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战问题引起的风波
段祺瑞要达到对德宣战的目的,首先需要得到北洋督军们的支持,然后再利用他们压制黎元洪和国民党议员。
段祺瑞知道,各省督军反对参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害怕领兵远征欧洲。要使他们积极支持参战,必须解除他们不愿打仗的顾虑。于是,段假借“军事会议”名义,把各省督军召集到北京,解释自己参战的真正用心。
4月中旬,倪嗣冲首先应召赴京。动身前他还公开表示反对参战。但是,抵京后段祺瑞向他说明,所谓对德宣战乃是“宣而不战”,不需各省出兵,可以不必顾虑。于是,他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反对参战的健将变成力主参战的先锋。他私下向人透露:“未到京之前,本系反对加入;即各省督军,除非北洋系外,其余十七省,我敢断言,其与我同一意见。及到京后,察看政府情形,乃幡然变计,知业经抗议绝交,则第三步文章,决无可以中止之理。”[1]
在段祺瑞的督促和倪嗣冲的撺掇下,湖北督军王占元、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河南督军赵倜、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和绥远都统蒋雁行先后抵京。其余江苏、黑龙江、奉天、浙江、湖南、甘肃、陕西、云南、贵州等省督军,也都派出代表参加会议。25日,段祺瑞亲自主持首次会议,参谋总长王士珍、海军总长程璧光、训练总监张绍曾等也被拉来列席。首次会议即就内阁对德外交方针进行表决。结果,出席会议二十五人,赞成者十七人,依从多数者七人,段的外交方针在北洋督军中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2]。
但是,在北洋督军中,冯国璋的态度始终不明朗。2月,段即曾派专人向冯解释对德问题的“曲折与利害”[3]。23日,冯入京与段会谈,态度有所转变。3月中旬,冯返回南京,于21日密电北洋各省,说:“抵京后,犹冀事势可以挽回,自量国力,勿为多事。乃观察各方情况,知内部绝未一致,而外交紧迫,已难自持。东海相国,合肥总理老谋深算,则欲趁此机会,力图富强。总理决心,加以外交趋势,绝德之举,非成事实不可,于是璋亦未敢胶执成见。”[4]从这封电报可以看出,冯国璋同意对德绝交的态度很勉强,内心并不赞同段祺瑞立即对德绝交并进而宣战的方针。3月15日,冯私下密示江苏省官员,对德问题“以断绝国交为限”[5]。4月16日,冯又故意将“英法失利……宣战更宜持重”等内容的外交探报转给正在北京的各督军[6]。
4月末,军事会议结束后,倪嗣冲等北洋督军即开始胁迫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向德国宣战。5月1日,内阁讨论对德宣战问题,倪嗣冲、张怀芝、孟恩远、李厚基等闯入会场,倪以所谓军界首脑名义表示,各省督军一致支持总理段祺瑞的对德方针,政府应当立即对德宣战,张怀芝等随声附和[7]。在督军团的胁迫下,内阁匆匆通过对德宣战案。段随即率领当日出席会议的阁员到总统府面请黎元洪核准[8]。是日,日本公使林权助也登门“拜访”黎元洪,警告黎说,如国会否决参战案,政局将发生纷扰[9]。3日,倪嗣冲又率督军团到总统府,向黎陈述参战意见。在督军团、段祺瑞和日本公使的压力下,黎元洪被迫同意将对德参战案提交国会辩论。这样,参战问题又转移到国会。
在国会中,反对向德宣战的力量占了优势。益友社和政学会对向德宣战问题的态度与绝交问题态度不同。益友社早就公开表示,反对对德宣战。段祺瑞把很大的希望寄托于政学会,但该会经过几次讨论,最后举行内部投票,结果还是否决了宣战案[10]。在这种情况下,段不敢贸然将对德宣战案交国会表决。3日,国务院在外交部迎宾馆宴请参众两院议员,段到会演说,略谓世界各国皆反对德国,协约国希望中国参战,要求国会合作[11]。4日,督军团又假迎宾馆宴请议员,为段疏通宣战案。李厚基代表各督军演说,声称:要不惜一时的名誉,实行对德宣战,“乃至受人指骂,固所当然”[12]。这时,督军团已经凶相毕露了。8日,众议院讨论宣战案。段祺瑞亲自到场督促投票表决,但结果众院会议仍议决提交全院委员会审查。皖系军人料知全院委员会审查的结果不会对他们有利,便决心撕下面具,使用强硬手段,伙同督军团制造了公民团事件。
10日下午,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当日上午,议会门前忽然聚起数千人,手持“五族公民请愿团”、“学界请愿团”、“陆海军人请愿团”、“政学商界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等各种旗帜,沿街散发传单,要求国会即日通过对德宣战。国民党系议员田桐、邹鲁、龚政、吴宗慈、郭同等人因不愿接受传单,遭到殴打[13]。中午,“公民团”包围了国会。自称“公民代表”的张尧卿、赵鹏图、白亮等人闯进议场宣布:“倘不通过参战案,一个议员也别想出去”,出去则“打死无赦”[14]。军警闻讯赶来“维持秩序”,但并不驱散胡作非为的“公民团”,只是不准许议员外出。下午2时半,参加全院委员会的议员一致决定,暂不讨论对德宣战问题,即将全院委员会改为全体议员大会,请国务总理、内务总长到会,质问北京秩序和议员安全问题。下午5时,内务总长范源濂到会,但他指挥不动军警,只好等段祺瑞和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到来。傍晚,段、吴先后到场。段走出汽车时,请愿“群众”居然摇旗鼓掌,表示欢迎。段向议员们表示,对“公民”请愿,“事先一切不知”,并命令吴到外面解散“请愿群众”。吴到议场外温言劝导了一番,根本无效。一直到晚9时,一些“公民”向议院院内投掷砖瓦,打伤了日本记者,段恐引起交涉,才派出马队将“公民团”驱散。
