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福系的倒阁运动和靳内阁去留之争
河南易督问题发生后,不仅加强了直系和奉系及西南的同盟关系,开始实现李纯在1920年初提出的“借张胡(指张作霖)倾安福”,“直系与西南提携,协谋倒段”的策略主张[1],而且为了利用徐世昌、靳云鹏在中央的地位来抵制安福系,他们把这种同盟关系正式扩大到徐、靳,形成直奉、西南及徐、靳反安福系的“三角同盟”。针对当时安福系发动的倒阁运动,八省同盟作出了拥护靳内阁、解散安福系的决定。围绕靳阁去留问题,展开了反对安福系的激烈斗争,加速了直皖两派的决裂。
靳云鹏(1877—1951),字翼青,山东邹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学堂监督为段祺瑞),后任清军十九镇总参议,驻守云南。1911年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靳在昆明五华山战败,化装逃走。到北方后,由段祺瑞引荐,袁世凯任命他为北洋军第五师师长,署理山东都督。袁死后,复受段祺瑞重用,1918年任参战督办公署参谋长。他忠实执行段的武力统一政策,被段倚为左右手,与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同称为段手下的“四大金刚”。即在此时,徐树铮因与靳争权争宠而矛盾日趋尖锐。徐处处揽权,又年壮气盛,仗势凌人,往往故意使靳难堪,靳曾多次负气请假,表示消极对抗。徐是段的嫡系门生,政治关系比较简单,唯一的靠山是段,加上他会玩弄手腕,善于出谋划策,而深得段的宠信,人称为段的“小扇子军师”。靳与段虽然也很接近,且有师生关系,但他和冯国璋是同学同事,同曹锟是把兄弟,又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往来都较密切。因此,段对他不能毫无戒心,对徐的信任就逐渐超过他。靳因之对徐衔恨在心,两人关系更加恶化。
1919年6月13日钱能训内阁总理辞职后,由龚心湛兼代。9月5日,龚又为安福系所迫去职。龚辞职时,徐世昌的夹袋中原有一个周树模作内阁总理的继任人选,但亲日的安福系认为周是英美派人物,反对他组阁。于是由徐世昌提议并征得段祺瑞的同意,由靳云鹏(时任陆军总长)兼代国务总理。靳云鹏组阁时,曹锟、张作霖为了能在中央多找到一个共同对付安福系的同盟者,都对他表示支持。9月22日,曹锟、张作霖联名致电徐世昌,略谓:“国政端在内阁负责,龚代阁久萌退志,继任之人,甚难其选,暂行代理。现闻有靳云鹏总长兼代之说,大总统潜移默化,想已得选。靳总长心地光明,操行稳健,以靳代龚,众望允孚。如龚代总理必欲退职,即请以靳总长组阁。”[2]连一向同北京政府作对的吴佩孚,也表示赞同靳出任内阁总理。徐树铮曾推出皖系安徽督军倪嗣冲等通电反对靳云鹏组阁,但阻挠无效。11月5日,靳云鹏被正式任命为国务总理,旋即为参众两院通过。
靳云鹏上台后,想摆脱段祺瑞的控制而独树一帜,使自己成为各派的中心,以左右政局。他力主与南方议和,反对对南用兵,表示“中央主张所在,惟以和平统一为归”[3]。这一点与直系的主张完全一致。安福系拉他入伙,使其为该党的政治目的效力,他拒绝参加,说:“余系军人,万不能公然加入政党。”[4]关于阁员人选,安福系为了便于操纵内阁,提出以己派人物吴炳湘、李思浩、姚震、朱深、曾毓隽分任内务、财政、司法、交通各部总长及国务院秘书长,靳云鹏起初表示接受。及至国会通过靳组阁案时,靳改提田文烈为内务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张志潭为农商总长,夏寿康为教育总长。靳以为周自齐为旧交通系梁士诒的人(旧交通系1918年底即已与安福系处于对立),由周长财政,可得旧交通系经济上的援助,为中央垫拨军政各项费用。张志潭本任陆军次长,为靳的忠实助手,平日也与徐树铮不睦,靳畀以农商总长,是想利用欧美资本发展国家财源,摆脱金融上的困境,同时拉他以与安福系相抗衡。夏寿康为湖北人,与黎元洪为旧识,关系较深。靳拟请黎出任调停南北和议,由夏任教育总长,便是为了联合黎元洪。
