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易督和八省同盟的建立
与吴佩孚积极准备撤防的同时,发生了河南易督问题。它与直军撤防有密切关系,是直皖战争前两派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河南地处中原,居南北要冲,有京汉路纵贯其间,在军事上地理上占有重要地位。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1871—1933),字周人,河南汝阳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清末隶属于毅军,官至总兵。民国成立后,曾任河南护军使,因镇压白朗起义有功,1914年被袁世凯封为宏威将军,督理河南军务。袁死后,任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虽属北洋派,但不是安福系人,对直皖两系采取中立态度,对于段派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命令也不愿积极执行。段祺瑞、徐树铮衔恨在心,早有去赵之意。
还在1919年七八月间,段派为了排斥直系,就密谋策划河南易督。因吴佩孚谋任湖南督军,其最初计划,即拟以湘督给吴,将张敬尧调豫,赵倜则调热河。此节做到后,再设法进一步谋去直督曹锟、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苏督李纯,使南北要区,密布心腹,以力制西南,宰割天下[1]。但因赵倜反对张敬尧,易督问题未得解决。稍后不久(11月),又提出以吴光新督豫。
吴光新(1886—1939),安徽合肥人,为段祺瑞的妻弟,皖系军人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早就想谋得一个督军的位置,占有地盘。1917年8月6日,段政府于任命傅良佐督湘的同时,派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让他率兵两混成旅由岳州入川。段原想以川军为驱逐滇、黔军的先锋,而用北洋军队在后面监视,然后以吴光新督川。不久,段祺瑞对湘用兵失败,傅良佐从长沙逃走。熊克武的川军也乘吴光新不备,把到达重庆的北军包围缴械。吴趁船逃走,重庆为熊克武所占领。段对川省方面的计划归于失败,吴的川督也就随之落空。
1919年11月间,靳云鹏组阁,吴光新为裁兵事回京见靳。靳为了想取得安福系对其组阁的支持,便向吴表示愿以陆军总长让出,请他担任。吴说他“志愿不在中央,如外地一省督军之任,尚可尽力”,并指明想当河南督军。靳未表示同意,说:“赵倜有兵三万余人,恐难收束。”吴答称他自己“有部下一万余人,可以全行携带前往。至豫军各将领,犹可以设法疏通”[2]。吴一面向靳表白心意,一面即极力与段祺瑞、徐树铮商议谋取豫督。赵倜闻讯后,大起恐慌,即派其弟赵杰晋京运动。赵杰到京后,花了二十万元贿赂段祺瑞及其部下,段始答应暂不更动,但以裁兵为交换条件,故河南督军署于一月以内即全力从事裁兵。
不料裁兵刚刚就绪,尚未编定,段祺瑞又提出撤换赵倜。2月13日,皖派一些重要人物在段宅开会,决定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安福国会众议院秘书长王印川为河南省长。随后,吴光新以平定河南匪患为名,率兵到信阳,大有走马上任之势。吴还密谋与南阳镇守使吴庆桐等河南内部的反赵军采取联合行动。与此同时,徐树铮南下到济南,与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密议,决定如赵倜反抗,则由马良带兵入河南,援吴攻赵。随后徐又到蚌埠,与皖督倪嗣冲会商,牵制苏督李纯,为吴光新后盾。段祺瑞之所以重视河南地盘,迫不及待地想易督,是因为当时吴佩孚在衡州正积极准备撤防,河南是直军撤防北返必由之路,由吴光新接替赵倜任河南督军,就能成功地阻止北返直军通过;同时可以打破曹锟与长江三督的联络,使之首尾不能相接。
易督消息传出以后,河南人心浮动,赵倜部下大哗,群以段祺瑞无信,要与之决一雌雄。河南省议会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反对易督,要求吴光新部队撤出河南。赵倜怒不可遏地说:“二十万元只买得裁兵二字!”[3]他不甘心被逐,当即一面以河南第一混成旅旅长成慎为第一路司令,豫东镇守使兼毅军统领宝德全为第二路司令,宏威军司令赵杰为第三路司令,分驻各处要隘,准备抵抗皖军进攻;一面派其亲信王杰到广东与西南联系,寻求援助,表示倾向西南,一致反皖。2月14日,赵倜给岑春煊的密电说:“时局纠纷,已达极点,非速解决,难救危亡。靳阁现正竭力图豫,计在统一北方,破坏长江,然后进取西南,贯彻主战初衷。刻北方军人多已解体,宜速拒绝和议,联合各省,以定时局。敝省商定,均愿执鞭,强随诸君后,机不可失,祈即图之。”[4]王杰从广东返回河南后给岑春煊的电报中,进一步指明河南易督与西南的利害关系:“现在吴光新督豫之说,声浪日高,果成事实,则长江必危;长江危,则西南亦难支持。务恳速定大计,一面电商宁督设法阻止,阴电各军一致进行。”[5]
