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下旬政局恶化
五四运动发生后,其范围逐渐由北京扩向全国,由学界扩大到各界,由下层扩大到部分上层,由自发性行动发展为有组织的行动。特别是南北和会破裂后,安福系分子猖獗一时,一再公开指责政府的内外政策,不断向徐世昌、钱能训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决定调整对内政策。此外,在对外政策上,北京政府在对德和约是否签字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尽管举国舆论均反对签约,但是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作了一番权衡后,决定服从帝国主义的意志。这样,在5月下旬,北京政府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公开主张对德和约应签字;二是严厉镇压学生运动。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在下令停止南北议和,单方面撤回北方代表的同时,还加强了对舆论界的控制。
5月23日,北京《益世报》被封闭,原因是该报曾转载一份山东第五师官兵反对出卖山东的通电,而山东督军兼第五师师长张树元否认该师曾发此电,于是该报被封,总编辑潘智远等人并被逮捕。尽管研究系律师刘崇佑为他们作了长篇辩护,但他们仍以妨害治安罪、侮辱官吏罪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该报总发行人李雪舫等,也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
23日晚,京师警察厅开始派专人对研究系机关报《晨报》实行新闻检查。
21日,徐世昌下令,任命王怀庆任步军统领,替换了镇压学生运动不力的李长泰。
这时,日本官方也改变了五四运动爆发以来相对沉默的态度。5月21日,日使小幡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一份抗议照会,其中指责道:“外交委员会委员,干事长林长民君,五月二日,晨报、国民公报等特揭署名之警告,文内有: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等语,似有故意煽动之嫌。此事与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生酿成纵火伤人暴动之事,本公使之深以为遗憾者。”[1]
5月25日,北京日本人所办的《顺天时报》公布了小幡照会。同日,林长民向徐世昌提出辞职。辞呈中说:他撰文“激励国民,奋于图存,天经地义,不自知其非也”。“务乞大总统准予开去外交委员,暨事务主任兼差,俾得束身司败,以全邦交”[2]。林长民的辞职书,不如说是抗议书,不少报刊予以转载,并就此发表评论,赢得了广泛的同情。
同日,徐世昌对学生运动下达一道措词强硬的命令,禁止集会、游行、演说、散布传单,否则就要实行镇压。令文说:“着责成京外该管文武长官剀切晓谕,严密稽察,如再有前项事情,务当悉力制止。其不服制止者,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3]
在这期间,北京政府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主张对德和约应当签字。政府的考虑是,签字是有害的,而不签字也是有害的,两相比较后,认为签字的危害轻一些,于是决定签字。驻法公使胡惟德等人也力主签字。
5月24日,国务院致电各省,通告政府签约的决定,同时再度征求各地意见,意思是希望支持政府的决定。电称:“经熟思审处,第一步自应力主保留,以俟后图;如果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当经征询两院议长(李盛铎、王揖唐)及前段总理意见,亦属相同。因时期促迫,已于昨日电复陆专使照行。”[4]同日,为配合政府这一决定,段祺瑞亲自出马,致电各省军政高级官员,力主签约。他说:“欧洲和约事,当局最后主张,业经电达。青岛问题,顾、王两使争执直接交还,国家有力,未尝不是……以英日现在之国力,我欲一笔抹煞得乎?”“欧约如不签字,国际联盟不能加入,所得有利条件一切放弃”。他还攻击爱国学生运动是“借爱国以祸国也”,要求各地维持治安,“赞襄政府”[5]。这是段祺瑞自五四运动爆发以来头一次公开表态。他公开宣传失败主义论调,甘认我国无力直接收回青岛,无力与英、日对抗,因而只能俯首签约。
以上两电发出后,一时间泛起一股浊浪。5月25日,安徽督军倪嗣冲复电响应政府决定,他首先重复段祺瑞的论调,认为我国国力弱,因而无法直接收回青岛,最后表示:“今但以青岛之故拒绝签字,若将来争执无效,或反将其他有利益之条件同归消灭,则失败更甚于今日,而挽救亦绝无希望,固不如断之于先之为愈也。”[6]倪嗣冲的电报,把失败主义理论发挥到了一个高峰,他们看问题的出发点,不是怎样去争取成功,而总是考虑如果失败怎么办。
但是,这段时间大多数实力人物要么不表态,继续沉默,要么含糊其词,模棱两可。河南督军赵倜就是一个典型。他于5月26日复电段祺瑞表示:“倜一介武夫,智识短浅,事关国际,唯一听政府之主持。”[7]
北京政府在5月下旬对内采取的一系列强硬措施,造成全国的政治气氛更加紧张。但是,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仍然在向前发展,运动的广泛性达到了空前规模。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也矛盾重重,有时甚至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例如,直系、研究系同皖系的矛盾,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他们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因此,统治阶级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来镇压群众运动。局势的发展究竟有利于何方,决定于下一阶段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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