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当选大总统
新国会成立,两院正副议长选出后,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总统。皖系成立国会的第一个直接目的,就是选举自己的领袖或是能为自己所用的人来当总统,以达到合法倒冯,制服直系。
按照1913年10月4日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五年。……任满前三个月,国会议员自行集会,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选举。”[1]袁世凯是1913年10月10日就任大总统的。袁死后,黎元洪继任。黎去职后,由冯国璋代理。按照规定,冯国璋的任职,到1918年10月9日就满了法定期限,10月10日应为本届大总统任期开始之日。当时距总统任期仅一个多月,因此依法应由国会议员从速组织总统选举会,举行次任总统的选举。
当时能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有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三人。究竟谁来担任较为合适,并能为各方面所接受,这是包括直皖在内的各派政治势力所关注的一个问题。直皖之间就这个问题暗中进行激烈的争斗。
冯国璋是现任代理大总统,继任总统在法理上没有什么不合;他又是直系领袖,并得到研究系等一部分政治势力的支持。由于他不同意段祺瑞的武力政策,主张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同南方的争端,背地里同西南军阀声息相通,保持联系,因此,他还得到西南的同情和支持。西南曾表示,如果北方不选举冯为总统,南方的非常国会可以举他为总统。但是冯国璋在北方政界的势力不大,在国会中的力量十分微弱,只有江苏和直隶一部分议员支持他。冯虽身为代理大总统,但一切实权都掌握在内阁总理段祺瑞的手里,早已是一个被排挤遭冷落的人。1918年初,他曾异常懊丧地对人说:“总统一席,有人不愿我久据,我自己亦实在处不下去,只求有人接替,便可早日脱离。好在我之私宅已在外边租妥,继任之人随时可以请进府来居住。现在我已无事可办,不过作一个看守印信之人而已。”[2]而且,段祺瑞、徐树铮组织安福俱乐部和安福国会的第一个直接政治目的,就是把他这个劲敌赶下台,他已被段派视为“在所必去”的人物[3]。因此,冯国璋不得不一再表示不愿当选总统,希望另举德高望重的贤才。他说:“下次总统选举无论时局如何变迁,余决不再作冯妇,俟正式国会成立,当喻以此意声明。”[4]“余已决不愿下届总统之当选,且余乃承认新国会而不承认旧国会者。如西南于策略上举我为总统,则西南亦必同时举出副总统,我不往就,听彼副总统自代职权可也。至新国会之举总统,如为东海(徐世昌),我竭力赞成,万一而及于余,亦惟有不就而请副总统代理。余已在河间构置住屋,退职以后,不住在京,亦不在天津,将归河间故乡,耕种自活。”[5]8月12日新国会开幕后,他立即通电各省军民长官,表明自己告退之决心:“今距就职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谓统一平和,乃如梦幻泡影之杳无把握。……惟是自知之明,自责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今者摄职之期业将届满,国会开议即在目前,所冀国会议员各本良心上之主张,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而造平和者,以副约法精神之所在,则国本以固,隐患以消。”[6]
