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准备
为处理巴黎和会所带来的日益繁重的外交事务,1918年12月18日,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内设立了一个外交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为总统和政府提供有关巴黎和会的政策、方针、措施等咨询及建议,并处理某些外交事务。该委员会设在中南海集灵囿,其成员均为政界知名人士,计有汪大燮、熊希龄、林长民、张国淦、周树模、周自齐、朱启钤、沈瑞麟、靳云鹏、陆宗舆、王宠惠、高而谦、陈箓、张志潭、孙宝琦,后又加派了王揖唐、刘式训、许士熊三人。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任事务主任,事务员有叶景莘、梁敬等四人。以上人员多为挂名,主持日常工作的是汪、林二人。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一个为研究系所掌握的机构。
徐世昌在外交委员会成立时发表演说,认为:巴黎和会的召开,“将确定国际间将来之一切局面,解除国际间一切易生危险之要点,是国际间将开一新纪元”。“吾国国民深幸有此次之参战,不能不希望于此次和议之结果。……诸君子研究有素,阅历较深,务希各竭心力,为我增益”[1]。
在当时,人们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威尔逊关于成立国际联盟的倡议,而且舆论界对国际联盟有一种奇特的理解。近代大同学说倡导者康有为,立即将国际联盟和世界大同联系起来,认为国际联盟的成立,是世界大同的到来。为响应威尔逊这一建议,1919年2月9日,北京成立了一个“国际联盟同志会”,梁启超任理事长,汪大燮为代理理事长,理事有熊希龄、王宠惠、蔡元培、李盛铎、王揖唐等,林长民为总务干事,胡适等任干事。显然,这又是一个以研究系分子为主体的团体。该会在发起宣言中声称:“中国之政治思想,夙以大同为至善,大同者天下一家,即国际联盟圆满之境也。中国民族好和平、恶战争,盖涵濡于数千年圣哲教训之所致,尤与国际联盟之精神相符也。”[2]人们喋喋不休地论证着国际联盟的设想渊源于大同学说,无非是要证明,中国古代圣哲是世界文明和人类进化的先知,其实这恰恰表明中国上层人士对于帝国主义政治的无知。
为了在对外方针上取得较自由的发言权,2月16日,张謇等人又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由张謇、熊希龄、王宠惠、林长民等七人任理事。该会在成立宣言中指出:“中国向无外交政策,亦无所谓国民外交作用,每度交涉发生,政府临事仓皇,不知如何应付……吾人追源祸始,误于政府之无外交政策者半,误于国民不解国民外交作用者亦半。……同人不敏,爰设斯会,一方表示公正民意,一方力为政府后援。”[3]该协会日后在五四运动中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政团。
上面几个官方和非官方机构,都是针对巴黎和会的召开而设立的,又均由研究系控制。随着欧战结束,在内政上失意的研究系,却立即在外交上活跃起来,他们将围绕外交问题而展开自己的政治活动。
外交总长陆徵祥是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1918年12月1日,陆徵祥偕其夫人乘火车启程离京,外交部暂由次长陈箓负责。陆徵祥的行程是,从东北经朝鲜至日本,再由美国赴法。由于当时巴黎和会还在筹备中,列强对于各国全权代表的名额尚未确定,因此中国代表的名单也未公布,但国务会议已内定由陆徵祥、驻法公使胡惟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此时尚未任命)五人为中国全权委员,当时一般称作“专使”。
陆徵祥行前,徐世昌曾召集会议讨论方针。段祺瑞发言,认为此次参战,宣布过迟,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取消其在中国的权益外,拟提议撤销庚子条约驻兵一条,以及修订海关税则;至于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声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当时政府的态度是“随机应付,没有确定”[4]。后来由外交委员会拟出一个方案,包括破除势力范围,统一管理铁路;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该方案后由国务院电致中国代表团。由此可见,政府在讨论和拟订方案时,山东问题并不占重要地位,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12月9日,陆徵祥在驻日公使章宗祥陪同下,在东京拜会了日本外相内田。会谈中,“内田颇主张两国步调一致……至青岛问题,内田谓日政府将来必照前定交还中国之精神进行,惟照法律手续,形式上须俟日本向德取得后,再行交还中国”[5]。对此,陆徵祥没有明确表态。日方提出青岛交还手续问题,其实质是企图继续保持其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强调“步调一致”,其实质是防止英美插手中国问题而由日本来包办,并约束中国方面的行动。总之,这次会谈一开始就给山东问题的解决投下了阴影。陆徵祥一行,于12月10日离日赴美。