靳阁人选提出以后,11月7日和9日,曹锟、张作霖先后致电靳云鹏表示赞同。张在电文中说,“我公出膺艰巨,定能利国福民。承示各部总长,贤才硕彦,独出冠时,为国得人,共图匡济,逖听之下,极表赞同。”[5]安福系则感到上了靳云鹏的当,认为“此项组阁与本系势力之消长至有关系,不可忽视”[6],因而拚力反对。尤其是财政总长一席,提出非己派之李思浩担任不可,因为安福系每月十四万元党费要由财政部支付,他们视财政部为命根子,决不肯轻易让给他人。11月16日,傅良佐去公府见徐世昌征求意见,徐不肯迁就安福系,表示不愿更动财长[7]。靳云鹏引曹锟、张作霖为助,也表示宁可不干,决不更动[8]。安福系无可奈何,不得不稍事收敛。但19日徐树铮从库伦(徐于10月下旬去库伦)打来一电,内有“若有人主张危及国会,某将声罪致讨”的话[9]。在京的安福系分子得到徐的指示,态度复转为强硬,有人主张提出周自齐借款卖国案,以窘政府[10]。曾毓隽则多次游说段祺瑞,请他出面迫靳改变主张。11月22日,段召靳入见说:“财长一席,安福方面绝对不赞同周自齐,为之奈何。余意此时不妨依彼等之请,改提李思浩试办财政,如果实在不能支持下去,再换周自齐,亦不为晚。”[11]
靳云鹏虽然想摆脱段祺瑞的羁绊,但毕竟不敢公然违抗恩师的旨意,不得不屈服。于是,财政总长改提李思浩(后以周自齐任币制局总裁)。对此,安福系自然喜形于色。11月25日,曾毓隽给上海王揖唐的电报说:“阁员已定赞侯(李思浩,字赞侯)长财,吾党完全胜利,未始非合肥主持之力,本星期内可以完全通过两院,知念特闻。”[12]11月28日和12月3日,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开会通过各部总长同意案,靳云鹏提出的教育总长夏寿康、农商总长张志潭又被否决。靳与安福系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失败了,预示着靳内阁的前途不妙。当时有舆论指出说:“李思浩一上台,靳阁的命运决定了,靳得一内阁,不能损安福部的毫末,安福部得一财政总长,却是窘靳而有余。”[13]
12月3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靳内阁阁员:外交总长陆徵祥(陈箓暂代),内务田文烈,财政李思浩,陆军靳云鹏兼,海军萨镇冰,司法朱深,交通曾毓隽,农商田文烈兼,教育总长仍由次长傅岳棻代理。安福系对农教两部派员兼代大不满意,连日开会,企图压迫靳云鹏将两部人选更换,以己派之人充任,同时要几个部的次长。其中李思浩提出与他共事多年关系比较密切的财政部秘书钱锦荪为次长,靳云鹏没有答应。12月初,靳未经李思浩的副署,下令委自己的同乡和好友潘复(馨航)为财政次长,作为自己在财部的耳目,以便对李思浩起一些监视作用。李即愤而辞职,表示抗议,安福系予以全力支持,坚持不令潘复到任,并暗中策划倒阁运动。对此,靳云鹏大发牢骚说:“以正式总理不能用一次长,处处受某派牵制,此等总理,有何趣味。”[14]由于安福系的逼迫,靳又不得不退让,潘复请假告退,由钱锦荪任次长,靳与安福系第二个回合的较量又失败了。以后,靳阁便因安福系处处牵制要挟,“一步不能发展,一人不能任用,一事不能顺手办理”[15]。
1920年初,河南易督问题发生,靳云鹏对安福系所提撤换赵倜代之以吴光新的计划,采取消极抵制态度,未予支持。加上当时日本向中国提出就山东问题进行直接交涉,安福系为了想获得日本借款,暗中与日本勾结,阴谋出卖主权,满足日本的要求。靳云鹏在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八省同盟督军和吴佩孚也通电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表示不同意直接交涉,声称:“中国既在和议席上拒绝签字,早知日本方面必有此举。惟既拒签于前,在理势二方面说,均无今日反接受直接谈判之理。”[16]他还向山东代表说:“余宗祖坟墓均在山东,余之爱山东,决不后于国人。总之山东一案,本人在阁一日,必不至草草从事,余对此案,已抱定‘尊重民意,保持主权’八字。”[17]因此,安福系决定发动倒阁运动。
