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爱国运动引起的政治波澜
在5月4日被捕的三十二名学生,因各方面出面保释,于5月7日上午全部释放。这时,教育界成为反动势力攻击的主要对象。在各种压力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5月9日晨不辞而别,离京出走。蔡元培临走前留下一个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1]
同时,教育总长傅增湘也提出辞职,经徐世昌于5月15日下令批准任命教育部次长袁希涛暂行代理部务[2]。傅增湘辞职后,教育总长一职,政府提出由众议院副议长田应璜继任。5月16日,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大会,王揖唐发言说:教育总长继任人选,“大总统及钱总理亲对鄙人谈及,拟以田君应璜担任之。鄙人询及田君之意思,初不肯就,后以为既是本部党员,应听同人之公决。好在此举非本部所要求,乃大总统之意思”[3]。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决定听任政府处置。也就是说,田应璜准备走马上任,安福系企图染指教育大权了。
但是,田应璜将出任教育总长的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各界人士强烈反对。5月17、18两日,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连续召集会议,决定向政府提出挽留蔡元培、傅增湘等要求,如不获准,则于19日举行总罢课。19日,总罢课开始了,学联发表了罢课宣言和《上大总统书》,要求拒签对德和约,惩办曹、陆、章,同时指出:“教育总长傅公,大学校长蔡公,学问道德,中外推重,近来教育界有发皇振励之气,皆分二公之赐。而傅公则无端免职,蔡公则被迫远引,以致各校校长联翩辞职。日内复盛传政府将以品卑学陋之田应璜继傅公之后,似此摧残教育,国家之元气可伤。”[4]张謇也通电谴责说:“报载将有安福派继长教育之说。安福何派?派有何人?江海野人,无暇闻此。惟闻前此出钱收买议员,即此派人;则扫荡国人之廉耻者,此派人也;煽播政争之酷毒者,亦此派人也。若以此派人主持教育,岂将夷全国于牛马襟裾之列乎,抑将熏学子以犬豕盲躁之臊也。”[5]慑于舆论,政府只得悄悄撤销这一任命。袁希涛在5月21日致黄炎培的一道密电中称:“今日政府已声明撤回田教长之同意案。”[6]
蔡元培出走后,北京各校学生及校长纷纷督促政府挽留,同时,各校校长也纷纷提出辞职。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安福系大肆攻击蔡元培,但徐世昌、钱能训仍决定挽蔡。5月12日,袁希涛密电沈恩孚:“九日,大学蔡校长辞职,径行出京。直辖各校长亦遂辞职。各校员生,纷起请留。……涛昨见首揆,顷谒元首,均嘱部速留蔡。”[7]13日,袁希涛再电沈恩孚道:“北京直辖各校长继续辞职者,因留蔡未有结果,均尚未允回校任事。各校学生代表每日开会。现状如此,深以多延时日,无法维持为虑。”[8]
显然,蔡元培的去留,在北京教育界造成极大影响。为尽快平息这一风潮,徐世昌于14日发布命令挽留蔡元培,命令说:“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9]该令发表后,袁希涛于15日致电黄炎培说:“政府留蔡指令已发表,直辖各校长亦多允仍任职。蔡公已否过沪?倘对于挽留一节遽仍表示决绝,则风潮难息。”[10]可见北京教育界风潮,与蔡元培的去留有着一定的直接的关系。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发生后,立即得到各地青年的响应,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救国十人团等团体,举行罢课,抵制日货,上街演讲,组织游行。天津、上海、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爱国运动都十分活跃,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惩办卖国贼,拒签对德和约。