顾维钧于1918年12月10日抵达巴黎。顾维钧,字少川,191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当年归国,任袁世凯和外交部秘书。1915年出使华盛顿,任驻美公使。在欧战期间,他密切关注着远东国际关系的演变,他曾在一份致政府的密电中指出,日本已构成对中国的最大威胁,英、法已没有力量顾及其远东利益,“英、法等国遇有中国事,往往先商日本,势若默认日本为东亚霸主”。他环顾中国的国际环境,认为:“英之于西藏,俄之于蒙古,日之于山东,葡之于澳门,均属未了问题。……而美对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我正可赖美为助。”因此他力主中国应追随美国参战,“若我助美入战,美国谊当还助,且有余力顾我防患未然”。他预料,美国“战后于国际上势力必更见扩充”,因此,“我助彼作战,将来国交上获益实属不浅”[6]。显然,还在战争期间,顾维钧已确立了战后“赖美为助”的基本思想,他此次奉命出使巴黎,正是抱着这一基本思想前往参加和会的。
驻英公使施肇基晚顾维钧一日抵巴黎。施肇基,字植之,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后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洋务文案。民国成立后,曾任唐绍仪内阁的交通总长,1914年出使伦敦,任驻英公使。
王正廷于1919年初到达巴黎。王正廷,字儒堂,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辛亥后,曾任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民国二年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副议长。张勋复辟解散国会后,他南下广州参加护法运动,时任广东非常国会参议院副议长。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他奉广东军政府之命前往美国办理外交事务,在陆徵祥逗留美国期间,为向国际社会体现国内南北一致,陆和王私下接洽后,王被陆接纳为中国代表,并由王取代驻法公使胡惟德的代表职位。
魏宸组于1919年1月5日被任命为驻比利时公使。他于清末留学法国,民国成立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后任唐绍仪内阁秘书长。他较早参预战后议和的准备工作,且擅长起草各类电文,因此陆徵祥选择他作为中国代表。
中国代表团其他主要成员有驻法公使胡惟德,驻丹麦公使颜惠庆,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以及参事严鹤龄等,代表团秘书长是驻法使馆参赞岳昭燏。以上成员只限于参加代表团内部讨论。从代表团的整个组成阵容看,确是集中了清末民初以来一代外交人才,他们大多与欧美方面有着程度不等的历史关系,显然“亲日派”不占优势。
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后,国内各界知名人士纷纷云集巴黎,他们当中有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张静江、徐谦等;研究系方面的梁启超、蒋方震、张君劢、丁文江等;还有旧交通系首领叶恭绰等,叶因不满于中日山东换文,愤而辞职,出游巴黎,经中国代表团聘为顾问[7]。他们都是来窥探和会进展情况的,都企图对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施加各自的政治影响,不论他们的派系与政见如何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他们都是皖系的政敌。
对于巴黎和会这样重大的国际外交活动,广东军政府是不甘心于被排斥在外的,必须争取参加和会,以向国际社会体现它的存在,争取列强对它的合法地位的承认。
1918年12月中旬,军政府总裁岑春煊致电南北和会主要斡旋者李纯,建议巴黎和会“由南北会同遣派代表,即为适当。例如北派若干人,南亦派若干人。此双方合派人员,北方一律正式任命发表。同时,南方亦一律正式任命发表”。他认为:“鄙意此项办法,原为求形式上统一之唯一良法,仍乞我公加电促成。”[8]岑春煊提议南北政府分别任命代表,是要表明军政府的独立性,表示北方无权单方面任命代表。
为了造成一种南北和解的气氛,为即将召开的上海南北和会铺平道路,北洋政府决定接纳南方人士参加中国代表团,此时,陆徵祥已在美国和王正廷进行接洽。但是,由南北政府双方任命代表的建议,北京方面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一来,无疑向世界表明,北洋政府不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李纯也致电政府表示:“岑电调停之策,拟双方正式任命,殊属不妥。”[9]然而就在函电交驰之际,军政府单方面任命了它的五位代表,他们是:大使伍廷芳、孙中山,特使王正廷、伍朝枢、王宠惠[10]。军政府这一举动,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孙中山致函谢持表示不能担任该职,他说:“南方派遣特使,未得国际承认,断然不能代表发言。且文亦不能受北方伪政府所委任,此事当然无从进行。若明知其不能代表、不能发言,而贸然前往,亦甚无谓。”[11]此外,伍廷芳年事已高,本不便远赴巴黎,而北方的王宠惠当然也不会接受南方这一任命。但伍朝枢乐意受命,他于1919年3月抵法,他的到来及其身份问题,在中国代表团内部引起一场风波。
伍朝枢最初提议由北洋政府加派他为全权代表,理由是葡萄牙与中国地位相同,而全权代表却有六名。但北洋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尔后伍朝枢又提议,在原有的五名代表中抽换一人,由他顶替,但再次遭到拒绝。最后,为敷衍南方,北洋政府任命伍朝枢参加代表团内部讨论,但为伍拒绝。这样,伍朝枢实际上始终未能参加代表团,南方代表仍为王正廷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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