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约国胜利在中国的反响
北洋政府自1917年8月14日宣布对德奥宣战后,因旧国会已于6月解散,而安福国会又未成立,因此对德奥宣战案一直未经国会正式通过。1918年10月,德国向协约国方面提出停战请求,战争的结束已指日可待。10月27日,徐世昌匆忙向众议院提出《对德、奥宣战咨请同意案》。11月2日,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亲至众议院对该案作了说明,众议院在经过简短辩论后,随即以二百四十四票赞成,全体通过该案[1]。11月5日,参议院以一百零四票赞成,一致通过该案[2]。六天后,即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方面签署了停战协定,持续五十一个月又两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结束。
欧战告终,国内南北战争趋于停顿;欧洲将举行巴黎和会,上海将召集南北和会;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徐世昌的罢战退兵命令,这一切似乎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一片光明,人们对于战后时局充满着乐观估计。
威尔逊在1918年1月发表了著名的十四条宣言,对战后的国际关系准则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包括国与国之间不得订立任何秘密协定,外交活动必须公开,并倡议设立国际联盟,以维护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同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威尔逊又说:“此次战争,非国际政客之战,系人民之战。将来议和,应以无偏倚之公道为原则。”他为战后议和提出五条大纲,第一条便是“各国人民权利平等,待遇毫无轩轾”[3]。
威尔逊的上述言论,引起中国各阶层人士的热烈反响,钱能训在众议院演说指出:“我国所主张,即以美国威大总统所主张为主张,亦即以世界人类共同之主张为主张。此次战后外交情形迥异曩昔,凡损人利己之外交一定失败,且凡阴谋诡密之外交,亦无良好之结果。”[4]威尔逊的言论,甚至中国思想界最先进的人士也为之迷惑,陈独秀就公开称其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总之,人们都庆幸着中国能够跻身于“战胜国”的行列,随着战争结束,举国上下掀起了一阵不小的庆贺战胜的热潮。
徐世昌在11月16日的命令中声称:“我协商国士兵人民,不惮躬冒艰险,卒以公理敌强权而获此最后之胜利。吾国力排众难,加入战团,与兹盛举,是堪欣幸。”[5]钱能训在众议院的演讲中也颇为欣慰地说:“此次欧战,中国幸能随同最讲公道、最爱和平各友邦,以与专尚武力、凭凌弱小之国角斗,是为我中国最有荣幸之事。”[6]11月20日,参、众两院议长梁士诒、王揖唐,分别致电美、英、法、意、日等国国会,祝贺胜利。国务院于23日发出通告:“本月二十八日,庆祝欧战完全胜利,所有各机关应放假一日。”[7]28日,北洋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前举行盛大阅兵式,美、英、法、意、日等国士兵参加受阅,中国士兵以段祺瑞为总指挥。同时,内务部发出训令,要求各类宗教团体均于12月1日按各自教规举行祈祷仪式。训令说:“欧战告终,各协约国教堂皆行祈祷之礼,吾国对德宣战,与各协约国立于同一地位,各省区宗教团体届期亦应一律举行祈祷。”[8]从始至终宣而不战的北洋政府,厚颜地分享着“战胜国”的喜悦。
同样,各界人士也普遍认为,欧战结束是公理战胜强权,兴奋的人们将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由东单迁移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北京大学在天安门搭台演讲数日,蔡元培校长发表了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他说:“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蔡元培的理论依据是,战争的爆发,是由弱肉强食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所导致,而今后取而代之的是互助论的进化思想。他说:“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商国互助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商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9]这在当时是一种极普遍的思想。
在一片欢呼声中,当年力主参战的段祺瑞似乎成了一位英雄,以他为首的皖系势力再一次嚣张起来。1919年1月18日,众议院有人提出《请以七月三日为马厂首义再造共和纪念日案》,提案人声言:“马厂誓师,推倒复辟,实可为三次恢复共和之纪念日。如无此日,试问中华民国何能存在于今日?……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之期,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倡义之期,均已定为纪念日,马厂誓师,关系尤为重大,岂可即不定为纪念日乎?”湖南籍议员罗正纬反对,认为民国纪念日不宜过多。有人反驳道:“段前总理马厂誓师,再造共和,与黎前总统武昌起义事迹相同……当然应定为纪念日。”又有人说:“至此次复辟事起,首都陷落,若不有段前总理马厂誓师,国体几将变更,是其关系之重大,无异于武昌起义、云南倡义之事。”[10]当日,众议院以多数票赞成通过该案。2月7日,徐世昌发布命令:“国会议决,以七月三日马厂首义再造共和之日,为民国纪念日,兹公布之。”[11]这样,便出现了三个民国纪念日并存的现象。
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自然成为各界关注的中心。人们既然把中国摆到了战胜国的地位上,当然就指望享有战胜国的权利,指望以战胜国的身份,在巴黎和会上一举改变八十年来受屈辱的历史,改变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司法部曾急电各省,征求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意见,国会中也有人提出收回山东权利的议案。各界人士纷纷围绕巴黎和会献计献策,甚至连参预张勋复辟的康有为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给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写了一封长函,提出中国应争取废除庚子赔款,收回胶州湾等租借地,废除二十一条,改订关税,收回治外法权,等等。
此外,被排挤下台的梁启超等研究系政客,则决定亲赴巴黎,协助中国代表团。在宪法研究会为他举行的饯行会上,梁启超表明此行的目的在于:“欧战和议关系于吾国利害者至巨,由国民分子的义务而言,则凡有利于吾国而为鄙人力之所能逮者,必当竭诚有所贡献。”[12]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一行由上海登舟赴欧,同行者有张君劢、蒋方震、丁文江等。行前,他们“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13]。然而不久在巴黎,他们又一次卷入到政治漩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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