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侵略中国的新形势
1918年下半年,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了最后的阶段。战争的主要发动者德国帝国主义,不仅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而且军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是年9月下旬,在协约国联军的攻击下,德国兴登堡防线全面崩溃,德军在西线遭到了完全失败。10月间,奥匈帝国军队在意大利战场也遭惨败。战争给德、奥匈等国的人民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人民生活困苦异常。经济上的崩溃和军事上的失败,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激起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反战和革命情绪的高涨。
11月初,德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德国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建立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德国共产党。10月,匈牙利也爆发了革命,成立了国民议会,随后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被奥地利统治压迫了几个世纪之后,终于获得了解放,成为独立国家。奥匈帝国内部的革命,导致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彻底覆灭。11月12日,奥地利共和国宣告成立。奥匈帝国于11月3日在帕多瓦投降,和意大利签订了停战协定。在此之前不久(九十月间),属于同盟国集团的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也已向协约国投降,签订了停战协定。
由于土、保、奥、匈投降,退出了战争,德国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局面。西线战线的溃败和国内革命运动的汹涌澎湃,使德国政府认识到再也无力进行战争,唯一的出路是签订停战协定。11月11日清晨5时,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上将,和德国政府派出的以外交大臣埃尔兹贝尔格为首的代表团,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的雷通车站签署了停战协定,11时宣布停战。根据协定的条款,德军在十五天内从法国、比利时、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及莱茵河左岸撤退完毕,同时还必须全部撤出土耳其、罗马尼亚、奥匈帝国以及非洲殖民地。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便以德奥集团的覆灭而告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各国人民从长达四年之久的残酷战争中解脱出来,世界呈现一派和平景象。参战获胜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摆脱了战争之后,着手准备召开世界和平会议,处理战争的善后问题,同时开始把眼光从战争军事转向政治外交方面,谋划如何向外发展自己的势力。国际局势的这一重大变化,对中国政局有着直接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忙于在战场上厮杀,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东方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因没有卷入欧洲的战争,同时凭借着邻近中国的便利条件,大肆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企图排挤英、法、德、俄等国的在华势力,把整个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并进而在远东建立霸权统治。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夺,既有协调一致的时候,也有相互矛盾抗争的时候。当它们在华的利益得到均衡发展时,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协调的。当“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原则遭到破坏,它们中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就会出现矛盾和斗争。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和势力的膨胀,和它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助长中国内乱的政策,损害了美国及与其有伙伴关系的英法在华的利益,因此引起英美等国的关注。“英美协会因中国滥借外债,危及财政,并因南北抗争既久,外国各受损失甚巨。……寺内之援段滥借,招致在华英美人之猜视”[1]。1918年7月初,美国政府为了打破日本对中国借款的垄断,向日、英、法三国提议联合组织对华国际银行团(即新银行团),实行统一对华借款,并且规定两条原则:一、绝对不借给中国用于国内战争之借款;二、日本对中国之借款,如有用于国内军事之危险者,当促使其绝对停止交付[2]。