段祺瑞提出河南易督,以吴代赵,是想切断吴佩孚的归路,破坏直系的兵势连锁。他这一着关系到直系的兴亡盛衰,当时舆论就指出:“豫省为直皖两系生死存亡之关键,为两系必争之点,无论如何,不肯轻易放手。”[6]因此,除了赵倜进行抵制和反抗外,直系各省督军也一致表示反对。曹锟、李纯、王占元、陈光远都发电阻止。2月下旬曹锟给靳云鹏的电报说,“去赵用吴,北洋解体,万不可办。”[7]吴佩孚更是怒火中烧,对段派进行了较前更加猛烈的抨击。2月23日,他在一则通电中严词诘质说:“夫疆吏非一家之私产,政权非一系之营业。”“安福跳梁,政纲解纽,穷凶极恶,罄竹难书,稍有血气,咸不欲共戴一天。而乃长恶不悛,鬼蜮百出,值兹全国蜩螗之秋,潜为位置私人之计,只知扩张党势,不顾牵动大局,如果一意孤行,势必酿成大乱。……吴光新既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何又得陇望蜀!似此野心勃勃,不夺不餍,万取千取,法纪荡然,排除异己,人人自危。政府比年来举措设施,无一不违反民意。全国所痛绝者则保障之,全国所赞许者则排击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举满清所不敢为、项城所不肯为,而政府悍然为之,曾亦思武力威权较满清、项城为何如?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家所盘据?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8]他要求徐世昌和靳云鹏“勿为安福所利用,立饬吴光新军队仍回原防,以弭战祸,并宣示决不轻易赵督”。
为了防止段派的阴谋实现,吴佩孚派代表赴河南与赵倜接洽,商议共同对付皖系办法,同时加速撤防的进程,决心以实力援赵。吴还与西南互通声气,希望采取一致态度。2月23日和24日,吴佩孚连续给岑春煊发出密电说:“中央决定以吴督豫,虽各方反对,悍然不顾,即牵动大局,亦所不惜,发表命令,即在目前。除由敝处通电全国力争,并派专员赴豫与赵接洽应付外,并希我公密电转达豫督,嘱其抗拒勿交,敝军立即撤防,以实力援助,决不令其蹈吉、鲁两督之故辙也。”他要求岑“联合西南各军全体,警告中央,以破阴谋而杜后患”[9]。吴佩孚还介绍赵倜参加了救国同盟军,与西南联为一体[10]。
河南易督如果成功,不惟予直系以沉重打击,而且显然对西南也是不利的。西南军阀从保存地盘和向外扩张的切身利害考虑,自然是支持赵倜和直系反对皖系,不同意易督的,况且他们还同吴佩孚签有同盟密约的关系。西南渴望乱中取胜,从北洋内部直皖两派的厮杀中坐收渔人之利,发展自己的力量。2月27日,岑春煊致西南军阀首领陆荣廷、谭浩明、唐继尧、刘显世、熊克武、谭延闿的密电中,把这—意图说得最为明白:“段派阴谋夺豫,藉以控制长江,情势已逼。子玉(吴佩孚)义愤慷慨,既决以实力援助,若能回军武汉,而中原发生剧变,则北部内乱,适予西南以绝好发展之机。此时应请速谋团结内部,预筹战备,迎机速起,以求最后之胜利。”[11]滇军驻夔州(今重庆奉节县)总司令、襄郧镇守使黎天才认为战端发生,滇军“乘势东下,窥取荆、宜,互相策应,诚属千载一时之机”[12]。蓝天蔚则说:“吴佩孚撤防不专为湘,亦含有救赵之意。此事与西南作战计划,颇有关系。……前方机会虽好,而施、夔无能战之兵,若能于赵、顾两军中,分一东下捣武汉,直意中事。且武汉谋响应者甚多,一经连络,胜券可操也。”[13]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也在2月下旬致电徐世昌,以赵倜部下群怀义愤,准备抵抗,北洋因地位争持,牵动大局,将追悔莫及,主张暂不更易豫督[14]。如前所述,张作霖原本是依附段祺瑞,在直皖两系关于和战问题的争执中是支持段的武力统一中国政策的。1918年2月间,徐树铮怂恿拉拢奉军在秦皇岛劫械,引奉军入关,胁迫冯国璋对南方护法军作战。随后,张作霖在军粮城设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以徐树铮为奉军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并帮助段祺瑞、徐树铮组织安福国会。但不久,徐树铮未经张作霖之同意,随意调遣奉军,并以奉军副司令名义在天津擅杀直军将领陆建章,嗣后又挪用奉军军饷数百万元,张因之对徐产生恶感。同年9月,他解除了徐的奉军副司令职,撤回奉军总司令部,从此张、徐分离。