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军事协定的签订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的第一个苏维埃国家。沙皇俄国势力的瓦解,使世界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注意力立刻转向中国东三省北部和俄国的西伯利亚地区。俄国势力的极大削弱,无疑是日本扩大势力范围,推行其“大陆政策”的大好时机。因此,它迅速地作出了侵略性的反应。1917年6月,日本外务省委托满铁理事川上俊彦开始对俄国进行了四个月的考察。11月中旬,川上向外务大臣本野一郎提出一件《俄国视查报告书》,在结语中建议:如果俄国苏维埃政府单独对德讲和,日本“至少要占领满洲北部及直至贝加尔湖沿岸的俄国远东领土”[1]。1918年1月29日,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联合成立军事共同委员会,由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主持,负责研究出兵西伯利亚的各种方案及出兵的准备工作。
为配合这一侵略计划,日本必须取得出兵进驻中国东三省北部的合法依据。为此,缔结中日军事协定成为这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正如日本外务省在《日中同盟缔结之意义》文件中所说的:“帝国外交之中枢为对华政策,对华政策之要谛,其归结点即是日中在政治上及经济上的紧密联盟。……若以同盟的形式明白确立日中两国间的关系,帝国将根据盟约所规定的权利或义务,无须顾忌列国及中国产生的疑虑,得以公开的推行我之对华政策。……根据日中同盟,帝国将取得绝大利益,即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可在中国领土内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动帝国的军队,而且在军事上当然以相互支援之名义,参与编练中国军队;尤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我控制掌握军火制造的原料。在政治上,基于同盟关系,积极参与其内政,以便于从各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以同盟协作之名,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以利于帝国经济的发展。”[2]在这份内部文件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对缔结所谓中日军事协定的侵略目的,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它是企图利用中日结盟的关系,将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多年孜孜以求的侵略目标,现在却利用所谓防止德奥势力经由西伯利亚东侵为借口“给予实现日中军事协同问题,以绝好的机会”[3]。
1917年11月14日,段祺瑞的亲信靳云鹏、曲同丰前往日本参观日本陆军特别大演习,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西原龟三,乘机相继向靳、曲极力渲染俄国爆发革命后德军有侵入东方的危险,暗示有必要加强中日军事合作,以防止德国势力的东侵[4]。日本参谋本部密令时任北京政府军事研究员的坂西利八郎(当时正陪同靳、曲等在日参观军事演习)向中国军政各界要人进行游说,以促成协定的缔结。1918年2月1日,田中义一致电坂西利八郎,指示他采取措施,立即诱使冯国璋、王士珍(时任国务总理)同意并主动向日本提出中日建立军事同盟事,以免“万一由我方建议而冯、王不同意时,极有损我国的体面”,并要坂西与段祺瑞接洽[5]。次日,坂西复电报告说:“本职已和参战督办段祺瑞、陆军总长段芝贵正在制定大体计划”,并建议由田中本人非正式向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出,由章向北京政府报告[6]。2月5日,田中向章宗祥提出:鉴于德国势力东渐,“从军事上着想,两国国防实非迅谋共同行动不可”。章立即报告北京政府[7]。