美、英、法特别是美国不赞同日本单方面支持皖系军阀,造成中国的分裂局面。在西方列强看来,一个包括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组成的对列强各国平等开放的和平统一的中国,比一个单纯效忠听命于日本的皖系军阀专权、南北对峙的中国,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来说,对他们都较为有利。因此,欧洲大战结束前后,美、英、法等国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希望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统一,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对日本施加影响,促使日本同他们采取相一致的对华政策。
9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访晤外交总长陆徵祥,表示希望南北实现和平,以免危及中国的国际地位。朱尔典说:“贵国近来情形愈趋愈下,南北问题若不早日解决,长此以往,必有分裂灭亡之惨。现时前敌将士均不愿战,人人皆知。身外人观之,实无十分必战之理由。中央政府屡借外债,举凡国家所有可以抵押者均已抵押殆尽。此款尽充军费,而未收丝毫实效,万非长久之计。西南声称彼等实愿和平了结,因中央政府向无诚意。此说真假不可得而知,惟伍君廷芳曾向本国驻奥领事声明数次,托其向本公使转探中央政府口意,大约实有调停之余地。”陆徵祥说:“南北战争,全民涂炭,诚有如贵公使所言有分裂灭亡之惨。中央政府岂不愿和平解决?无如西南极坚持,如请恢复旧国会一层,此万难办到。”朱尔典说:“总而言之,此事若不早日解决,贵国将来地位实有不堪设想者。贵总长亦知两月以前英美驻华各界要人曾立一会,对于中国现状曾有决议,请本公使转达本国政府设法劝告中国等情。该会要人类皆久居中国,深知中国内情,且与彼等私人亦有利益关系,均以为贵国内部如不即日平静,国家万无存在之理,此事贵国政府不可不注意也。”[3]
9月下旬,美国政府委托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转达美国欢迎徐世昌当选第二任总统,希望他迅速解决国内时局问题[4]。同时美国将威尔逊总统希望世界早日恢复和平之宣言送达中国外交部。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总统时,威尔逊又向他发了贺电,规劝中国停止内争,实现统一:“本大总统之所馨香祷祝者,不仅以中、美两国素敦睦谊,而实因值此文明变化最关紧要之时,中国因内乱而分析,若不早息争端,殊难协同友邦一致达维持正义之目的。今贵大总统就任之日,正贵国各派首领以爱国为怀,牺牲一切,息争之时,更宜和衷共济,力谋国民幸福,统一南北,而于各国际公会中亦占其应有之地位也。”[5]驻华外交使团在祝贺徐世昌当选的颂辞中,也希望中国和平统一:“尤切望大总统极力谋猷之事,必有南北早日统一之成功,俾中华人民全享衽席炽盛之幸福。”[6]与此同时,在京的协约国各公使几次开会,就解决中国内争问题交换意见。10月17日,总统府顾问美国人韦洛贝(W.W.Willoughby)向徐世昌提出了一份关于南北调和妥协的意见书。第二天,新从美国回任、携带有威尔逊总统希望停止南北战争意见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晋谒徐世昌,提出非正式之劝告,说和平“为美国全体之希望,但此事究属中国内政,如为外人所左右,殊多不便”。徐答称:“余现正依和平之方针有所设施,但恐今日公然表和,反使南方有过大之要求,故宁暗中谋和之进行,谨谢贵国之好意。”[7]也就在此时,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亦有详电回国,报告欧战即将结束及中国所面临的形势。胡惟德在报告中还提出警告说:“我国国内如不统一,将不得列席欧战议和之会。”“列强近已一转其外交之眼光注意于远东之现状与夫中日之关系,请政府慎重注意。”[8]10月底11月初,顾维钧又接连电告北京政府说:“美国国务卿转述美总统愿以实力助华息争,免失国际地位。”[9]“美政府对于我国内乱异常关心,务乞将最近所定办法电示。”[10]
在欧战结束、西方列强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的同时,东方日本也发生了对中国政局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的变化。
如前所述,日本原来是由寺内内阁执政的。寺内“深信段氏一派在中国必将永握实权”[11],采取了积极扶植皖系军阀的方针,对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大量金钱和武器的援助。日本援段政策,助长了段派的主战决心,成为中国内乱纷争的一个外部根源。9月21日,日本国内发生了政治危机,寺内内阁全体辞职。寺内下台后,9月26日原敬受命组阁,28日原敬内阁正式成立,外务大臣由内田康哉担任。原敬(1856—1921)曾任日本《每日新闻》社社长,加入伊藤所组织的政友会,后任干事长。明治三十三年(1900)西园寺第一任内阁时任内务大臣,四十四年西园寺第二任内阁任内务大臣兼铁道院总裁,山本内阁时任内务大臣兼大礼使长官,赐大臣礼遇,大正三年(1914)4月任政友会总裁。日本虽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具有强烈的军事封建性,内阁更迭,虽名为出自“大命”,实则取决于少数军阀元老。自有政党以来,从未有直接组织内阁者。原敬为政党领袖,又无爵位,出面组阁,开创政党政治的局面,被看作是“日本民政发达之特征”[12]。政友会对前寺内内阁,“夙以是是非非主义为消极的援助”[13]。原敬列席于外交调查会,对寺内之外交政策,“尝加以限制”[14]。1918年1月20日,以原敬为首的政友会,和宪政会、国民会共同发表宣言,指责政府对华外交干涉中国内政,助长内乱,招致人民怨恨。