段祺瑞对膺任大总统一席,也不是不感兴趣的,他掌握有中央政权,并且有日本帝国主义后台的支持和援助。在国会中,安福系议员又占了多数。因此,他很可以运用金钱和权势,引诱和强迫新国会选他为总统,如同袁世凯迫使第一届国会选举袁为总统一样。事实上,在1918年初,徐树铮初次出关联结奉系首领张作霖出兵,以压制冯国璋时,即有将来总统推段,副总统推张,徐本人或王揖唐出组内阁的默契[7]。段派中也颇有一部分人替段奔走活动,拥戴他为总统,以“发展雄图”[8]。他们举段所持的理由是:“我们费尽全力,办成新国会,就应选举我们的首领当大总统,而且想要搞政治,就得亲自去搞,不能假手他人。”[9]
但是,段祺瑞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一方面是因为段的武力政策在国内十分不得人心,他被看成是祸国殃民的魁首,形象已很不光彩,不仅西南视之若仇雠,誓死反对他,北方政界如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从本派系的利益和同西南的关系考虑,也不同意他当选总统。就连段派内部也有些人持有异议,认为“北洋派已经分为直皖两系,现在直系首领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职务,假如举段而不举冯,势必迫使直皖两系之分裂愈形恶化”[10]。因为直皖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如果冯国璋下野而让段祺瑞上台,直系绝对不会答应,只会加深直皖之间的分裂,导致整个北洋的解体。何况冯国璋的同意下野,是以段祺瑞的下台为先决条件的,这不仅意味着段祺瑞不能当总统,而且连现任内阁总理的职务也必须辞去。这种斗争形势,也影响并加深了皖系内部的意见分歧。其中一部分人从缓和北洋内部矛盾,稳定政局着眼,也主张另提一接近皖系,能为皖系所用的人。因此,由段祺瑞出任总统,也为情势所不容。段只好知难而退,表示“自身绝无希望,非但不希冀总统问题同彼发生关系,倘选举进行能顺利,不生波折,则国家主持有人,彼并愿抛弃现有之政治上地位”[11]。当然,前提条件是冯国璋必须从总统位置撤下来。
直皖斗争和南北纠纷使冯国璋和段祺瑞不得不同时退出,这样,总统的候补者就只有徐世昌一人了。
徐世昌为北洋派元老,有丰富的官场政治经验。其为人八面玲珑,善观风向,长于玩弄权术。他在直皖对立和南北斗争中,以“调和者”自居,两面讨好,不为左右袒;对段派不即不离,对直系则暗示亲近,对西南则表示有和平妥协的愿望。皖系以段祺瑞无法选任总统,徐世昌为文人,没有兵柄,易于操纵,便决定改提徐,想让他作一名有名无实的傀儡,诸事“反有益于进行,而便于倒冯”[12]。6月12日,徐树铮给王怀庆的电报说:“时局多艰,非东海莫克负荷,尤非我辈共矢公忠,莫为捍卫。”[13]冯国璋以段祺瑞不当总统,于自己的北洋首领地位无损,也表示同意由徐世昌任总统,认为要度过目前政治上之难关,“而谋大局统一,非东海登台不可”[14]。前面提到他希望“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而造平和者”,指的就是徐世昌。直皖之间的斗争,需要有一个第三者缓冲人物出来,借以维持北方政局,徐世昌正是这样一个适当和权宜的人物,因而受到两方的拥戴,可以说是坐收渔人之利。此外,交通系大多数与徐世昌皆有渊源,梁士诒曾向安福系提出过他就参议院议长的条件之一,就是由徐世昌任总统[15]。研究系讨论会一派原本属徐,研究会一派议员因冯国璋在选举中完全失败,也倾向徐。这样,徐世昌便受到北方各政派的一致支持。
7月底,北洋各督军在天津开会时,已决定推徐世昌为总统。8月2日,冯国璋的亲信从天津打电话告诉冯说:“津议一致推徐,决请钧座息肩。”[16]徐世昌本人认为,“今为武人专政时期,无容纳文治派和平议论之余地。”他希望直皖“两派相安无事,自行约定择一为总统”,他“当与以善意之援助”;但又表示:他“非绝对不再出山。惟此种形势之下登台,必至自毁,故不欲上此大当”[17]。这就是说,只要直皖两方互相让点步,形势有所缓和,他还是愿意出来干的。一荣俱荣,徐世昌如果担任总统,他手下的人自然也会从中得到好处,因此他们为徐的当选大力进行活动。
