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系和商榷系在制宪问题上的斗争
从国内政派分野来看,支持黎元洪的力量是国民党人和南方的地方势力;支持段祺瑞的基本力量则是研究系(进步党)和亲段的北洋督军。因此,研究系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在府院之争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系的前身是进步党。在护国战争期间,为了反对袁世凯,进步党人与国民党人曾在西南地区有所合作,但护国战争一结束,这种合作即马上破裂并开始了新的斗争。他们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国会制宪问题上。
1916年7月,军务院撤销。国民党和进步党双方便积极组织力量,力图由自己控制即将恢复的国会。当时,梁启超布置各地进步党人组织起来。18日,他在致贵阳进步党人的一封信中说:“吾党今虽取冷静态度,亦不能长此终古”,明确指出要组织“无形政党”,并令贵阳同党请求蔡锷、刘显世提供组党经费[1]。所谓“无形政党”,就是不以政党之名而行政党之实。因为民国初期的政党热潮没有什么好结果,袁世凯死后,各政党复活时便纷纷以“不党主义”相标榜。8月22日,汤化龙、刘崇佑召集在京进步党人于安庆会馆讨论组党,决定成立“宪法案研究会”[2]。与此同时,另一部分进步党人结成“宪法研究同志会”,以王家襄、陈国祥为头目[3]。31日,“宪法案研究会”召开正式成立会,通过了《宣言》和《简约》。《宣言》大谈一通“精审良宪”的宗旨[4]。两天以后,“宪法研究同志会”也召开正式成立会,通过了《公启》和《简章》,其内容与“宪法案研究会”如出一辙,也大谈“抛开党见”,精研宪法,等等[5]。从这些公开宣言的字里行间,虽然也可以看出进步党攻击国民党“偏于党见”、“理想过高”的用意,但其组党的实质毕竟是被表面文章所掩盖。梁启超在私下对组党目的就讲得清楚多了:“今决组强固无形之党,左提北洋系,右挈某党一部稳健分子,摧灭流氓草寇两派。现国会即开始讨伐。”[6]
南北“统一”后,国民党人也公开声称“移武力革命精神,趋入政治轨道”[7]。开始,张继在北京寓所召集国民党人聚会,有所策划,但尚无组织名义。8月底至9月初,国民党议员也相继组织起三个政团:一、中华革命党议员为骨干的丙辰俱乐部,马君武、居正、田桐为主要人物;二、国民党稳健派为主体的客庐系,包括谷钟秀、王正廷、吴景濂为首的三个小派别;三、韬园系,以原进步党分化出来的孙洪伊、丁世峄、温世霖等为首领。9月9日,在孙洪伊倡议下,丙辰俱乐部、客庐系和韬园系三派议员三百八十余人在北海公园集会,组成“宪法商榷会”。“商榷会”集合了参众两院的国民党人,是国会的第一大党。但其内部丙辰俱乐部和韬园系与客庐系的谷钟秀派存在很大的矛盾。11月,谷钟秀、张耀曾等因选举副总统问题与吴景濂等发生严重争执,脱离客庐系另组“政学会”。吴景濂等亦改客庐系为“益友社”[8]。自此,“商榷会”由三系变为四系,但在政治上仍为三派,丙辰俱乐部与韬园系由于政治主张接近,不久合组为“民友社”[9]。
进步党人看到国民党各派合组“商榷会”,遂于9月12日宣布“宪法研究同志会”与“宪法案研究会”无条件合并为“宪法研究会”[10]。“宪法研究会”在参众两院共拥有议员一百六十余人,是仅次于“商榷会”的第二大党。
研究系与商榷系在国会的斗争,开始集中于制宪问题。9月22日,宪法审议会开始审议宪法草案(即1913年制订的《天坛宪法草案》,这个草案因袁世凯解散议会而被搁置)。会议延续至1917年5月。在审议过程中,两派争议最大、冲突最激烈的是省制加入宪法问题。在国会体制等问题上,两派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1916年10至12月,宪法审议会讨论地方制度问题。研究系和商榷系各持己见,争论不休。10月中旬,在商榷系议员的强烈要求下,焦易堂、吕复等提出省制订入宪法的提案被列入审议会议程。20日,审议会开会,焦、吕等首先发言,指出欧美等共和制国家的宪法都有关于地方制度的条文,中国既行共和制,也应学习欧美共和国家,将地方制度列入宪法,实行省长民选,并给予地方以一定的自治地位[11]。陈善、汤化龙相继发言反对。陈、汤发言的要点是:一、宪法应有固定性,地方制度目前尚不能确定,不能以宪法进行“试验”。二、虽各省议会多赞成省制入宪,但各省督军、省长多持反对态度,“倘宪法上规定稍存不慎,则惹起政潮,影响所及,贻害匪浅”[12]。双方争执激烈,会议无结果而散。23日、25日,11月7日,审议会又进行三次辩论,均无结果。29日,进行投票表决,也因研究系反对,赞成票不足三分之二,未能通过。12月4日、5日,宪法审议会又连续两次投票表决,结果与11月29日投票一样,仍未获通过。8日,投票表决“省长由大总统自由任命,地方制度加入宪法”,斗争更加激烈,以致引起武斗。是日,出席审议会议员六百三十九人,四百二十二人投赞成票,二百一十四人投反对票,赞成票差四票不足三分之二,提案未获通过。商榷系感到非常懊丧。这时有人检举个别研究系议员持有两张选票,使商榷系议员更加愤怒。张我华、刘成禺等大骂副议长陈国祥发选票时徇私舞弊,而研究系议员则矢口否认,刘崇佑、籍忠寅反指摘商榷系方面无事生非。双方争夺讲台,扭作一团,并以墨盒、椅子为武器乱砸对方,整个议场陷入混乱[13]。事后,研究系公开通电各省督军,攻击商榷系。商榷系也在报刊上揭露研究系选举时舞弊,回击研究系[14]。
研究系如此激烈地反对省制入宪的原因,从北洋督军对此问题的态度可以看出端倪。自商榷系提出省制入宪的提案后,北洋督军纷纷表示反对。国会辩论省制问题前夕,十六个省的北洋督军联名通电威胁国会不得“以不适国情之条文草率加入,致酿异变”[15]。在研究系表态反对省制加入宪法之后,王占元又致电国会,要国会“博采群议,不必遽行加入”[16]。而商榷系主张省制入宪、省长民选的实质,就是反对北洋军阀集权,维持南方实力派的半独立地位,以使国民党得到生存和发展。7月17日,孙中山在欢送旅沪两院议员北上的茶会上,曾明确指出实行“地方自治”的重要性,督促国会开会后予以实现[17]。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四川、广东、广西、云南、浙江、山西、吉林、甘肃、山东、江西等十六个省议会都通电支持省制订入宪法,其中南方数省并要求省长实行民选[18]。所以商榷系提出“地方自治”的要求,不仅一般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在当时更具体地反映了南方各省实力派和地方人士的利益。
国会关于国会体制等问题的辩论,也和地方制度的讨论相仿。国民党人主张扩大国会权限,以抵制段祺瑞的专断独裁;研究系则主张缩小国会权力,改两院为一院,以迎合皖系军阀专制的需要。但由于国民党在国会中居多数,研究系的主张不能如愿以偿。因此,段祺瑞、徐树铮等皖系首领对国会甚为不满,他们不断挑动北洋各省督军出面干涉国会和打击国民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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