这时,北京、上海学联决定筹备成立全国学联,以便统一领导全国的学生运动,并派遣代表前往各地联络。6月16日,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河南等地的数十名学联代表,在上海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北京代表段锡朋当选为会长,上海代表何葆仁为副会长,学联会址设在上海。全国学联的成立,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件大事,爱国学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极大地增强了全国青年的团结。
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曹汝霖立即提出辞职。他在呈文中首先对学生的举动大肆诬蔑,随后对签订“二十一条”和铁路借款两问题作了辩解。关于铁路借款一事,他蓄意将责任推给徐世昌。他说:“至于济顺、高徐各路借款,汝霖比时兼长财政,适逢我大总统就职之初,政费军储,罗掘罄尽……而欧美各国战事方酣,无力接济。汝霖仰屋旁皇,点金乏术,因与日本资本家商订济顺等路借款预备合同。”接着,他又对铁路合同的性质解释如下:“此项合同内亦并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之文。果系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则此项铁路本属德国权利之内,何须另行垫款始能允此路权?”他认为,山东问题的失败,原因完全在英、法维持日本继承德国权利的密约,“汝霖决难分过”[11]。
5月10日,曹汝霖又通电申辩:“中国铁路,除京绥一线外,均系借款修造,管理权自我操。该项合同(指顺济、高徐铁路合同),亦与现在已成借款各路合同性质相同,并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之文。”他进而又说:“近年财政困难,借款为国家不能免之事实,而外交借款久为众矢所归,汝霖所自信者,历来经手借款,均无丝毫回扣……不特先例所无,窃恐后来借款未必有此优点。”为此,他申辩道:“名誉为第二生命”,“惟是他人嫁祸,重诬卖国,实难忍受”。最后他表示:“至青年学生不明事实,不辨是非,血气未定,受人煽惑,轶越常轨,其行为虽触犯国法,其心迹亦自可悯。所望嗣后主持教育者,补偏救弊,尽心启牖,不至以学生为党派私人供政争之用……则汝霖今日虽因误会而牺牲身家,章公使因误会而几濒于死,对于青年诸生,尤为厚望于将来也。”[12]曹汝霖把学生运动认作是党派“政争”所引起,他所说的党派是指研究系。曹在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仍然坚持认为五四学潮是研究系挑动起来的。
5月9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提出辞职,在辞呈中解释了签订“二十一条”的经过,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撤销第五号条件,既保持了和平,又“俾我国权得以保全”;反之,“但若使臣只知意气而战祸顿开,抑或听其要求而国权尽丧……则今日和会有无列席之资格已属疑问”。接着,他同曹汝霖一样,将攻击矛头直指研究系。他说:“至于币制总裁任内,惟阪谷顾问一案关系日人。但阪谷系汪大燮上年赴日为专使时所面请,而又为梁启超财政总长任内所约订。……论以亲日资格,汪、梁为优,而陆、曹媚日头衔,日人方面或恐未愿容许也。”[13]尔后,陆宗舆又在另一辞呈中辩白说:“况自通海数十年来,凡当外交之冲者,几悉为众矢之的。其间经历不得已之情形,非至时过境迁,事实渐著,则功罪无由而分。”他同样认为,五四学潮是“党争”的结果,说什么“始则由党争以引重外力,终则因外力以颠覆国家。以名爱国,实为祸国,以此救亡,实为速亡,朝鲜覆辙,痛史具在。”[14]
章宗祥于6月初提出辞职,并在后来撰写的《东京之三年》书稿中为自己作了辩护。他同样指出,济顺、高徐铁路借款的原因在徐世昌,其借款背景是:“徐东海选任总统,南北罢兵,非巨款无以善后”,因此提出了这一铁路借款。中国当局原先考虑到,这两条铁路已于民国三年与德国订立了借款条约,日本占领青岛后,政府深恐日本有继承德国权利的意思,因此始终不与日本交涉。自中国对德宣战后,中德间一切条约均废除,这两条铁路与德国已无关系,因而才与日本商谈两铁路借款问题。他认为,“在中国方面不过昔日借自德国者,今日借自日本,从新订立合同”,“与承继德人权利无涉”[15]。
