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军攻克岳阳和北军占领荆襄
岳阳为湘省门户,湘鄂交界的军事要地,自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一直落入北洋军阀手里。1917年11月中旬南方护法军占领长沙后,要求攻占岳阳的呼声很高。但由于桂系首领陆荣廷急于保存地盘,按兵不动,使南北处于不战不和的混沌状态。12月1日,荆、襄自主,武汉震动。湘西军民纷纷要求开往鄂西与湖北自主军战斗在一起。这吓坏了直系主和派的鄂督王占元。为自存计,他从主和变为主战。督军团天津会议决定向西南下讨伐令以后,谭浩明电请北京政府停止进攻荆、襄,否则南军将进攻岳阳,以为报复。但皖系主战派置之不理,吴光新、张学颜等竟于1918年1月14日开始发动进攻,荆、襄先后陷落。
早在1月上旬,正当北军利用和谈之机加紧调兵遣将的时候,湘军总司令程潜于新市(湘阴东北)连续召集军事会议,拟订攻岳作战计划,决定:湘军赵恒惕率该师第一旅和陈嘉佑之独立第三旅进攻托坝,为主攻;林修梅旅进攻筻口,为助攻;桂军韦荣昌部及陆裕光部各自佯攻破岗口(坡塘)和新墙、小桥岭,以牵制正面之敌;刘建藩所部担负警戒通城方向,并相机策应赵军主力部队;吴剑学、李仲麟部则为总预备队。16日,谭浩明、程潜、赵恒惕分路进兵岳州。18日,程潜对湘军下达进攻命令,他在训词中慷慨激昂地指出:“夺得岳州,湖南必生;不得岳州,湖南必死。我胜敌人,国家必存;敌人胜我,国家必亡。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凡我军人,努力杀敌。”[1]湘军为解放故乡,保卫桑梓而战,士气大振。23日拂晓,护法联军开始五面攻击岳州。湘军右路和中路首先迎击当面之敌于托坝,然后乘胜推进到白湖瑕,威胁北军的防御重点乌江桥;左路林修梅旅攻克筻口、花山。守岳阳的北军是北军总司令王金镜的第二师、李奎元的十一师、王汝贤的第八师、范国璋的第二十师,都是直系主和派或亲近直系的部队,他们不愿与南军血战而毁灭自己,让皖系军队坐收渔人之利。右翼托坝被攻破后,王金镜向北京政府告急说:“北军所有队伍已全数开至前线,对于北路,再无兵可派,现拟收集守城官兵及卫队两连,背城一战,如仍不支,今晚岳城恐失守。”[2]24日上午,湘军集中兵力攻击江桥。25日,萧耀南电称乌江桥被敌包围,急求援兵,第二天拂晓被迫退往康王桥(亦称三眼桥)。王金镜命萧耀南死守,“作背水一战,以挽回危局”[3]。当天,他再电向北京政府告急说:“现时敌人多,有两师之谱围攻左翼乌江桥及桃林一带地方,势甚危急。若无援兵,必至不支。然岳州已无援兵可派。查汀泗桥尚驻有安武军多营,如能使其由长安驿下车,径攻敌之右侧,庶可解围,请电令王督转饬或径电该军火速遵行。”[4]但援军未达,乌江桥已失守,萧旅残部争相逃命,湘军长驱而入,直抵岳阳城下。王金镜命令放火焚烧后退出。27日上午,联军占领岳阳,俘敌一千三百余人。
这次湘粤桂联军攻占岳阳,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第一,湖南人民要求驱逐岳阳北军的情绪日益高涨,湘军将领程潜、赵恒惕等早就奔走呼号,跃跃欲试。这是桂系军阀所无法强行压制的,否则必然会影响桂系军阀在湖南的领导地位;第二,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对桂系军阀占领长沙后按兵不动十分不满,如果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必然会促使军政府与湘军的联合,从而影响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地位;第三,北军进攻荆、襄,湘省吃紧。北方直系主和派不能控制局势,皖系主战派的兵锋必然指向湖南。因此,为自身生存计,为确保两广地盘计,桂系军阀不得不先发制人,出兵岳阳。