1月间,由于安福系的刁难和作对,即有靳阁不稳之说。2月26日,因徐世昌不同意在罢免赵倜、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的命令上签字,安福系把罪过归咨于靳云鹏的暗中作梗,乘机向段褀瑞进谗说:“靳对公之至戚尚怀排斥,何能保其不叛公而去。”[18]因此,当晚靳云鹏去见段祺瑞时,段斥责靳说:“你如此无用,如何能配做总理。”[19]27日,靳即向徐世昌请假,并于29日以“病迫才拙”为辞提出辞呈。徐世昌对靳辞职表示殷切挽留,当即派秘书吴笈孙将原呈退回。吴向靳转达徐的话说,“同是为国家做事,不必过于坚持”。靳说:“总统好意,固极感激,但某方面有意为难,如不改就妥洽,实难再任国事。”[20]徐还派人请段祺瑞出面挽劝,段也表示希望靳勿辞职。靳在徐劝挽之下,便打消辞意,于3月3日销假视事。但安福系把靳云鹏看成是直系在中央政府的代言人,必欲倒之而后快,于是便以“和议无期,而国会开会后诸端待理”[21]为表面理由,电促上海王揖唐“即日回京”,实际上是要他来主持倒阁运动。
3月4日,靳云鹏一早到院,整理积压案件,预备提交国务会议。开会时,安福系阁员李思浩、曾毓隽、朱深等临时逃席,出席者仅田文烈、萨镇冰及傅岳棻三人。靳多次用电话催促,并派田文烈赴各处劝说,均无效果,直至下午2时,仍只三人,致国务会议终于未能开成。对此,靳云鹏很气愤。徐世昌也认为安福系这样做“殊欠堂皇”[22],表示不满。在徐看来,维持靳内阁,可以收到府院一致之效,在对付安福系专横方面,靳云鹏可以是自己的一大帮手。因此,3月4日,徐世昌派吴笈孙向安福系斡旋疏通,提出:“时局孔艰,内阁不宜摇动,务须相与维持,免酿政潮。”[23]安福系便提出三条要求:一、更易河南督军;二、山东问题必须按该党方针办理;三、委派该党之人充任外交(总长陆徵祥因外交问题棘手于2月初提出辞职)、农商、教育三部总长;如不满足这些要求,就决不与靳并立。对于这些条件,徐世昌自然不会同意。靳云鹏以阁员中安福系已有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三人,如果外交、教育、农商三总长再为其把持,将来阁务更难办理,也表示决不答应,誓将以去就相争[24]。其他两项,也因八省同盟督军和全国人民反对,靳表示不能同意。
为了倒阁,3月9日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三人向徐世昌提出辞职,不出席阁议,声称:“靳总理为人过于执拗,共事实难,不如另找合手替代”[25],想以此相要挟,迫靳下台。11日,安福系开会决定对外交、农商、教育三部提人问题坚不退让。安福系之所以如此,不仅是想进一步操纵阁务,其目的还在于:外交部一得手,即可实行其对日直接交涉;掌握了农商、教育两部,便能联络各省总商会、劝学所,可为下次选举提供方便条件,且便于取缔学潮。徐一面对曾毓隽等辞职表示慰留,将辞呈退还,一面劝他们体谅靳的苦衷,勿以意气用事[26];而对于安福系提出的要求,则置之不理。靳云鹏由于内有徐世昌支持,外得曹锟、张作霖等的援助,对于安福系的倒阁,也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表示“阁员如必辞职,则先以各该部次长暂代部务,再作计议”[27];并说:“他们如同我干不来,只有任凭他去他的,我干我的,我不肯自己塌台,难道说他能把我拆台么?”[28]曾、李、朱看到硬干不行,同时又担心徐世昌另委代理人员,失去了自己固有的职位,于是采取暗中拆台的办法,在靳阁施政方面设置种种障碍。
在这次倒阁运动中,出面站在前台活动的,是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三人,而在背后兴风作浪的则是徐树铮。安福系每次阴谋策划会议,均由徐树铮暗中主持。看风使舵的李、曾、朱等人,惟徐马首是瞻。3月28日,由于徐、靳间的斗争激烈,段避居团河,闭门谢客,表示“不管闲事”。就在此时,徐树铮捏造了一封北洋系同人联合署名致靳云鹏的书信,对靳进行恫吓,信中说:“自公莅席总揆以来,吾党谓公必有一番振作,以为北洋系光荣。乃近来举止颠倒,长外藩嚣张之气,生宵小觊觎之心,中央威信,丧失殆尽。以合肥提携,我公方有今日,而我公反令合肥出走,公清夜自思,何以对合肥?何以对吾党?仆等亦无他言,请公作良心上之裁判。”[29]此信辞锋所指,咄咄逼人,不啻一纸逼靳下台的通牒。31日,靳得此信后,即刻驱车前往公府谒见徐世昌,将书信呈徐阅览,并提出辞职。徐阅毕后将书信交还靳,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理他作什么?……倘若足下干不了,难道我又干得了吗?总而言之一句话,足下是不能走的。如万一他们逼迫,我们俩可以同时辞职。”[30]经徐世昌慰留,靳又打消辞意。