正当新国会成立,总统选举迫不可待的时候,形势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8月间,吴佩孚等前敌将领接连发出通电,要求罢战主和,并同南军达成了停战协定。吴佩孚还表示强烈反对新国会选举总统。8月7日他致江苏督军李纯的电报中说:“民国精神,全在法律,立法不善,必召大乱。国会者,立法之最高机关也。此次新国会选举,政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除异己,援引同类,因之被选议员,半皆恶劣。此等国会,不但难望良好结果,且必以立法机关受行政之指挥而等赘瘤。极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约束,伪造民意,实行专制,酿成全国叛离、外人瓜分之祸。缘此推之,亡国之兆已萌,若再以武力平内乱,是惟恐亡之不速也。”[18]8月21日,他又通电指出:“溯自我国因法律问题引起内争,全国纷纭,已逾一载,长此以往,分崩之祸,即在目前。国利安在?民福奚存?……选举问题,虽非师长等所敢问,然新旧国会分立,南北既无统一精神,焉有真正民意?若当此兵戈未息之时,骤行选举典礼,不但于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国分裂,此尤为我经略使(曹锟)与长江三督帅及各省军民长官所急应注意者也。”[19]
接着,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亦实行新的结合,发出先决时局,然后选举总统的通电。三督之间常有代表往返,商议促进南北妥协事宜。西南对吴佩孚的通电,也予以积极响应。谭浩明、谭延闿8月23日致吴的电报说:“马日通电诵悉,大义凛然,同深赞服。依法解决,笃爱和平,本西南宗旨。顷已转达武鸣(陆荣廷)、西林(岑春煊)一致主张,以副盛意。”[20]吴佩孚的举动,暗中得到曹锟和冯国璋的默许和支持,因此实际上是直系向皖系发动的一次新的挑战,其意图是推倒主战的段祺瑞内阁,挽救冯国璋的失败。
主战派认为,吴佩孚和长江三督的建议是冯国璋的阴谋,一致表示反对。8月24日,奉天督军张作霖、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督军陈树藩、黑龙江督军鲍贵卿、吉林督军孟恩远,由张作霖领衔联名通电,要求速举总统,以安政局,并另有内容大致相同的电报分致参众两院[21]。25日,倪嗣冲响应张作霖等五督的通电,表示要“竭尽绵力,为公后盾”[22]。28日,张作霖又致电北京政府,提出吴佩孚发表主和电,必有主谋之人,应请查明,从严惩治[23]。显然其矛头是指向冯国璋的。
这样,关于总统选举问题,就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主张先决时局,后选总统;一种主张先选总统,后决时局。争执的背后,仍然是直皖、冯段之间的斗争。皖系以国会为武器,以速选总统倒冯;直系则以前敌军官作先锋,以缓举总统谋和倒段。当时舆论指出:“所谓先决时局云者,质言之,则先倒段内阁耳。所谓先举总统云者,质言之,则先倒冯总统耳。一方以国会之多数党为武器,以张、倪等主战之电及五督请速举总统之电为声援,一方以前敌将卒停战请和为武器,以曹锟与长江三督沉默为声援,旗鼓相当,日逼日紧。京津之间密布愁云,一经道破,总统问题,时局问题,冯段两派之问题;南北问题,和战问题,北方内讧之问题也。”[24]
在直皖两派关于选举总统问题上的对立中,梁士诒又同段派站在一起了,认为先决局势,缓举总统,“为目下形势所不许”,主张先选总统,后决时局[25]。研究系则赞成缓举之说。