联军攻克岳阳,西南各省人心振奋,纷纷要求乘胜进攻武汉。当时的形势是:鄂省北军主力都集中在荆、襄会战,武汉空虚。如果联军乘虚进取武汉,与黎天才护法军会师湖北,将使南北战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桂系军阀不从大局出发,旋即与直系军阀秘密勾结,认为北军攻占荆、襄,南军夺取岳阳,各得其所,双方均应适可而止,转战为和,迅速召开南北和平会议。因此,南军占领岳阳的当天,谭浩明即下令严禁前线各军跨入鄂境一步,又把护国军第二路军林俊廷部调回广东对付广东方面的国民党,并致电李纯声明,“已饬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保证“北不攻岳,南不攻鄂”,希望李纯为首的主和派能“毅力斡旋,促成和局”[5]。湘军总司令也致电李纯宣称:“此次用兵,实为促进和平起见,已向王督(占元)声明,此后对于荆、襄不事吹求,我军决不进窥武汉。倘代总统不失其主张正义之宗旨,则我军仍本以前拥戴之赤忱。”[6]这样,进攻湖北、直捣京畿的大好时机,就被桂系军阀断送了。
1917年11月联军占领长沙后,岳阳指日可下。前面提到,在孙中山的号召下,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和襄阳镇守使黎天才分别于12月内宣布独立。随后,原湖北第三师师长王安澜也率领旧部起义护法。他们彼此配合,共同成立湖北靖国联军,公推黎天才为联军总司令。荆、襄“北趋彰、许而抵幽燕,南则与湘、蜀两省互为提挈”,乃是“南北竞争之点”[7]。因此,荆、襄自主,武汉陷于孤立,“河洛幽燕,大为震动”[8]。鄂督王占元一面电北京政府,乞兵增援,一面调兵遣将,组织鄂省军队围歼靖国军。北京政府也惊恐万状,匆忙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应急措施,决定立即增调重兵由陕、豫、皖三面入鄂,幻想用一千万元的专款,削平黎天才等起义军[9]。1918年1月10日,北京政府参谋部、陆军部正式下达“武力戡定荆襄令”。在王占元的支持下,北军拟定了作战计划:将襄阳、荆州地区划分为第一、第二两大“清匪”区,北洋第三师代师长吴佩孚为第一区司令,指挥该师两个旅和驻南阳之豫南总司令吴庆桐混成旅“围剿”黎天才部;北洋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为第二区司令,指挥北洋第二师之第四旅、吴光新部两个旅和第十八师—旅“围剿”石星川部。曹锟、张怀芝、倪嗣冲、张作霖、阎锡山、陈树藩、杨善德、赵倜、张广建、鲍贵卿、李厚基、姜桂题、田中玉、蔡成勋、卢永祥、张敬尧十六省督军、都统,先后于1月8日、13日两次电促冯国璋对西南下讨伐令。14日,北军向荆、襄发动进攻,其进攻兵力之分配为:襄阳方面,第三师吴佩孚在东,南阳镇守使吴庆桐部在北,分两路进攻。荆州方面,吴光新部李炳之旅经长阳、百羊从西面进攻,王占元派第十八师王懋赏在潜江、第三混成旅卢金山部在监利从东面夹攻。由于桂系谭浩明坐视不救,靖国军孤军作战,众寡不敌,荆、襄遂于22和27日先后陷落。但2月7日黎天才乘吴光新部的主力聚集荆、沙之机,突袭第二旅留守部队,占领宜昌。这时,湘粤桂联军已攻克岳阳,王安澜军据守荆门。不久,黎天才放弃宜昌,进据巴东一带,准备接应滇、黔、川靖国军出川。3月19日,在孙中山的再三催促下,唐继尧发布出兵援鄂令,分别委任黄复生、叶荃、王文华、顾品珍为援鄂第一、二、三、四路总司令,石青阳为援陕第一路总司令,率领一万余人,出川援鄂。4月初,滇军先头部队抵达巴东。但北军在第二次攻湘之战夺回岳阳后,又派一部分兵力沿长江向四川进攻。于是,南、北两军相持于宜昌、荆州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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