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福俱乐部的形成
安福俱乐部,简称安福部,通称为安福系,是一群拥戴段祺瑞的皖系军阀政客为了操纵国会选举,掌握政局,与直系冯国璋相抗衡而成立的一个政治团体。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以所谓“再造共和”之功出任国务总理,成立新政府,国内政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国会和总统问题。段祺瑞以前次对德宣战案,国会与之为难,与国会的嫌隙已深,不愿见其复活。以梁启超为首领的研究系当时参加了内阁,成为段内阁的重要支柱。研究系阁员因国会中本系人数过少,不能伸张其主张,也不愿恢复国会。1917年7月17日,即段内阁成立的那天,梁启超、汤化龙等向段献策,主张召集临时参议院以改造国会。他们认为,中华民国既经一度复辟推倒,即已蜕化死去,现在复生的中华民国,系由段祺瑞一手另造,非复从前之中华民国,因此国会断无恢复之理;何况国会不好,首先是因《国会组织法》不完善,倘不先组织一过渡机关,将《国会组织法》修改,仍用旧法选举新国会,必将蹈旧国会的覆辙[1]。梁启超还指出:第一,“各督既以全力打破国会而使之解散,今忽恢复,政治上将生莫大之反动”;第二,“纵使对于各督军可以疏通,使勿反对,但彼等必问国会恢复而后是否果能速定宪法,是否可以一改从前之态度,则无论何人,不敢为之担保”[2]。因此,他们谬引民国元年同盟会在南京召集临时参议院作为过渡性的立法机关的成例,提议成立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然后根据这些新法召集新国会。对研究系这一改组国会的主张,段祺瑞和冯国璋都表示赞成。
7月24日,由梁启超起草,北京政府国务院致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改组国会的电报说:“国体新复,政府初成,国会已经解散,宪法尚未成立……则组织立法机关,实为最急之务。”电报认为恢复旧国会之说,事实上必不可行,因为明令解散之后,断无重新召集之理。且自经解散,国会之威信全失,“威信既失,精神不存,假令恢复,徒滋纷藉”。至于改选一说也不可取,因为选举程序繁重万分,调查宣布,非一时所能完成,加以初选复选需要时日,则国会成立,为期遥远。而且国会人数过多,权限不明,规制未善,不仅目前困难,亦非长久之计。电报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实行改组,减少国会人数,提高议员资格,“则所选必为良材,而议事庶遵轨道”。但要改组国会,必须先修改国会组织法,尤其是必须先有提议改组并制定法律的合法机关。这个合法机关,就是约法上规定的参议院。电文说:“夫国会之职权,乃由约法上之参议院递嬗而来,有参议院行使立法职权,即无异于国会之存在,是与约法精神,共和本旨,皆不违悖;且人数无多,选派由地方自定,依据约法可以迅速成立,救时之图,计无逾于此者。”“至于国会组织法,乃约法上参议院所制定,既有制定之权,畀以修改之任,于法为宜,于理为顺,则改组之主张,亦必先召集约法上之参议院,乃能贯彻也。”[3]
电报发出后,隶属于北洋的各省督军都复电表示赞成。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西南五省,则主张恢复国会,反对召集临时参议院。如前所述,孙中山发动了护法战争,从此形成南北对立的局面。
9月29日,北京政府发布成立临时参议院命令。令文指出:“国会组织法暨两院议员选举法,民国元年系经参议院议决,咨由袁前大总统公布。历年以来,累经政变,多因立法未善所致,现在亟应修改。”[4]命令要求各省及蒙、藏、青海各长官选派参议员,于一个月内到京组织临时参议院,以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同时并令内务部按照民国元年筹备成立国会事务局的办法,迅速筹办预备选举。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在北京开会,冯国璋和段祺瑞都出席会议并致词。11月14日,参议院进行选举,出席人数一百零二人,王揖唐(1877—1948,安徽合肥人)被选为议长,那彦图被选为副议长,由王印川任秘书长。
临时参议院成立后,便积极着手修改《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1918年2月17日,冯国璋以代理大总统名义将修正的《国会组织法》和《参议员选举法》、《众议员选举法》公布。新的修正法与旧法有两点较大的不同:一为减少了两院议员名额。当时研究系以为从前国会人多口杂,议案不易成立,主张减少人数。梁启超说:“中国地广人众,每议员一人代表公民四十余万,安能代表真正民意?而在议会则嫌其多,人杂言庞,此其所以捣乱也。不如裁减其数,政府可省豢养之费,议会易收统一之效。”[5]因此,参议院议员名额由原来的二百七十四人,减为一百六十八人,其中一百三十八人由各省选出,其余三十人由中央选出。众议员以每百万人口选出一人,由原来的五百九十六人,减为四百零六人。二为提高选举人资格。原法规定参议院议员由各省省议会选出,新法改由省区地方选举会选出,采复选制。初选以县为单位,规定必须具有高等专门学校以上毕业、有相当资格、任事满三年,或曾任荐任以上官吏满三年、简任满二年,或拥有不动产五万元以上,或年纳税百元以上者,始得为初选当选人,参加复选。其由中央选举会产生者,规定须曾有国立大学或外国大学本科毕业以上,任事满三年,或退职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及曾任特任官满一年以上,或经营农工商年纳直接税一千元以上,或有一百万元以上之财产者。众议员初选选举人资格,亦较民元选举法规定为高。提高选举人资格,在于将选举人人数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以便于操纵。
