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
人们习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作启蒙运动,并把它和西方的启蒙运动相比拟。的确,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它们都是批判封建文化,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然而在形式上却相反,西方的启蒙运动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思想准备,而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之后的思想补课。
前期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这个运动的发生,是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大多从政治上思考这一问题,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却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头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指出:“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1]因此,“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2]。“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3]。通过共和思想来赢得共和国体,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走了一段同西方前辈们相反的路程,这个迟到的思想运动,决定了下面这个历史特点:它一面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一面又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清障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有三个: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礼教;文学革命。这三个基本内容和西方的启蒙运动相比较,反映出东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追求,也反映出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具体差异。
新文化运动的发动,以《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这个杂志的主编是陈独秀。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1896年中秀才,翌年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未中,但自此开始接受康、梁的影响。1901年留学日本,因参加革命活动,1903年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国。1904年,陈在芜湖办了一个《安徽俗话报》,以后他又和柏文蔚等人组织了“岳王会”,该会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地区重要的革命组织。辛亥革命后,陈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帮助同乡汪孟邹筹办亚东图书馆。1914年夏,应章士钊之邀到日本,帮助章编《甲寅》杂志。1915年6月回到上海,同年9月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9月,从第2卷第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
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举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当时,民主称作“人权”。陈独秀指出:“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陈独秀这段话,概括地阐明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目的,即求得政治、经济、信仰、妇女的解放,总之,要同欧洲一样,在中国全面完成一番“解放历史”。“天赋人权”,是东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共同的基本口号。关于科学,陈独秀指出:科学的重要性不在人权说之下,“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谓,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强调用科学的尺度衡量世间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对迷信和愚昧。陈独秀高声疾呼道:“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民主和科学,当时也称作“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这两面旗帜,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帜。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领袖是李大钊。李大钊生于1889年10月,河北乐亭人,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是年冬,由汤化龙资助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1916年归国,8月,应汤化龙等人邀请,在北京创办了研究系机关报《晨钟》报,并担任编辑主任。9月,因政见不合,李脱离该报。在留日期间,李开始从事反袁革命活动,并和《新青年》建立联系。在日写成《青春》一文寄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
李大钊积极参加了新文化运动,撰文强烈抨击封建专制,尖锐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4]此外,他还写了很多文章,宣传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
在中国,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是孔孟之道,封建文化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因此,反对封建主义,就必须反对纲常名教。陈独秀曾深刻地指出,封建伦理与共和制度是不相容的,拥护共和国体就必须反对封建伦理。他说:“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5]在这里,陈独秀精辟地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必须建立相应的文化思想,新国体与旧文化绝对不能调和。辛亥革命忽视了这个问题,重视前者,轻视后者,陈独秀作为辛亥革命的参加者,通过失败后痛苦的反思,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把这个认识称作是“吾人最后之觉悟”。
基于上述认识,新文化运动向封建伦理发动了猛烈的批判,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6]忠、孝、节的封建秩序,和天赋人权所提倡的人格自主是根本对立的。
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学说表现出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表示:“提倡孔教必掊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教”。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都写出了一批战斗性很强的文章抨击儒学。在鲁迅的笔下,封建礼教被斥为“吃人”。吴虞也写道:“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7]同时,他们还撰文抨击康有为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谬论,陈独秀坚定地表示:“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8]这些“离经叛道”的呐喊,把反对封建的政治制度和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场彻底反封建的批判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文学革命。这个运动的首倡者,是年轻的留美学生胡适和《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胡适,安徽绩溪人,1891年生于上海,是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1910年至1917年,先后入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哥大时师从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7月归国,由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2月,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书,这是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名著,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产生过启迪心智、开扩思想的作用。
1916年10月,胡适在美国致函陈独秀,倡议改革文体,并提议从八个方面着手改革,而后将这些意见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1917年1月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这八个问题是:“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这个意见,立即得到陈独秀的支持,并把它提到“文学革命”的高度。陈独秀随即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以他特有的勇猛的性格和笔法,宣布:“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9]胡适的倡议主要是讨论新文学的形式,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则触及到了新文学的内容。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战斗队伍中,又增添了一支生气勃勃的“文学革命军”。
文学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当时被钱玄同斥之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旧文学。对此,陈独秀曾以无所畏惧的气概宣称:“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10]又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11]陈独秀这种坚定的态度和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对文学革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若干年后,胡适对此仍给予高度评价。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最显著最普遍的成果。1920年,教育部决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文的语文教材。
第一个把新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的是鲁迅。鲁迅生于1881年9月,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1898年5月,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开始接受《天演论》的影响。1902年留学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转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以后开始了文学活动。1909年归国,在杭州任教。民国成立后,应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教育部迁至北京。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抨击封建制度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鲁迅的文学作品,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
文学革命的实质,是民主的文学反对封建的文学。胡适没有触及这个问题,陈独秀也没有深入地展开论述这个问题。因此,最初关于文学革命的争论,大多集中在语言的技巧和风格上,如胡适所说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12]。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13],从而把新文学理论提高了一大步。他强调:新文学应当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人的文学”的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而这一点恰恰是民主文学和封建文学的本质区别。
把文学革命概括起来看,胡适首倡白话文,陈独秀高张文学革命大旗,鲁迅率先把新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周作人则具体而深入地阐述了新文学理论。同时,钱玄同、刘半农等在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特别是宣传白话文方面,也有所建树。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都是应该肯定的。
新文化运动既是文化运动,也是政治运动。最初,陈独秀曾表示不干预时政,不久,随着洪宪帝制的发生,这一运动的政治色彩也随之浓厚起来。陈独秀指出:“吾人既未能置身政治潮流以外,则开宗明义之第一章,即为决择政体良否问题。”又指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14]公开宣称要参预“抉择政体”,要把个人政治改变为“国民政治”,这就公开宣布了新文化运动的政治目的。
实际上,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活动,都是围绕其政治目的而展开的。陈独秀说:“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合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15]这表明,他们所提倡的新思想,目的都在于“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文学革命同样如此:“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据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16]可见文学革命也被纳入了“革新政治”的范围。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深知,建立西洋式国家,必须使国民参预政治,打破少数政党垄断政治的局面。他们指出:“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因此,强调国民必须参政,“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17],力图把党派政治改变为国民政治。的确,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代进步青年,在它的旗帜下,集聚了一支中国最进步的政治力量。当然,这个“国民运动”实际上是以进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还不是真正的国民运动。然而这个进步的政治力量的出现,对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本身都是非常激进的,他们不承认任何传统的权威和因袭的教条,礼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乃至汉字、中医、京剧等传统文化,都遭到无情的批判。“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正如陈独秀所说:对于一切问题,都要“诉之主观之理性”,否则,“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18]。这个勇猛的、也是简单而绝对的批判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形式主义的偏向,但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行将到来的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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