章宗祥对山东换文的辩解是,胶济铁路原为德国控制,现在与日本订约,由中日合办,“则中德旧案尽行撇开,完全为中国允许日本合办之新事业,与承继德人权利绝对不同。”“综观换文全体,在欧战未停之时,中国当局为补救临时及预防将来起见,与日本协定实为有利国家之事。”对于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质问“欣然同意”一语,章宗祥反驳道:“在威尔逊之作此言,不过自卸其责,断章取义,初无价值。”[16]
综上所述,曹、陆、章三人均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竭力辩解,但是,山东换文并不是孤立的协定,而是作为顺济、高徐铁路借款合同的交换条件提出来的。这一点,在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交的山东问题说帖中讲得很清楚:“一九一八年九月与日本订立草合同,借款筑路二道,此二路者,即一自胶济线至徐州连接津浦、沪宁铁路,一连接京汉铁路者也。日本政府以此合同之故,乃于同月二十四日换文中,允将胶济沿路日军除济南留一支队外,余均撤回青岛,并裁撤山东省内之日本民政各署。”[17]陆徵祥在中国代表团第三次会议上也明确指出,这两项协定是“交换条件”。而曹、章的辩护均回避了这一点,而是孤立地解释两项协定。曹汝霖在其晚年的回忆中还申辩道:山东换文的核心是解决日本部分撤军问题,所以中国方面才有“欣然同意”一语,认为“欣然同意”这句话是普通辞令,“所谓同意,明明指日外相来文之三项(指撤军等问题)。……哪知后来巴黎和会竟引为攻击之借口,以为承认山东权益,岂非奇谈,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18]。
然而问题就在于,日本是以铁路借款换取部分撤军的,既然是交换条件,中国方面就必须付出代价。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是以两条与山东主权密切相关的铁路路权,换取日本部分撤军,并借得二千万日金,其实质就是,承认日本势力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山东。中国方面的解释是,两项协定均签自中国对德宣战之后,与日本继承德国权益无关。而日本的解释则是,胶济铁路与顺济、高徐铁路借款,原均属德国权益,而现在则均由日本接替,这就是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益。巴黎和会基于帝国主义的种种考虑,支持了日本的论点,因而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涉,遭到彻底失败。
鉴于曹、陆、章参预签订的各项中日条约,均与政府有着直接关系,特别是铁路借款更是与徐世昌上台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局势的发展还没有严重到舍车保帅的程度,5月8日,徐世昌下令慰留曹汝霖:“该总长从政有年,体国公诚,为本大总统所深识。流言诋毁,致酿事端,驯至毁屋殴人,扰害秩序。该总长因公受累,实疚于怀。……务以国家为重,照常供职,共济艰难,所请应毋庸议。”[19] 5月14日,徐世昌又发布命令挽留陆宗舆说:“其于二十一条案件,与前外交次长曹汝霖协力挽救,所全尤大。……该总裁等相从办事有年,勋勤夙著,未可以流言附会,致掩前劳。……所请免职之处,着毋庸议。”[20]但是,徐世昌的命令,终究无法挽救曹、陆、章的下场。
五四运动爆发后,安福系与各方面的矛盾也随之激化,《每周评论》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亲日主战派因为他们的爪牙受了委屈,便迁怒到林长民、蔡元培、吴炳湘三人身上。他们的机关报说这回北京市民的公愤,全是外交协会林长民等煽动起来的。他们恨吴炳湘,是说他袒护学生,要政府把吴炳湘付惩戒……他们恨蔡元培,是把所有学界的举动,都归到北京大学。”[21]
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是皖系骨干人物之一,但在学生问题上,他反对采取强硬手段。五四当天,他曾制止段芝贵出兵镇压,后又迅速释放被捕学生,为此他也遭到斥责。5月6日,徐世昌发布一道指责警察厅的命令说,5月4日,“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取职名,呈候惩戒。”[22]