国务总理王士珍就此事征询段祺瑞的意见,段立即表示:“日本政府关于此问题好意热心的表示欲与我合作,我亦宜以热诚相待,与其达成完满之协定”[8]。段又向外交总长陆徵祥说:“此问题紧急,不可有片刻耽搁,此事系外交总长专管事项,望阁下迅速主持其事,热切希望尽全力促其成功。”[9]与此同时,日本军事顾问青木宣纯及坂西利八郎连续对冯国璋、王士珍进行工作,强使他们承认中日军事协定的重要性[10]。日本频繁地活动于外,段祺瑞皖系军阀积极响应配合于内,冯国璋迫于内外的压力,终于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军事合作的建议。2月22日,北京政府电示驻日公使章宗祥:“近日馆迭派员探询对于俄边紧急情形,中国是否愿与日本提携,共同干涉;青木中将并谒见主座。经面告以华境内事,中国自行处理,华境外事,宜可与日本共同处理。该中将要请先向日政府用正式声明,然后由两国陆军当局规定办法。……复经国务会议公决,与日本协商进行。”[11]冯国璋确定的这一中日军事合作,仅限于中国国境之外,中国境内防务则由中国军队自己承担的方针,很明显是针对日本企图侵占北满而提出的,当然不合日本侵略者的胃口。故在章宗祥与日本外务大臣本野洽谈时,本野表示:两国军事共同行动,没有必要分境内境外,“现事机实已迫切,尤望中国勿事游移”[12]。2月26日,田中义一又向章宗祥提出两项办法:“一、先由两国外交当局结共同行动之协约,其余军事布置由两国军事当局再商;二、先由军事当局商定军事布置,外交当局但予认可,俟时机再订。”[13]这两项办法显然是想绕开直系的反对,直接与皖系军阀交涉,以便顺利签署军事协定。在此期间,直皖矛盾激化,皖系勾结奉系军阀张作霖将奉军调入山海关内,迫近京畿,拟发动军事政变,驱冯下台。在此日皖勾结步步紧逼的形势下,冯国璋被迫妥协让步,将中日军事协定具体交涉事,交由参战督办段祺瑞主持。3月2日,北京政府同意按田中的第二项办法,“由两国军事当局各委专员共同规划”[14]。同日,段任命其亲信靳云鹏为中国方面协商中日军事协定的委员长。这样,有关与日本商订军事协定的交涉,完全为段祺瑞所控制。日本通过皖系军阀的积极配合,终于把所谓中日军事合作的侵略计划纳入它们所希望的预定轨道。
段祺瑞一接手总理参战事务全权,即对日本表示,不论境内境外,均可提供一切方便。他对坂西利八郎说:“请放心吧!我所担负的互相协作的军事行动,一经开始,事实上不至使日军有任何不便。例如贵国军队对西伯利亚作战而使用北满,乃理之当然,在外交上无任何障碍。”[15]段祺瑞这种甘为奴仆的媚态,深得日本主子的欢心和信赖。坂西在其致田中的电报中说:“(参战处)负责人段祺瑞的意图既然如此,相信在实行中日同盟上不至有何障碍。”[16]3月23日,段祺瑞重新出任国务总理。他一上任,首先处理的问题,就是中日军事协定。3月25日,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致函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按照日方所定的调子,提出:“因敌国实力之日见蔓延于我国境内”,威胁远东和平,两国政府应就共同防敌之战略范围进行协商[17]。本野立即复函表示同意。此即所谓中日共同防敌换文。至此,这一出完全由日本帝国主义者自编自导的侵华丑剧,终于拉开了序幕。
双方换文后,“共同防敌”的具体条款细项即交由两国任命的军事委员进行协商。中国方面由靳云鹏、沈寿堃,日本方面由斋藤季次郎(日驻华公使馆武官)、吉田增次郎(日本海军少将)分别担任陆军和海军的协商委员长,并各有军事委员若干人。谈判开始,日本首先提出共同防敌协定草案。经过短时间的磋商,在日本的不断催促之下,稍加修正后,双方即于1918年5月16日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十二条;5月19日又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九条。以后又于9月6日议定《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七条[18]。这些协定的主要内容为:在军事行动区域的中国当局,须与日军合作,相互提供武器和军需品;中国军队参与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军事行动,则“应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中国军队及军需品经南满铁路运输者,交由日方负责,而日军须经中东路运输者,“中日应设协同机关”负责等。这些规定意味着日本可以借口防敌,任意进入中国领土领海和占用中国各项设施,而中国当局必须与“日军合作”,提供一切方便条件。这就为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东三省北部及中东铁路路权,提供了合法的条约依据。
军事协定一经签订,日本立即将其策划已久的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付诸实施。1918年8月2日,日本宣布对俄出兵,13日即往黑龙江省调兵;16日未与中国政府协商,即单方宣布出兵北满,17日日军陆续侵入哈尔滨、博克图、满洲里、齐齐哈尔等地,并强占满洲里驻军营房,勒令中国在满洲里的驻军“退驻后方”。黑龙江驻军急电北京政府告急称:“此次日军举动,志在乘机侵吞北满,其借口满站我兵单薄,迫令退出,已事在必行。将来沿线驻军,恐亦在排斥之列,即明不为排斥,而路权若归日人主持,交通难免受制。”[19]同时,在黑龙江各地,日军公然行使军用票,俨然如占领军。10月18日,新疆督军杨增新致电北京报告说:日本调查员九人已来新疆,分赴塔城、伊犁、喀什等地进行调查,并“拟在兰州、肃州(今酒泉市)一带屯驻四师团之重兵,又酌分一、二师团集中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名义上仍托为防俄防德云云”[20]。