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军内部和战问题的分歧
北洋将领停战主和的通电,在护法阵营内部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这是一场骗局,始终坚持护法的原则立场,反对南北调和。他于11月18日发表时局声明,指出“此次西南举义,既由于蹂躏约法,解散国会,则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1]。随后他致电孙洪伊,指出议和“当以取消非法机关,恢复旧国会为唯一无二之条件”[2]。与此同时,他揭露日本寺内内阁插手我国“南北和谈”的阴谋,强调指出:“南北和议,本不容外国干涉,但恐为强有力者所制,是为可虑。”[3]当他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那里获悉日本政府“要求中国与日本连起来,而且对德宣战”时,就明确表示:“我赞成日本维持中国中立的老政策,但是要用我的十二分力量,来反对日本把中国放在日本保护底下来参战的新计划。”据孙中山后来透露,他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拉开做两半”。他说:“我那时看出日本不能希望单拿外交来征服中国,就在请中国参战这个表面名称里头,打算着用军事统辖来征服中国了”,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果然能牵制着日本军阀的计划”[4]。他在复头山满等人的信中再三强调“解决今日时局,以恢复国会为唯一之根本”。除此之外,不求其他条件。“背乎此者,则无论示以何种条件,文必不甘承认之。何也?为图中国之长治久安,实舍巩固国体外,无他道耳。”[5]他也深刻地看到了直皖军阀之间的矛盾,在致通电主和的倡导者、江苏督军李纯的电报中,劝李在南京独立,勿为日本寺内利用。他在致孙洪伊电中,要孙转告李纯,“如南京宣布独立,军舰当可一致相助,文或乘之来沪,以取淞浙,为李督后援,请李放胆做去,断不致孤立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寺内决定方针,使中国南北调和,利用我人众物力以攻俄国,此事若成,中国其高丽矣。”“此时救亡妙策,在南北分离,庶不致为寺内利用,劫持中央,以临各省。我能分立,寺内无所施技;中国不与寺内一致,寺内当不敢建攻俄之策,盖除中国之人众物力,世无足以御德俄者。文决日美之败,更速于英法也。望将此意设法传布国人。”[6]这里,孙中山从大局出发,用分离南北以抵御日本侵华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孙中山看到了日本侵华政策对中国的严重危害性,表现了远大的政治眼光。但他对协约国将败的看法,却不合乎实际。29日,孙中山复电李纯,重申停战必须以完全恢复约法、国会为条件,电称:“惟是军政府与西南诸省,既以护法讨逆为职志,倘能约法国会完全恢复,创乱诸逆依法惩办,并由正式国会解决总统内阁诸问题,则半国之兵不难一朝而罢;否则法治难复,共和徒有虚名,劳师旷日,士气忿郁,口舌既穷,战祸益烈,亦非执事息事宁人之意也。”[7]
由于陆荣廷热衷议和,一意孤行,甚至抢在北京政府停战令发表之前首先宣布停战,孙中山对这种不顾大局的做法表示愤慨,因而他把希望寄托在滇军头子唐继尧身上。12月7日,他致电章太炎指出:“陆此次出兵,本在攫取湘权,长沙既得,其欲已偿,故一再电冯停战,而未及旧国会之应恢复;对于岳州北军,亦无驱除之意,于军府始终无诚意之表示,致冯意益肆,局势至此,危险实甚!”但他认为黎天才、石星川举义荆、襄,联军亦攻下重庆,“大江脉络,可望贯通”,形势为之一变,“此实一大转机”,请章敦促唐继尧迅速率领滇军沿长江东下,与黎、石之鄂军会师武汉,造成逐鹿中原之势。在孙中山看来,“武汉三镇,桂所必争,倘能为我所有,即形势略定”[8]。10日,他又致电促唐继尧等迅出宜昌,东下进击武昌。该电指出:“陆主停战议和,全出于自便私图,故于近日荆襄举义,概称之为暴动,其态度可见。惟各方对于此举,多不赞同。现海军及滇粤军已于佳日开始向闽出发,荆襄及南阳已先后举义,滇黔联军已下重庆。文于黄河流域,亦有大部分兵力布置,不久即可由弟发动,望蓂帅迅出宜昌东下,进击武汉,则长江以北将悉属军府范围,届时陆虽单独议和,亦无能为也。”[9]但唐以川中尚未荡平逆军为词,拒绝东下援鄂,回电声称:“北方言和并无诚意,特缓我师,乘间图南。此间早已窥破,故始终一致主张,积极进行。惟以川中逆军,尚未悉数荡平,猝难东下。”[10]当北方的皖系主战派加紧调兵遣将,南北战争乌云密布,通电主和的倡导者李纯有声援南军的表示时,孙中山再次致电促唐继尧克日东下。他说:“伯兰(孙洪伊)敬日电云:‘段复出,局势大变,北兵陆续南下,并决议先取南京。宁督已悟,调停无望,且借调停,以缓我师,决以宁力抵抗。日昨已密下动员令,军队已由浦口出发,事机迫切,请转唐、莫、谭三督及西南各军,迅速一致进行。’……查此间所得各路消息,宁已动兵,已成事实。但恐孤立无援,长江或为北军所蹂躏,深望贵埠军克日东下,以分北军之势。武汉北军,久无斗志,事必有成。协和(李烈钧)、竞存(陈炯明)攻闽之师,已继续出发,若共和有幸,得以保全,破贼必矣。”[11]但唐继尧和陆荣廷一样,对孙中山采取虚与委蛇的敷衍态度,按兵不动,以致失去了攻克岳州,会师武汉的大好时机。