段派唯恐迁延时日,夜长梦多,时局将进一步发生剧变。为了抵制直系阻挠总统选举的图谋,便决定加速组织总统选举会。8月27日,安福系议员盘据的众议院开会,由议员王伊文提出,并有程克、徐世一等六十人连署的《两院从速会合定期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选举案》,认为“本届国会业于八月十二日行开会式,两院议长均经举定,计距大总统任满仅一月余日,不惟依法应由国会议员从速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且目前内政、外交之紧迫,在事实上亦有次任大总统产出之必要”。因此,提案主张由众议院会同参议院从速定期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次任大总统[26]。众议院表决,以多数通过。少数派研究系议员黄群等要求先决时局、缓举总统的提案被否决。会议决定咨行参议院,限七日内开两院会合会议,决定选举总统日期。
8月29日,参议院开会讨论众议院移付的《速选总统案》和参议员吕调元、张玉庚等提出的《迅速组织总统选举会案》,以多数票通过,决定于8月31日开参众两院联合会,商定选举日期。8月30日,安福俱乐部开会,决定9月4日为选举日期,并举定发言人,在两院联合会提出主张速选的理由。8月31日,参众两院联合开会讨论选举日期,结果决定9月4日进行总统选举。
由于此前徐世昌一直未正式明确表示他选出后是否愿意出任总统,有些议员还有点不放心。因此,9月1日,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和众议院议长王揖唐特往东四五条胡同徐宅敦劝。徐世昌说:“诸君何苦推我衰朽之人登台?”梁、王说:“相国(按徐1914年曾出任袁世凯的国务卿,故人称为“相国”)之外,无人能解决时局,时局不解决,无以一致对外,相国忍见亡国之惨乎?”徐于是回答说:“诸君以国家为前提,责我以大义,我亦无法。但是诸君举我,是希望我将一切事件办好,究竟我出山之后办得好不好,我亦无把握。”[27]显然,徐已经默认就职了。
8月31日和9月1日,研究系接连开会讨论选举总统问题,到会五十余人。梁善济、籍忠寅报告了他们拜见徐世昌时徐派吴笈孙同他们谈话的情形。梁、籍曾向吴提出三个问题:一、徐被选后是否肯就职?二、徐对于时局是否主张和平统一?三、如主张和平统一,有无具体办法?吴答说:“(一)东海本不愿出,某即为劝东海不出之一人。但届时东海如果被选,其势亦不能不为大局所牺牲。(二)东海被选后,一时尚不能表示对于时局之态度,但要以和平统一为最后之目的。(三)现在尚说不到解决时局之具体办法,但东海终以事实问题当先解决,而其他涉及理论问题者从缓。”[28]接着黄群又报告他和籍忠寅等应梁士诒之约会谈的情况。黄等问梁:徐是否肯就职?梁答:“必肯就。苟于被选之后即将当选证书送去,则选举总统问题即可完全解决。”问:“东海对于时局之意见如何?”答:“主张和平。”问:“当选后,是否即可发表?”答:“即可发表。”问:“合肥对于东海主张,其态度如何?”答:“不必虑,东海当选,则合肥必下野,不日当有表示。”问:“主战各督对东海主张是否可以让步?”答:“当可让步。”问:“前敌将领已表示缓选总统,今日遽行选出,能不发生障碍否?”答:“东海主和,前敌将领亦主和,当然无问题。”黄群因此向研究系同人提出:“(一)数年来吾国始终为武人总统,东海非武人;(二)东海入民国来,尚未入政治之旋涡;(三)东海主张与本会相同,本会为大局起见,于东海之为总统则赞成,而于速选则怀疑,盖恐速选之结果反有障碍也。”[29]会议讨论后表决,一致通过徐世昌为总统候补者,但因对速选表示怀疑,未做出决定。9月3日,研究系又开会,鉴于参众两院议员绝大多数赞成9月4日举行总统选举会,大势所趋,表示愿意抛弃其对速选怀疑的意见,决议:“推定徐世昌为大总统候补者,本会会员四日一致投票。”[30]