对于吴炳湘及警察厅的指责,不过是表面文章,因为对其“调度失宜,殊属疏误”,不能不有所表示。然而安福系对研究系的抨击便不同了,几乎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
研究系与皖系的矛盾由来已久,1918年9月,研究系机关报《晨钟报》因透露段祺瑞向日本借款一事遭到封闭。同年12月,改名《晨报》继续发行。《晨报》在12月1日的《发刊词》中愤然表示:“军阀干政,计吏卖国,持权者专恣宰割,而不顾民生民意……此诸病者有一不除,国家亡矣。”总之,他们将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对皖系实行政治报复,而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为他们提供了这一机会。
从现象上看,研究系在五四运动中的确是极为活跃的,据《每周评论》报道:五四发生后,“国民外交协会里,无日不开会,无会不激昂”[23]。所以皖系也始终认为五四运动是研究系煽动起来的,是两系“党争”造成的。
自五四运动爆发后,安福国会准备提出一系列攻击研究系的弹劾案,对研究系的抨击达到了顶点。安福干将光云锦等人曾拟提出一个《请惩办妨害外交无责任之官僚政客建议案》,内称:“查自欧洲议和以来,大总统为慎重外交起见,于公府特设外交委员会,以为咨询机关……乃汪大燮、林长民等擅用职权,径电欧使,借破除势力范围之名,不惜将全国铁路置于各国共同管理之下。铁路为国家之命脉,汪大燮等宁不知之?乃不惜倒行逆施,倡此亡国之谬说,虽其计划未成,然彼等卖国营利之心,固已昭然若揭矣。又如梁启超者,自命名流,实同妖孽,趁欧洲和会之际,为自身活动之谋,领政府巨金,冒称以个人之资格为议和委员之后盾。梁启超自到巴黎之后,谬托政府委任,遇事干涉,并受外人贿使,不惜卖国求荣。……又煤油督办熊希龄,与汪大燮、林长民、梁启超等勾通把持,狼狈为奸,其罪尤不可逭。今国事败坏至于今日,可谓极矣。此种卖国求荣之辈,若不严加惩办,则何以彰国法而正人心?应请政府将上列诸人严行查办。”[24]这份弹劾案,字里行间杀气腾腾,把安福系对研究系的愤恨发泄无遗。
同时,还有人准备提出《裁撤公府外交委员会建议案》,抨击该会委员滥用职权,遇事干涉,贻误外交,“今青岛失败之警报已见告矣,国民愤激同深,不可遏止。该委员会对于政府之外交方针毫无建白,惟以少数人之私利是图,坐视外交失败至于此极,其罪可胜言哉。应由本院决议,咨请大总统即日裁撤外交委员会”[25]。实际上,不待这份弹劾案提出,汪大燮、林长民自知情况不妙,于5月3日自行解散了外交委员会[26]。
同时,钱能训内阁和中国代表团也成为安福系攻击对象。有人企图对钱能训和陆徵祥等提出弹劾案,指责政府任命赴法全权委员未经国会通过,钱能训“违法失职,辱国丧权”,还谩骂“陆徵祥庸碌无能,依庇外国妇人以自重[27];顾维钧少年轻躁,略善英语;王正廷卑污龌龊,才可传教。政府不察,乃以此辈为专使”,斥责政府“昏庸错乱,轻举妄动,竟演成今日之失败”[28]。反映出安福系和钱能训内阁的尖锐对立。
但是,罗正纬等少数有正义感的议员,也准备提出《弹劾交通总长曹汝霖案》,指出:曹汝霖在辞呈中“仅言个人之私,横加学生之罪,无一词片语怜其冒难救国之情。只知有身家,不知有民,不知有国。”“该总长辞呈内,备述借款有功,以为国家筹借外款事项,非我莫属。是欲借外人之势力挟制政府,盘据要津,情词毕露。”“拟请政府立即免职,并从严查办,以张国纪,而顺舆情。”[29]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五四运动的爆发,促使统治阶级内部固有的矛盾也随之尖锐化、公开化,互相指斥“卖国”“失职”,均欲置政敌于死地,其谩骂和愤恨的程度,几乎超过了对青年学生的攻击。统治阶层内部的这种公开化的分裂状态,造成他们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来镇压群众运动,并且极大地制约着政府当局在内政和外交上的种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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