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认为联军占领长沙后,其主要任务是看守老家两广地盘。他们按兵不动,忙于争权夺利,静待和议的发展,一切问题消极等待谈判中解决。他们认为进攻岳州,就要冒破坏直桂联盟,从而促使直皖两系重新结合的风险;反之,不进岳州,可利用直系牵制皖系,由此达成与北方的和平协议。于是他们一再催促冯国璋代总统下令宣布停战,甚至迫不及待,于11月24日复电李纯转大总统,赞成“四督”主和通电,并带头发起南北停战。25日他们获悉冯国璋颁布停战令后,28日谭浩明奉陆荣廷之令,以联军总司令名义通令响应停战。该电称:“顷奉府院通电,段祺瑞奉令免职,根本已得解决,自应照约法停战,请转知前敌各军遵照办理,以便磋商条件等语。希即遵照办理,饬令前敌各军,暂时先行停战,以便磋商条件。”是日,谭又致电直、苏、鄂、赣四督军说:“诸公雅意调停,解决大计,三军额手,申庆和平。业经令饬前敌各军即日停止作战,以期解决。惟迭据前敌前路报告,岳州方面,北方连日增兵,似以准备激烈作战举动。桂粤各军团昼夜不安,而湘军愤深之气,尤勃勃难遏。……伏望通饬各军前敌军队一律停战,并将驻岳各军完全退出湘境,以表示和平决心。”[12]12月5日,谭浩明致电唐继尧,要求“西南一致,以免纷歧”[13]。12月9日,陆荣廷无视孙中山反对停战谈判的呼吁,背叛广州护法军政府,暗中与冯国璋秘密勾结,通电主和。他给程璧光和莫荣新的电报中说:“迭接冯代总统来电,主张调和,直苏鄂赣亦与前军提议停战条件。海军出发,可否少缓日期,暂候解决,以免发生冲突,请两公协商斟夺为盼。”[14]这一主张,遭到程璧光的强烈反对。程在复电中尖锐指出:“冯总统及直苏四督主张调停,似应遵从,惟旧国会尚未恢复,岳州北兵尚未撤退,停战确无担保。况莫擎宇据地称兵,李厚基增兵来援,我不攻人,人日谋我,潮汕一日未平,粤疆万难镇定。在粤海军派出五舰,滇军方师长派出一旅,于九日由省出发,径讨潮汕。如果中央诚意调和,俟潮属完全收复,再行相机进止。”[15]
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对和战问题采取两面派手法,态度暧昧。唐一面于11月28日致电孙中山,慷慨陈词,坚求护法,声称“国家之治安,全恃法律为维系”,若“执政者必叛法而行,残民以逞,则南方各省人民宁死于枪林弹雨之中,不能偷活于暴戾淫威之下。安危利害,只在当局一转移间而已”[16]。另一面他又与陆荣廷沆瀣一气,遥相呼应,于12月4日致电直、苏、鄂、赣督军,宣布已令驻川滇军实行停战,并请代陈北京政府“严令川督切饬各队一律停战”。唐继尧反对停战调和是假,目的是为了敷衍孙中山;要求停战调和是真,其如意算盘是为了谋求个人权位,实现军阀割据。
以程潜为首的湘军将领,处于战争第一线,生死存亡,利害攸关。他们坚决要求乘胜夺取岳阳,认为不攻下岳阳,长沙也保不住。程先后于12月6日致电陆荣廷“请以武力解决岳阳问题”;10日致电西南各省,指出北洋政府继续增兵岳阳,不能“轻与议和,致中诡计”;12日致电孙中山,强调“非有激烈之战,岳阳问题不能解决”,宣称“潜等率师只有言战”。他认为,既然“调和已成一说”,也该考虑调和条件,其原则是:一、恢复国会;二、惩办祸首;三、北军退出岳州;四、裁减北方军队;五、应规定全国兵额;六、解决四川问题:七、放逐奸邪[17]。非常国会也致电程潜等热烈支持他们,“主张根本廓清以为一劳永逸之计”,揭露北洋政府“阳托调和以缓我攻取岳州之师,阴则厚增援兵以为由岳再犯长沙之计”,断言“调和之说,最足误人”,要程潜“联合两粤援军,迅速决计攻取岳州,一面分派劲旅固保常德,遥为湖北荆、襄声援”[18]。
滇军驻粤第三师师长张开儒提出了和谈十条原则:“(一)恢复旧约法之效力,以固国体;(二)恢复旧国会以促成宪法;(三)请黎大总统复职,如黎公辞职,则由国会解决;(四)组织合法内阁,以促进改良政治之程序;(五)惩办叛督及新旧帝党以除祸根;(六)取消清室优待条件,以免死灰复燃;(七)解散非法之参议院;(八)反对肥私殃民之一切卖国借款;(九)厚恤义军阵亡将士;(十)取消逮`捕民党之伪令。”他强调“以上十条如有一未做到,万不能罢兵”[19]。
综上所述,护法联军占领长沙后,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和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坚持响应“四督”停战主和的号召,反对进攻岳州,力求与北京政府达成和平协议,因而前线陷于停顿状态,出现了不战不和、不进不退的微妙局面。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包括湘军和驻粤滇军将领),主张乘胜追击,进攻岳州,会师武汉,直捣幽燕,将护法战争进行到底。他们原则上也赞成和平谈判,但反对无原则的妥协调和,不能使“武力战胜之军队蒙政治上之失败,蹈丙辰单独议和之覆辙”[20]。这是军政府内部真、假护法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在和战问题上矛盾斗争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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