为了使速选总统得以顺利实现,段祺瑞表示决定与冯国璋同时下野,于8月31日发表愿意辞职的通电:“良以统一不成,和平直成虚愿,而国纲所在,断不容弃统一以就和平,理既甚明,事非得已。惜祺瑞襄赞无方,未能早纾国难,上负大总统知人之哲。今幸国会告成,已议决组织大总统选举会,实为我国第一次改选大典。元首改任之时,即政局重新之会。祺瑞自应及时引退,遂我初服。”[31]
在正式选举的前一天,即9月3日,安福俱乐部还在太平湖分部搞了一次总统选举预演——“总统预选会”。是日到会者三百八十四人,用记名投票方式,共得三百八十三票(一人弃权),一致举徐世昌为总统[32]。
9月4日,总统选举会在象坊桥众议院正式举行。是日绒线胡同、宣武门大街一带,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居民商铺奉命悬挂国旗。众议院门首树彩架,中嵌黄色“总统选举会”五字。安福俱乐部特备汽车十辆往来于会场和各招待所之间,接送该部议员到会投票,由议员李庆芳专司稽查任务。上午10时,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宣布开会,梁因患感冒,改由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任大会。宣布参议员出席者一百三十一人,众议员出席者三百零五人,共四百三十六人,超过了《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的须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的法定人数。接着举行投票,结果徐世昌得四百二十五票(另段祺瑞得五票,王士珍、张謇、王揖唐各一票,废票三张,冯国璋未得一票),当选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全场一致鼓掌欢呼。安福系苦心经营了半年多的国会和总统选举,获得了全胜。在参观席上的徐树铮,亦“面有喜色”[33]。
会后,徐树铮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心情,立即两次通电告知各省督军,并为这次选举粉饰吹嘘,说:“本日选举,天气晴和,人心静穆,议场秩序雍容,投票整肃,不崇朝而国本以定。院外警备,比之常会,不过于照例警察外,多悬彩旗,以昭盛典。外人参观者,院内外均同声赞美,且谓既无武力作用,又无金钱关系,在历史上殊不多见云云。闻东海尚拟具电辞让,以表谦德。议员已当场决议,责成两议长代表全体恳切劝驾,勿容推让。”[34]
徐世昌当选总统后,9月5日,按照官场惯例,发表一篇揖让文章,“以示谦德”,实则并非真想退避。曹锟、张作霖、倪嗣冲等各省长官纷纷致电恭贺他荣膺大总统,并同声挽劝,其中以张作霖的捧场最为起劲。9月8日,他在分致徐世昌和国务院及参众两院的电报中说:“我大总统当代耆英,群伦冠冕,山斗望重,中外咸钦,正宜膺众选,正大位,得时则驾,解民倒悬,以庆天而顺人,则时局虽危,未必不能挽回气运。所谓天生李诚晟【存勖】,以为社稷,斯人不出,如苍生何。若夫谦抑为怀,遽尔引退,此皆山林隐逸硁硁自守者所为,窃为大总统不取也。”[35]废帝溥仪和逊清遗臣们,从维护皇室利益出发,也敦劝徐勿辞总统职。据徐世昌1918年9月15日(八月十一日)日记记载:“前此醇王偕世中堂来劝勿辞总统之选举后,又自来敦劝担任被选,世中堂复来劝勉。本拟具折请旨,是否准其担任,世中堂以为不必具折,代为面奏。今日见醇王,又再三劝就任,而可维持皇室也。”[36]又9月17日(八月十三日)日记:“昨日世中堂代为面奏请旨,皇上准其就总统之职,并令速就任。四位主位亦云:‘均甚盼其得总统,可以维持皇室。’”