《修正国会组织法》等条例公布的第二天,即2月18日,北京政府即命令内务部筹办国会选举事宜。此时,一些皖系军阀、官僚、政客,认为政治上竞争角逐的时刻已到,机不可失。他们为了争取在国会中拥有多数席位,以便操纵国会选举,把政敌冯国璋赶下台,选举自己的领袖段祺瑞或能为己派所用的人来当总统,并进一步把持政坛,控制局势,于是组织了安福俱乐部。
早在1917年8月间,属于皖系的政客王揖唐、曾毓隽等人,就经常在宣武门内的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简称梁宅)聚会。当时不过是一个寻常俱乐部性质,请宴召妓,皆用安福胡同梁宅名义,不用安福俱乐部名义,与交通系之韩家潭梁宅同一性质,同一规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随着临时参议院的成立和国会选举筹备事宜的进行,皖系及倾向皖系的官僚政客往来于安福胡同梁宅的越来越多,谈论的中心议题自然也是国会选举问题。1918年3月7日晚,王揖唐、王印川、郑万瞻、光云锦、刘恩格、黄云鹏、田应璜、曾毓隽、康士铎、乌泽声、汪立元、于宝轩、克希克图、熊正琦、吴文瀚、解树强、江绍杰等人在梁宅开会,成立了安福俱乐部,并决定3月8日为正式成立日。因梁宅在安福胡同,故取名安福。用俱乐部的名义而不用政党名义,是因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政党为政府所忌,洪宪帝制时的筹安会又为国人诟骂,故不敢明目张胆地以政党相标榜。一次,在讨论名称时,徐树铮说:“政党二字,为世诟病,吾侪宜避去之始可。”王揖唐说:“然则称之为俱乐部可乎?此固无政党之名,而有政党之实也。”徐树铮表示赞同。但议论很久,仍不得一适当之名称,郑万瞻、光云锦提议说:“今余侪集会之地为安福胡同,盍不即名之为安福俱乐部乎?口采既吉,名称亦宜,余愿同人亦既安且福也。”[6]大家表示赞成。
关于安福俱乐部的成立,次年3月8日王揖唐在该部成立周年纪念会上曾作了如下的记述:“自前年段合肥马厂誓师扑灭复辟后,恢复共和,中华民国死而复生,共和国家斯不可以无国会,又鉴旧选举法、组织法之不良,于是根据约法召集参议院修正两法,本部同人彼时在参议院者,对于两法有所商榷而为一种结合,在安福胡同始觅房屋,因委托梁式堂筹办一切。开始之初,假定梁宅以为收发函件之标帜,又经徐又铮君极力赞成,遂告成立。此为本部筚路蓝缕之起点也。去年三月七日晚,本部开会,经郑万瞻等提议正名为安福俱乐部,虽因地而定名,实有安国福民之宗旨也。于是安福俱乐部自去年三月八日起成立。”[7]
安福俱乐部后来因参加人数增加,安福胡同梁宅房舍容纳不下,遂在太平湖清醇亲王府旧邸设立分部,故有时也叫太平湖俱乐部。但因其本部仍在安福胡同,且安福一词已成习惯用语,又为俱乐部的发祥地,所以一般仍称为安福俱乐部。安福俱乐部世称安福系,因为它是一个派系。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其组织逐渐扩充,下设有干事部、评议会、政务研究会。干事部由王揖唐任主任,下分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其中以交际、会计两课为核心,分别由曾毓隽、王郅隆任常任干事(后两人均厕名于安福系十大祸首之列)。课下复设股。评议会会长为田应璜,吴文瀚、王印川为副会长。政务研究会会长为李盛铎,副会长为秦望澜、克希克图。安福俱乐部的组织,具有一个国家全部官制的雏形。其政务研究会会长相当于国务总理,各股股长、副股长则相当于各部总次长。研究会制度则较国务会议尤为完密,凡有关重大议案,须经该会议决,才能作为安福俱乐部的定议;经定议之后,凡安福部议员,应在国会参众两院内一致主张。
安福系作为一个政党,它没有具体的宗旨和党纲,也没有提出什么主义和政策相标榜,完全是一群皖系军阀、官僚、政客为了谋取本派系和个人私利的政治集合体。一次,徐树铮曾向他一个亲信吐露他成立安福俱乐部的目的说:“余之设此部也,实欲置总统于余之肘腋之下,置总理于余夹袋之中,将国中之大权,尽举而有之。天下督军从我者留,叛我者黜,惟余之马首是瞻,余斯愿足耳。”某亲信问:“此言诚壮,然能决部中人必为公用乎?”徐说:“余持金钱以驱策之,不患彼辈不为我用。且彼辈所希望者富贵耳,利禄耳,余将使之尽满其欲,又何为不余是从耶?”[8]
安福系除北京中央成立组织处外,各省不设一支部;除议员外,不招收一党员。王揖唐本为旧统一党头目之一,但没有旧统一党党员加入安福部。
安福系的首领为徐树铮、王揖唐,徐为段祺瑞的门生,最得段的信任。因此,安福系隶属于皖系,是皖系政治上的中坚和核心力量。但安福系并不等于皖系,皖系不尽为安福,如段祺瑞本人就不是安福部中人。靳云鹏也是段的门生,其受段的宠信不亚于徐树铮,同属于皖系,但与徐不睦,两人暗中争斗激烈,后来甚至站在直系—边,同倒安福系。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国外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国内凭借皖系的军事实力,盗卖国权,大借外债,操纵国会,把持政权,阻挠和议,祸国殃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行了两年零四个月,其罪行罄竹难书,为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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