原敬内阁成立后,当然要继续实行侵略中国的方针。它所宣称的“尊重中国主权”、“谋中国全国国民之利福”,不过是掩饰日本侵华政策的一种外交辞令和宣传标榜。但是,原敬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能不考虑改变侵略的手法。当时卷土重来的西方列强,要求打破日本一方独霸中国的局面;同时,前任寺内内阁支持皖系军阀的政策,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如1918年5月全国爆发的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浪潮。日本国内舆论对其侵华政策也甚不以为然。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一篇题为《对华绝对和平主义》的社论说:“当兹世界悉醒其帝国主义外交之迷梦之今日,我日本亦应剖明我日本外交方针之本来面目,以一扫国际间之误会,固无论矣;而吾人于此机会更进一步,则对外应宣明和平主义的精神,对内应破除从来动辄即招各国误会之因之军阀外交是也。至于中国问题,须力唱绝对平和主义,以为我外交之一新时期。夫绝对平和主义云者,亦无他,即所谓放弃特殊地位是也,真意味之门户开放是也,表里一致之机会均等是也;要言之,即绝对的废弃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外交方针是也。”[15]这篇文章,说什么要废弃帝国主义侵略的外交方针虽然是假的,但它反对寺内的对华方针却是真的。原敬根据舆论的要求,表示“希望中国鉴于世界形势之急转,应速息内争,以为战后之筹备”[16]。他在外交策略上相应作了某些较大的改变,采取了与英美等国协调一致的对华侵略方针。
10月中旬,日本内田外相对原敬内阁的对华方针作了非正式声明,其要点有:一、决不采秘密之政策,如利用西原龟三等与中国政府缔结借款条约等;二、决不采仅以日本之利益为本位之方针;三、对于中国南北两派绝不偏倚,放弃从前援助北方之手段,而以公明正大为宗旨;四、图南北两派即中国全国民之福利[17]。为了和上述外交政策相适应,原敬内阁大藏省和日本的银行团,即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理事开会,重新研究了对华借款方针,决定:一、暂行停止借款;二、对于寺内内阁已成立借款之善后处理,其政治借款因有碍于中国之统一,应即停止;“经济借款中有性质上不确实、于该事业之收益上无偿还元利之希望者,或并无经营事业之意思,而其目的在通融为别种用途者,一律停止。”[18]原敬还任命小幡酉吉为新任驻华公使。小幡在前寺内内阁时,因反对西原龟三的对外借款,曾与前大藏大臣胜田发生冲突。他被任命为驻华公使后,日本记者询问他的对华意见,他表示:“日本当与列国行动一致”,“希望中国统一”[19]。
显然,原敬内阁的对华策略方针,与前寺内内阁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外交政策上的这一转变,使得它同英、美、法等国家的政策趋于一致,在对华问题上有了共同的语言,能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10月间,美国政府指示其驻日大使协同英、法、意各国驻日大使,与日本外交当局磋商,共同对中国进行调停劝告,实现南北停战,和平统一。商妥后,由各大使将其结果电告本国政府,经承认后,再转电北京各国公使,作劝告之准备。
英、美、法、日、意五国驻华公使经过几度商议,取得一致意见后,于12月2日一同晋谒徐世昌,当面呈递劝告觉书,说明劝告之理由,并表示:“欧战已终,世界各国希望和平甚切,对于贵国亦盼能早日统一全局,以协助世界人民和平思想之新建设。倘贵国乱局不及早解决,则万无可以为世界和平新建设尽力之日。吾协商各国今与贵国感情独厚之故,极望贵国为世界各国切望和平方面着想,务从速研究解决办法。”[20]其觉书原文如下:
中国南北乖离之内讧,计已两经寒暑,日英美法义各国政府常引以为深忧。此不祥纷争,非独危及中国自身之康宁,损及诸外国之利益,且延而动摇一般之人心,致予敌国以可乘之隙。际此次战争最大难题,中国之与联合国协力业受莫大阻害,今幸危机渐过,各国诚希望平和及正义实现于各国民间。当此企图以实现平和及正义为目的之全世界组织成立之时,而中国内讧不息,此伟大事业必加一层之困难。日英美法义联盟政府既悉中华共和国大总统所执妥协内讧之措置,深望偿此莫大之希望。同时南方各首领之态度,亦示有同样稳健解决纷争之意,实无任欣幸之至。是以前记五国政府深愿北京政府及南方各首领勿以个人感情用事,勿拘法规枝节,凡有障害于树立平和之一切举措,亟须力避,以便速为无隔意之协议。更以顾念理法大则与中国民福之感情为基础,以举中国国内平和统一之实为要。对于妥协成就手段案出之兆候,特以同情与期待以欢迎之,并更言明于兹:日英美法义各国政府,欲图解决南北双方致招乖离之各项难题,故极力特表深厚之同情。且五国政府并无何等干涉之企图,更无指示何等特殊条件以左右之之意。是等妥协条件,纯欲由中国人士自行协定。五国政府为妥协统一之实现计,南北双方凡有热望,自当力为声援。此不过深望中国国民得以参与现在各国所企图之世界改造之伟业,以发扬其国威而已。[21]
同日,五国驻广州领事亦向军政府提出劝告,帖文内容大致相同,不过事先声明,提出劝告并非承认军政府,或为一独立之交战团体。
西方列强东返,和日本外交策略上的转变,是1919年初南北议和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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