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问题的继续
中国拒签对德和约后,得到西方舆论广泛同情,特别是得到美国国会的同情。美国各界舆论对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向日本让步极为不满。7月,北京政府顾问美国人福开森致电政府,报告美国舆论情况。因为当时盛传中国将补签和约,他建议说:“据美国人之感想,以威总统对于山东问题让步于日本,以期日本加入国际联盟,实属铸成大错。现在群情忿慨,甚为反对。欲图补救,惟有中国绝对拒绝签字之一法而已,若拒绝签字,则较诸保留为尤善,且有助于中国之国际地位甚大也。”[1]
美国政府虽签订了对德和约,但必须经美国国会通过才能生效,然而该条约遭到国会特别是共和党议员的猛烈抨击,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山东问题。一位参议员表示:“中国加入欧战,系因美国劝告,并允在和平大会上维持中国权利。今以山东畀日,无异卖友。故宜将德约内关系山东一款删除。”[2]7月15日,美国参议院在辩论对德和约时,又有一议员发言说:“日本曾以秘密运动得英、法、意、俄四国之保证,允于战后和会将德人在山东所享之一切利益转移于日本。……日本此种预备媾和之举动,行同贿赂,实属不顾名誉。”[3]
由于受到国会和各界舆论的压力,美国国务卿蓝辛于7月提出一个调停山东问题的八条措施,其中规定:“山东省内日本无主权”,“日本归还胶澳租权,并除铁路外,凡租借地内日本获得之权利、物权及特权,均向中国放弃之。”[4]为此,美国方面于7月25日会晤了日本牧野男爵,“告以美上议院反对德约内山东条款,甚为激烈,如日本不允照蓝辛外部所提八款重具宣言,恐全约将为美议院拒不批准。”[5]
这时,日本方面多次催促中国和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芮恩施建议北京政府不予理睬,因为直接交涉无异承认日本在山东的主权。他建议:“美民以为山东事宜,中国政府现以完全不问为上策。在中国承诺德约以前,日本仅能要索,而不能谓在山东已得有何等权利。”[6]
与此同时,国内舆论也强烈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反对补签对德和约。9月5日,吴佩孚发表通电,指出:“前据鲁省会皓电称,有中日直接交涉补签德约消息。当即电询中央,据养日院电文曰:‘吴师长鉴:马电悉。德约现无补签之事,鲁电失实,希释疑虑。院养’等语。师长以‘现无’二字语涉含混,复电请示,其文曰:北京国务院龚代总理钧鉴:养电敬悉。德约现无补签之事,已据情答复鲁会……惟细味原电‘现’之一字,似有含蓄未尽之余意……可否由钧院将‘现无’二字易为‘决不补签’一语,宣示全国,而定人心。”[7]
此外,广东军政府六总裁也于9月5日以“歌”电致龚心湛:“据谭湘督延闿等沁电,略谓:顷闻北方将与日人直接交涉补签德约,人心愤激。……前次拒绝签字,深合人民公意,且得友邦同情,今若补签,将何以自解于天下?”9月9日,龚心湛复电说:“歌电悉。德约并无补签之事,湘电系出传讹。”[8]
在国内外人士的建议和反对下,北京政府没有补签对德和约。同时,由于对德和约未能确立美国在战后的世界霸主地位,该条约最后未能得到美国参议院通过,实际上为美国国会否决。
中国拒签对德和约,给予一向藐视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次教训。日代表牧野伸显由欧返日途经上海时,曾在船上对上海日侨谈道:“世人不察,以为在巴黎之中国委员,为血气所驱使,为功名所激发,致有此等行动。而余观察则不如是。余深信此种感情早已浸润于中国一般国民,酝酿已数年之久,有触即发,巴黎和会不过其表现之机会耳。”“此次中国委员既非激于意气,出于偏爱,而为代表国民全体之活动,则留意中日根本关系而欲图永久亲善者,又乌可漠然视之乎?我国或因中国问题而陷入意外之难境,未可知也。”[9]显然,牧野已意识到,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之举,并非个人行动,而是中国国民酝酿已久的民族主义意识的爆发;日本如不认识这一点,可能因中国问题而陷入困境。这种见解不失为有先见之明。
为应付美国参议院和中国的反日情绪,8月2日,日本外相内田发表山东问题正式声明,要求将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无赔偿、无条件引渡之于日本,同时信守一九一五年与中国所结之誓约(指“二十一条”),宜将该租借地全部还附中国,俟议和条约批准之处,即当从速实行”,实际上是重申日本代表在巴黎和会的要求,即德国租借地先交付日本,再由日本交还中国;所不同的是,以往对此只作口头声明,现在则改为正式声明。内田还表示:“中、日两国商议胶州湾还附之协定成立之后,所有现在该租借地及胶济铁路日本之守备军队,当即全部撤去。”[10]这实际上是在诱使中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
内田声明发表后,美国方面曾征询顾维钧意见,中国是否可以补签对德和约。顾维钧认为,内田声明措词空泛,缺乏明确保证。对于内田提出信守1915年条约,交还胶澳租借地的许诺,顾维钧深刻指出:“日本似欲以承认二十一款之条约为交换条件,果尔,中国更难与议。”[11]8月14日,顾维钧致电北京政府,建议:“就目下情形,在我仍以暂不补签为宜。”[12]
由于对德和约为中国政府和美国国会所拒绝,这样,山东问题便成为中日两国间和世界列强间一个悬而未决的严重的政治问题,这就为在1921—1922年召开的以解决远东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会议上,重新提出、重新解决山东问题,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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