如前所述,靳云鹏组阁,是得到曹锟、张作霖赞助的。靳上台后,没有按照安福系的旨意行事,在内政、外交上采取比较独立的立场,而且与直系的主张比较一致,因此直系和奉系对靳阁给予全力支持,坚决反对安福系掀起的倒阁运动。靳云鹏和徐树铮安福系之间的斗争,一变而为直皖之间的斗争,并使这一斗争进一步尖锐化。
靳云鹏提出辞职后,2月28日,曹锟致电劝他“勉力为国,万勿遽萌退志”,并通电各省拥护靳内阁[31]。直系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和河南督军赵倜也都要求维持靳内阁。3月1日,张作霖致靳的电文中说得很恳切:“吾弟综握政衡,全国视线所集,岂宜于一发千钧之际遽萌退志,牵动根本。……务祈以国家为重,早日销假视事,藉副全体上下一致期望之殷,大局前途,实利赖之。”[32]3月15日,张作霖还致书段祺瑞,责备段纵容安福系干涉政权,植党营私,希望他以后“勿纳宵小之言为盛德之累”[33]。所谓“宵小”,就是指的徐树铮。
八省同盟的建立和做出拥护靳内阁、解散安福系的决议,加强了反皖力量的结合,不仅使徐世昌反对安福系倒阁采取了比较坚定的态度,而且使段祺瑞不得不对安福系有所约束,对靳云鹏表示支持。4月1日,当靳云鹏持上述徐树铮捏造的北洋系同人的信件去见段祺瑞,诉说自己难以维持阁务时,段对他说:“你做总理以来,舆论很好,东海(徐世昌)和各省督军对你都很融洽,此是难得之事,何故必要辞职。”[34]他还表示自己并不与闻徐树铮等的主张,要靳不必多心。
4月间,阁潮一度平息,北京政局表面上显得比较平静稳定。但安福系倒阁计谋并未放弃,活动并没有中止。5月初,靳云鹏为财政、外交所迫,再次提出辞职,决心不再干下去。
原来自李思浩、曾毓隽、朱深取消辞职,出席阁议后,安福系改变策略,决定以不筹款困靳。5月份北京政府所需政费六百余万元无着,财政部所存现洋仅十五万元,各方请款之电报如雪片飞来,还有的派专人到财政部坐索。财政部长李思浩一概不管,要求索款者径直向靳索取,并请靳自行筹款,这实际上是变相的赶他下台。靳因此如坐针毡,有说不出的苦痛。4月26日,日本政府又送来关于山东问题直接交涉的第二次通牒,催促中国政府迅速答复,措词强硬,语带恐吓。靳云鹏受全国舆论的影响,主张以明令通电全国不直接交涉,安福系不赞成。靳主张答复日本通牒须直截了当地写明不直接交涉,不留丝毫余地,而安福系则要求含糊其词,留有直接交涉之余地。外交次长陈箓(自2月份陆徵祥辞职后,即望坐升总长,倾向安福系,得到日本的支持)所起草给日本的回文,措词含混,与靳意有很大出入。靳云鹏和徐世昌阅后发还外交部,令陈箓大加修改。陈箓大为不满,5月6日阁议即借病不出席,由外交部参事刘崇杰代述修改稿,仍与靳的主张有距离。而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为维持党议,留有机会与日本直接交涉,在会上支持外交部的意见,与靳展开争论,并对靳旁敲侧击,致会议无结果而散。至此,靳云鹏再也不能忍受,当晚召国务院秘书郭则沄起草辞呈,8日正式送呈徐世昌。徐一再慰留无效,于5月14日签发三道命令:一、靳云鹏准假十日;二、由萨镇冰兼代国务总理;三、罗开榜代理陆军部部务[35]。由于靳云鹏坚辞而不肯销假,以后徐又连续几次给假。
是否让靳云鹏辞职,靳下台后由谁来继任,是徐世昌所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也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尤其是直皖两派共同关注的中心,斗争的焦点。徐世昌是挽留靳的,但是他深知靳久为安福系所窘,表示体谅靳的苦衷,万一不可留时,即属意周树模组阁。安福系开始也赞成周组阁,但提出外交、农商、教育三部总长必须由己派的人担任,还须奉行该派的方针大计,作为交换条件。其实,安福系并非真正拥戴周树模,不过是想藉周以倒靳,靳阁倒后周阁亦不令产生,其时内阁当然落在自己手里。徐世昌窥破了这一点,因此他只给靳云鹏一再批假而不准他辞职,也不急于提周,只有等周组阁能保证在国会通过后,才正式提周,并准靳辞职。周树模是个老官僚,有比较丰富的政治经验,他知道安福系的阴谋权术,当然不会轻易上当,也不愿拜倒在安福系门下充当傀儡。有人问他关于组阁的事,他说:“吾若于安福系条件下组阁,是绝不可能之事也。况徐总统亦并无劝我组阁的话。”[36]他还向人表示:“为维持现状计,不如留靳,为组织内阁计,则不如拥段,故无硬拉余出山之必要。”[37]