[37]一个民国总统在他走马上任之前,竟然要请被推倒的皇上来核准,这个总统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只有吴佩孚和西南公开表示不承认徐世昌的总统地位,不同意他上任。9月13日,吴佩孚致电徐世昌,并另有一电致各当道,主张另行改选总统。他在致徐的电文中,力陈徐不可就任大总统的理由说:“我国既称共和,纯以法律为根本,法律不完,邦基不固。此世界所共认。国会为国家立法最高机关,国会议员为国民完全代表,而选举总统又为国家非常重典,故总统选举必须出于真正民意,斯全国拥护,乃见真诚。我国旧国会分子固属不良,而新国会之议员,不但由金钱运动而来,且西南五省均未经选送,似此卑劣不完之国会,安能为全国民意代表?……我公若曲从除却西南五省之劝电,勉为就职,则民国分裂,乃由公始。天下后世,将谓公何?且分则必争,斯和局永无希望矣。”电文还指出:“若我公趁此未就职之前,毅然为和平表示,出任调人首领,并敦促冯代总统颁布罢战明令,先解决时局,以谋统一,德莫厚焉,功莫大焉。对于国会议员,通国另行改选,以期完美,届时国会有良好议员,重选总统,自然舍公莫属。则西南既不以非法借口,中央亦得免违法訾议;将士既无暴露之虞,人民亦无涂炭之苦。尔时我公虽欲不就厥职,窃恐欢呼万岁,拥戴一尊者,同声相应矣。”[38]
西南从“法统”观念出发,只承认冯国璋的代理大总统地位,不承认徐世昌为大总统,认为对徐本人并无成见,只因他为新国会所选出,因为要反对非法机关,所以也要反对它所选出的人选。9月6日,冯国璋曾致电广州军政府岑春煊、陆荣廷等人,为徐世昌疏通,请他们赞成徐为第二任大总统[39]。9月14日,岑春煊等复冯电说:“公电谓全国人民皆厌乱望治,诚然诚然。煊等恸国权之失,伤民困之增,想望和平,不敢独后。但以非法国会强行大选,使解决时局之道益形困难,是否合厌乱望治者之心理,或为应付厌乱望治者之适当方法,请还诉之人民。煊等军府备员,对于北京大选,早有布告,谓所重在法,于人无所容心。东海宿望高年,人所共晓,惟为非法机关所自出,则煊等不敢赞一词。年来北京政治浊乱,法纪荡然,我公代职,原属依法,所愿以依法始,以依法终。”[40]
9月16日,岑春煊、伍廷芳等致电徐世昌,劝他勿就总统职:“自国会被非法解散,约法精神横遭斲丧,既无以杜奸人觊觎之心,更无以平国民义愤之气。护法军兴,志任荡乱,北庭怙恶,视若寇仇,诪张为幻,与日俱增。以为民国不可无国会,而竟以私意构成之,总统不可无继人,而可以非法选举之。自公被选,国人深慨北庭无悔祸之诚,更无以测公意所在。使公能毅然表示于众曰:‘非法之选不能就也,助乱之举不可从也。’如此,国人必高公义,即仇视国会者,或感公一言而知所变计,戢乱止暴,国人敢忘其功!惜乎公虽辞职,而非法国会之选举,竟无一词以正之也。窃虑公未细察,受奸人蛊惑,不能坚持不就职之旨,此后国事益难收拾,天下后世将谓公何如?”[41]
后徐世昌上任,曾设法促成南北议和,谋求南北和平统一,但安福国会和他本身的地位涉及到一个法统问题,就成了南北妥协和解的难题和一大障碍。
显然,吴佩孚和西南反对徐世昌就任总统,矛盾并不是指向徐本人,而是指向主战的段内阁和由段派所操纵的非法国会。
紧接吴佩孚9月13日致电徐世昌之后,曹锟因其当副总统的欲望未能得到满足,加上其部属等前线将领坚决主和,亦于9月14日致电京沪各报馆,也打着“救国救民”的旗号,在其洋洋洒洒千余言的电文中,一反其以前主战的态度,痛责国内阋墙之斗和武人权利之争。他说:“民国七稔,祸变侵寻,政潮之湍激未平,地域之争衡愈烈。始则一方相怨,继而同室相仇,俶扰纠纷,于斯为烈,穷其流极,虽圣哲无以善其后。……今日阋墙之祸,殆如狭路之逢,一言以蔽之,曰权利竞争而已。果使具有国家之观念,何暇争权利之攘夺。国步频危,民生已蹙,颠连之状,呼吁之声,设竟充耳不闻,熟视无睹,嚣嚣然惟个人权利是图。内讧方殷,外侮将至,循此以往,立召危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要求全国同胞,“不分畛域,事事协助,推诚相与,誓诚共见。