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和新旧思潮的激战
新文化运动是在百家争鸣的形式下进行的,反过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文化运动。百家争鸣的典型场所是北京大学,其倡导者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于1917年1月初就任北大校长。针对中国文化思想界“好同恶异”的劣根性,蔡元培提出了著名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1]这个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实际上是对封建的思想专制的否定。
根据“网罗众家”的原则,蔡元培就职不到十天,就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上海迁至北京。蔡元培又聘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胡适为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钱玄同为文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刘半农、周作人为文科教授。鲁迅此时仍在教育部任职,但和北大进步教授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人士都是《新青年》的主要编撰者,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新青年》也是在这个时候,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
同时,蔡元培还留聘、新聘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而思想保守的教授,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北大的保守派营垒。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得到陈独秀的充分肯定。陈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蔡老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这话我却不以为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瑾】(崔适字怀瑾)、辜汤生(辜鸿铭)、刘申叔(刘师培)、黄季刚(黄侃)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戏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学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对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做法,陈独秀表示反对,认为:“像董仲舒那样的专制办法,大背讲学自由的神圣,实在是文明进化的大障碍。蔡先生兼收并蓄主义,大约也是不以这种办法为然。”[2]
陈独秀这封信,提出了学术争鸣的重要意见。自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步形成万马皆喑的专制局面,直至五四时期才真正撞击了这种封建专制,再度呈现百家争鸣的自由学风。陈独秀反对董仲舒那种强行压制某一学派的做法,主张“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同时,陈独秀也指出,蔡元培的兼收并蓄是“很有分寸”的,并不包括扶乩剑侠、丹田术数等在内。这种既有自由,又有分寸的方针,是正确开展学术争鸣的典范。可以认为,提倡民主自由的思想争论,也是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的专制学风的批判。
值得称道的是,某些新旧学者,尽管在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尖锐对立,但并未因此产生个人恩怨。陈独秀赞成辜、刘、黄、崔都有讲学自由,同样,当陈独秀后来在五四运动中被捕后,刘师培也领衔率北大及各界人士约四十人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陈独秀。
在兼容并包的思想原则指导下,北大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学生思想十分活跃,各类社团纷纷成立,著名的有新潮杂志社、国民杂志社、平民讲演团、新闻研究会、静坐社、雄辩会等等。各类刊物也很多,著名的有《新潮》、《国民》等,属于保守势力方面的则有《国故》等。民主自由的学风,一扫沉闷、颓废的旧习气,这时的北大,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大批青年正在觉醒,努力探索着救国真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中国文化思想界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大激战。总的来看,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旧势力对它的攻击还不很激烈,所以,《新青年》还要用“双簧戏”[3]的办法,来引起新旧思潮的争论。然而到1918年底至1919年初,情况就不同了,封建卫道士们纷纷出来抨击新文化运动,大骂它是“叛亲灭伦”,“禽兽自语”,“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这场谩骂的高潮,是林琴南(林纾)写的一篇名为《荆生》的文言小说,发表在1919年2月17日的上海《新申报》上。小说塑造了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另有三位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田其美(指陈独秀)、金心异(指钱玄同)、狄莫(指胡适)。荆生对三人怒斥道:“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最后,田、金、狄三人被“伟丈夫”赶走。小说实际上是旧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的仇视情绪的发泄。
在保守势力的进攻面前,新文化运动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答了旧势力的挑战。他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坚定地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4]《荆生》小说发表后,李大钊在《晨报》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他正告林琴南等人道:“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5]
通过这场激战,新文化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并且开始把反对封建文化与反对军阀统治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不过,怎样才能推翻军阀的统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些仍旧是人们探索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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