上述日军的种种侵略行径,充分说明了中日军事协定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日本凭借这个协定,肆意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即使按协定规定应由两国共同商定的重大事项,日本亦可任意单独行动。当英美等国询问北京政府,日本出兵北满是否事先征得中国同意时,日本竟蛮横无理地胁迫中方出面“澄清”,声明双方事先已有所协商云云[21]。中日军事协定中所谓的双方“互相尊重其平等”的漂亮辞令,完全是欺骗世人的谎言,军事协定实质上为日本侵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皖系军阀这种赤裸裸的卖国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中日军事协定的谈判和签订,根据日本的要求,双方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交涉过程中,其部分内幕仍不时为中外报纸所探知。3月22日《京津泰晤士报》以《日本的对华劝告》为题透露了中日共同防敌换文的内容[22];4月17日北京《晨钟报》以及在此前后的上海中外报纸又揭载了有关中日正在秘密谈判军事协定的消息。这些新闻报道引起人们的注意。4月23日,上海三十七商民团体联合致电北京政府,反对中日军事密约。4月27日,广东护法军政府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等联合致电冯国璋,质问是否有中日密约事,并声称“若果有此事,应请严行拒绝;若确无之,则请明白宣布,以祛群疑”[23]。消息传到日本后,各省留日学生于5月4日、5日先后分别召开大会,坚决反对中日密约。后又由各省各校留学生代表召开联合大会,组成“大中华民国救国团”,号召集体分批回国请愿,同时散发《警告大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全体文》,揭露日本借口联合防敌,欲吞并中国的侵略野心,呼吁留日学生即刻回国,组织团体,拒绝密约,为救亡图存竭尽全力[24]。各省留日学生纷纷响应,结伴回国,进行活动。据日方统计,当时留日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学生,均参加了罢课抗议的斗争;响应号召回国者约有一千二百余人[25]。留日学生回国后,在国内特别是在北京、天津、上海起到了有力的宣传鼓动作用,全国各地反对签订中日军事协定的抗议活动日益高涨。5月18日,全国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中日密约[26]。5月19日北京《大中华日报》将中日军事协定全文刊出;20日,北京各报纷纷转载。同日,北京大学全体学生紧急集会,声讨北京政府亲日卖国。21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业专门学较、法政专门学校等学生二千余人,齐集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27]。22日,天津千余学生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在中日军事协定上“勿盖印”[28]。上海、福州等地学生也起而响应,请愿要求废除军事协定[29]。皖系军阀的卖国行径,遭到全国各界的同声声讨。
中国人民反对日皖勾结的爱国正义斗争,使日本侵略者、段祺瑞等惶恐不安。日本担心协定谈判若迁延时日,将愈加遭到中国国内和国际舆论的谴责,于己不利。5月3日,田中义一走访驻日公使章宗祥,表示:“在协定签订之前,不能指望日本方面提供贷款和武器。”[30]由于日本不断施加压力,段祺瑞北京政府不仅加速协定的谈判和签订,并为迅速使协定合法生效,与日本议定以双方换文形式代替批准手续,协定自交换之日起立即生效。5月29日,双方在北京完成交换手续,5月30日同时公布《共同防敌换文》(即3月25日双方之换文),但对协定内容却秘而不宣。
段祺瑞自恃外有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后台,内有皖系各省大小军阀的实力支持,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军事协定。他自以为得计,但实际上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一卖国行径不仅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暴露了皖系一伙卖国贼的嘴脸,从反面教育了人民,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直皖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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