10日“公民团”围攻议会事件,是皖系军人策划的。当8日众议院决定召集全院委员会表决参战案时,在京各督军便议定,如果全院委员会不通过此案,“决当积极进行解散国会,无论如何障碍,必其达到解散目的”[15]。傅良佐、靳云鹏和王揖唐,组织收买大批游民,准备在10日国会开会时进行捣乱[16]。所谓的公民代表,也大都是国务院和陆军部的官员,国务院参议陈绍唐则直接参与了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的活动[17]。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孙中山与谷钟秀等立即联合通电,要求北京政府严惩肇事者。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学界、商界和南方各省的督军及省议会,随即纷纷通电响应。北洋派中未到北京的江苏督军冯国璋、江西督军李纯也通电附和[18]。为抗议皖系军人一手制造的“公民团”事件,国民党阁员谷钟秀、张耀曾、程璧光相继宣布辞职,外交总长伍廷芳也潜离北京。11日,段祺瑞在府学胡同宅邸召集亲信开会,商讨对策。张国淦建议段辞职,改组内阁,由国民党二人、研究系二人、北洋系二人联合组织“国防内阁”,收拾局面[19]。段本人最初有些意动,但徐树铮、傅良佐、靳云鹏等极力反对。在徐、傅等人怂恿下,段决心干到底,15日、16日又先后两次咨请国会从速议决对德宣战案。仍在北京的北洋督军或以同乡关系,或以地方长官关系,分别设宴招待议员,继续为段疏通。15日,督军团又设宴招待参众两院议员,仍由李厚基代表各督军致词。他说:“公民团”事件完全是“无意识”的举动,希望议员不要介意,以大局为重,维持内阁,实现对德宣战[20]。但是,“公民团”事件造成的影响,不是李厚基几句花言巧语所能挽回的。商榷系各派在“公民团”事件后,一致采取抵制内阁的立场。19日,众议院复议对德宣战案时,议员褚辅成提出内阁阁员多数辞职,内阁实已无法负责,建议暂缓讨论对德参战案,先行改组内阁[21]。褚的动议,得到商榷系各派赞同,经投票表决,二百二十九票赞成,一百二十五票反对,五十票弃权。将近三分之二议员赞成改组内阁,实际上已构成国会对内阁的不信任。
段祺瑞利用“公民团”胁迫国会未能得手,便决心解散国会。21日,督军团在京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最后步骤,联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研究系的骨干分子籍忠寅等参与了督军团的策划。当天,在京的北洋督军和督军代表由孟恩远领衔,具呈黎元洪,借口宪法会议通过的宪法条文,将导致所谓议会专制,陷内阁于“颠危之地”,要求“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22]。先一天,即20日,张勋致电督军团支持解散国会,声称当“为诸公后盾”[23]。
黎元洪无力应付督军团,只好求助于美国公使芮恩施。是日,芮恩施到总统府与黎进行长时间密谈,表示“允为后盾”[24]。21日,黎召见督军团领衔呈请解散国会的孟恩远、王占元二人,训诫他们切勿超越宪法行事,对宪法草案有不同意见可商诸国会;并指出,时局的症结在内阁,段祺瑞“理宜引退”[25]。孟、王退出后将黎的态度转达在京诸督军。督军团密议对策之后,当晚,倪嗣冲、王占元、李厚基等直奔徐州,其他人各回任所。
黎元洪在召见孟恩远等同时,派钱能训到天津敦请徐世昌进京接替段祺瑞。段得到消息,也委派张国淦为代表赴津,请徐世昌“接代”。结果,徐不仅拒绝出任总理,并表示无意出面调停。21日,段祺瑞又亲自登门拜访王士珍,请其“代理”,王吓得连连作揖,推辞不迭[26]。段请徐、王代理不过是装样子,实际上他根本不想下台。徐世昌、王士珍既不肯接受总理职务,黎元洪即准备以伍廷芳暂时代理内阁总理。20日,黎批准程璧光、谷钟秀、张耀曾辞职,却留下伍廷芳的辞呈未发。段祺瑞深恐黎元洪采取行动,22日,他向黎提出补充阁员人选,其中大多是黎平素有好感的人:内务总长夏寿康,司法总长饶汉祥,海军总长汤芗铭,财政总长孙宝琦,农商总长庄蕴宽,交通总长汪大燮[27]。
22日,当张国淦把补充阁员的名单交给黎元洪阅后,黎罢免段祺瑞的决心有些动摇。但是,左右亲信提醒他不要中了段祺瑞的缓兵之计。23日,黎元洪发布三道命令,第一道命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特任外交总长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第二道命令委派陆军部次长张士钰暂代陆军总长;第三道命令是委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临时警备总司令,并派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28]。同时,黎还通电各省,阐明“迫不得已”罢免段祺瑞的原因,希望段仍“内外一心,共图国是”。免段令交付印铸局印行之前,张国淦匆匆赶到总统府,劝黎元洪再加考虑。黎表示外交、军事都已有布置,未为所动[29]。
段祺瑞接到免职令,当日仍以国务总理名义通电各省,声称免职令未经本人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概不能负责”[30]。嗣后,段即赴津策动督军团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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