在胜利可望的条件下所发动的一场个人权利之争。但是,陕西毕竟是云南起义后继起独立的第五个省,而且是袁世凯所恃为根据地的北五省之一。陈树藩虽怀个人野心,毕竟未另树旗帜,因此其影响同样是不可低估的。当时《时报》评论说:陈树藩“宣言陕西全省独立,其与云、贵、两广稍异其趣,固可勿论,而非为自树一帜,如世上所传,乃系加入于南方派者,则将开潼关,以临中原。以陕西之地势易守而利于进取,则进出河南当不甚难,一旦进出河南,则中断延长达八千里(实际是二千四百余里)之京汉铁路亦复易易”。“由此以观,则陕西之独立固与北京政府以莫大之打击已”[30]。正因为如此,所以黄兴、肇庆军务院和各有关方面对陕西的独立,都十分重视,不仅纷纷致电祝贺,且要求蔡锷就近“设法救济”[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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