安福系见此计不成,于是又表示反对周组阁,主张由萨镇冰组织过渡内阁。安福系像一股祸水,谁都怕同它沾边,萨闻讯后声称:“如以组阁相强,即当襆被出京。”[38]萨镇冰深知徐树铮、李思浩、曾毓隽等奸险刁恶,难与共事。当徐世昌开始要他代理总理时,他就声明不能长期代理,并不负财政责任。靳云鹏续假十日快满期时,徐鉴于一再代理,于名义上不甚相宜,提出以改代为署的办法和萨商量,他坚决回绝,表示如果改署,就将一走了之[39]。
5月下旬,吴佩孚从湖南撤兵,南军步步紧跟,从张敬尧手中夺去了湖南大部分地方,安福系又几次召开秘密会议,提出请段祺瑞上台,组织“强有力之政府,以靖国内战争”[40]。段祺瑞未尝不想重新粉墨登场,无奈这太不是时候了,由他出来取代靳云鹏,于己不利,也行不通,所以不愿冒此风险。
靳云鹏提出辞职时,曾派秘书到保定与曹锟联系,并和张作霖的驻京代表打招呼,说明自己去志已决,要求他们切勿挽留[41]。但曹锟、张作霖认为安福系逼靳下台,是对自己和民意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示弱。自靳辞职后,曹、张和长江三督等各反皖督军,掀起了拥护靳内阁,反对安福系的高潮,在短短的二十天内,便先后发表了数十份通电,并且开始行动起来。
5月9日,曹锟致电徐世昌,陈述靳阁不宜更动的三大理由:“(一)西南各省首领与靳之联络,颇有进步,倘内阁突然改组,则前功尽弃;(二)和议正在进行之际,倘内阁更动,未免受根本上之影响;(三)若因一党之意见即更换阁揆,将来恐无人敢膺揆席。”[42]同日,曹锟还致电靳云鹏,请靳“勿为浮言所动,俾保阁基”,表示如果安福系再行逼迫,他必有办法对付[43]。5月10日、11日,反皖各省督军代表在天津开会,重申前此做出的拥护靳内阁、解散安福系的决议,并提出各军一律撤防,用某种方法扫除一切时局之障碍[44]。后来又有人提议,这次留靳,“非文电所能为力,必由事实上着手”[45]。张作霖一方面派其子持密函送呈段祺瑞,规劝他维持靳阁,“勿轻信佥壬,致失信于天下人”[46],一方面电请徐世昌“对于中央阁潮,务速行决然手段办理”,勿再“瞻徇情面,敷衍时局”[47]。6月13日,吴佩孚在郑州发表一个通电,谴责安福系“毒痡四海,腥闻于天”;说安福当道,国难难平,卖国党不除,不能长治久安,提出“召集国民大会,以真正民意公决”时局问题,“庶可无偏无党,永绝后患”[48]。为了推倒安福系,吴佩孚准备实行兵谏,将部队撤回河南后,布置在京汉铁路沿线上待命。张作霖也准备调遣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五十三旅入关,6月10日驻独流镇的奉军四营经过天津开往廊坊。6月15日,吴佩孚偕所部第二、三混成旅旅长阎相文、萧耀南及曹锳到保定,参加曹锟的军事会议,张作霖、李纯也派代表前往参加。16日,曹锟电请辞去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17日,徐树铮从库伦返回北京应付时局(徐于4月9日离京赴库)。直皖之间准备诉诸武力了。
赞成维护靳内阁的,除八省同盟外,还有绥远、察哈尔、热河、新疆等省的军民长官,留靳声浪占了压倒优势,但安福系仍坚持倒阁。靳云鹏怕卷入两派的漩涡中,坚不肯复任,从5月初到6月中旬一个多月时间内,连续四上辞呈。被拟定为组阁的那些人,也都知难而退,北京政局陷入严重的内阁危机之中。直皖两派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平日笃信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的徐世昌,也感到左右为难,惶惶然不可终日了。为了想找到一条摆脱时局危机、避免战争的途径,他电召张作霖、曹锟、李纯来京一起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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