惟大厦将倾,尤须众木撑持。切望当世明达,急起而共挽之”[42]。曹锟虽不如吴佩孚态度鲜明,但这是他第一次正式表示反战主和立场。前此不久,他因受北京政府指责,还屡电申斥吴佩孚,现在却不顾一切,与吴唱一个调子了。同日,曹锟还有一电致徐世昌,同时分电国务院、参众两院各当道,声称:“地方之于中央,腹心所托,干城所寄。既担拥护之诚,为大局策万全,非为一方徇私意;为亿兆谋幸福,非为一人谋禄位。”[43]这更是明显向段内阁的挑战,对主战派的有力打击。曹锟电报发表后,吴佩孚、李奎元等于20日通电表示响应,要求早息内争,促成和局,并提出请曹锟主持一切,“请长江各督仍任调人,公推东海先生为调人领袖,则和局之成,易于反掌”[44]。
在总统选举以前,段祺瑞曾有“乞退”的表示,而在徐世昌当选总统后,他反而渺无声息。原来,段本人并无下野之心。8月31日,他发表愿意辞职声明,在属稿时曾对他的一个亲信说:“不能无此语,亦并不重此语。”[45]可知其辞职云云,不过是为了敷衍舆论,应付时局而已。段左右的人如徐树铮等,亦想竭力维持段内阁不变。徐世昌又当然表示挽留,不能劝退,故相传有一时决不更动内阁之说。但此时段祺瑞由于为军事和财政问题所困,已处于绝境,实非下台不可,而曹锟、吴佩孚的电报,又具有明显的“逼宫倒阁”性质,“实对于段阁恋栈下一针砭”[46]。9月15日,段祺瑞看到曹锟的电报后,顿时“仓皇失措”,当夜即召集各要人在府学胡同私邸开紧急会议。会上,靳云鹏同徐树铮展开激烈争论,认为“非速退无以自全”[47]。结果,段祺瑞决定下野,随即与徐世昌商量继任内阁人选问题。段的下野,为徐世昌上任和冯国璋的下台,铺平了道路。
由于除吴佩孚和西南方面反对徐世昌上任外,包括曹锟和长江三督的北方各督,都一致催请徐就职,同时段派也盼冯国璋速即下台,徐既不能违反段派的意愿,并指望因冯下而段亦下,故决定于10月10日就职。
9月16日,梁士诒和王揖唐到徐宅行授受新大总统当选证书礼,徐受证书时致答词说:“世昌不敏,承全国重托,两院公推,义无可辞,引为己任。此后厉行宪政,发扬国光,敢竭寸长,冀符舆望。”[48]
10月9日,段祺瑞正式向徐世昌递交辞呈。10月10日,徐世昌在怀仁堂正式就任大总统职,同时与冯国璋行交替礼。他在就职宣言中表示:“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阋墙知悟,休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49]同日,徐发表上任后的第一号命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由钱能训代理。这样,就最终实现了冯国璋和段祺瑞同时下野、徐世昌上台的局面。段祺瑞递交辞呈那天,还发表了一个退职通电,表示以后专任参战督办,以贯彻参战宗旨,对于国内战争无权过问[50]。冯国璋则声称要“返我林泉”,回河间老家休养,“绝无希望出山之意”[51]。
在这场斗争中,冯国璋和段祺瑞表面上看去似乎打了一个平手,实际上是段占了上风。段祺瑞虽然不当总理,但他任参战督办,掌握了几师参战军(后改为国防军、边防军),有很大兵权。同时他掌握着安福国会,并在内阁中安插自己的党羽,占据重要阁职,实际上仍然对内阁起控制作用,北京政府仍然印着“皖系”的标记,而冯国璋则真正失去了政治地位和权柄。此时直系的一个后起之秀吴佩孚正在引人注目地崛起,积极争取发言权和对政治生活的干预。直皖之间的冲突,并未因冯、段的同时下野而平息,而且相反,只是刚刚揭开了序幕,斗争正在方兴未艾地进行着,直到1920年两派以兵戎相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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