五四运动后,张作霖看到段祺瑞的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政策完全失去了人心,而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经营外蒙,又有碍奉系势力的扩张,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同时直系利用张作霖同徐树铮之间的矛盾,采取了“联奉制皖”的策略,吴佩孚曾派人对张作霖说,徐树铮谋夺关外利权,劝张勿为徐所利用,以致不利于己[15]。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张遂转而倾向直系方面,从而在河南易督问题上,与直系持相同的态度。
1920年2月26日,北京政府国务院在安福系的操纵挟持下,通过吴光新任河南都督,王印川任省长。会后,靳云鹏即将两议案送徐世昌盖印发表。徐不同意更动河南督军,只在任命王印川为河南省长的命令上签了字。徐之所以不肯撤换赵倜,是因为一方面他早就不满意安福系的专横,不甘心做段祺瑞的政治傀儡;另一方面徐和赵倜素有往来,关系比较密切,且赵之所部豫军,属于姜桂题的旧淮军,对徐素表忠诚,故人早视河南为徐的势力范围。加上曹锟当时有密电致徐,说先前湖南战后,段祺瑞即以湘督给了张敬尧,致使湖南风潮至今未息,今又为其亲戚谋地盘,使秩序完好之河南濒于战争危险,宁能服天下之心。如吴、赵果有争执,则他将助赵[16]。徐世昌害怕河南发生战乱,便坚不肯易督,曾对人说:“即不说我是总统,而我以河南巨绅之资格,亦决不能任河南地方发生扰乱,故罢赵用吴,激起反动,我决不为。”[17]
由于赵倜的坚决抗拒,曹锟、张作霖、长江三省以及吴佩孚的声援,加之徐世昌也不同意易督,段派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被迫让步,表示暂时可以不撤换赵倜,但必须立即将移动的豫军一律撤回原防。3月初,曹锟致电北京政府替赵倜的军事调动辩解,提出将吴光新的部队撤离河南境内,作为豫军回防的先决条件。电文说:“豫省此次震动,实因吴军抵境所致,如吴军能即日开离豫省,则豫军亦即日各回原防。”[18]随后又补发一电:“吴光新之奉调到豫,原为剿办土匪,现豫省并无匪迹,则吴军自应迅为撤去,以免发生误会。”[19]赵倜也致电北京政府,声称河南并无匪患发生,“境内弭平,堪纾廑念”[20]。“豫军回防原无不可,但必俟吴光新军队退出豫境之后,方能遵令办理”[21]。
安福系易督阴谋未能得逞,于心不甘。3月下旬,赵倜因南阳镇守使吴庆桐有叛迹,拒绝让他回任,其时又有驻郑州第八旅旅长靳云鹗(靳云鹏之弟)所部在荥泽县发生兵变。安福系以吴庆桐系中央命官,不得由本省大吏任意进退,今赵拒绝其回任,是大损中央威信,兵变一事,更说明赵无统治能力,再次向靳云鹏提出将赵倜撤换,并拟由安福国会对赵提出弹劾。靳云鹏因与徐树铮的关系早已形同水火(详后),而同赵倜感情颇好,在易督问题上,表面上采取骑墙态度,实际上是支持赵的。因此不同意撤换赵倜[22]。
河南问题发生后,使1919年秋冬间形成的直奉同盟日趋成熟。原来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孟恩远七省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现在又加上豫督赵倜,形成以直系为核心的反对皖系的八省同盟。
4月8日,曹锟在保定发起阵亡将士追悼会,各省区均派代表参加。次日,八省同盟代表,加上吴佩孚的代表共九人,在另一地点开了秘密会议,商讨对付皖系的方策。由于安福系罪恶昭彰,声名狼藉,成为全国人民众矢之的,所以八省在反皖特别是反对安福系的立场上基本取得一致。但参加八省同盟各方的见解不尽相同,因此会议只决定铲除安福系,而避开了段祺瑞这个皖系头目,认为搞垮了安福系,段便不攻自倒。会议当场通过三条:一、拥护靳内阁,但不反对段祺瑞;二、前线各省防军一律撤回,但须保证南军不进攻;三、宣布安福系罪状,通电政府,请求解散[23]。
段派为了破坏八省同盟,3月间曾策划进行选举副总统活动,并内定选举曹锟。他们以为举曹则其余七省必将以为曹与段祺瑞订有密约,由于暂时利益关系结合起来的八省同盟,必因之解体。曹锟在安福国会成立时曾受过一次骗,吃了苦头,这次当然不会轻易再上当了,他拒绝了这种诱骗。参加八省同盟的军阀也指使本籍国会议员不得出席副总统选举会。两次会议均因不够法定人数而流产,因而段派的计谋无法实现。
中止河南易督,是直皖斗争中直系的一大胜利。因八省同盟的建立,直系的声势更增大了,皖系处在直奉南北夹击之中,直皖两派间的斗争因之也更尖锐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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