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的政治危机
北京政府罢黜曹、陆、章,不是孤立的事件,必然引起政治上的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北洋政权内部发生了一次不小的政治危机。
徐世昌是在巴黎和会与南北和会即将开幕时登台的,当时他也曾一度踌躇满志,企图借助两个和会推行其内外政策,以此奠定其统治基础,然而半年来,两个和会相继失败,使他陷入内外交困之中。
6月11日,即罢免曹、陆、章的次日,徐世昌向国会参、众两院提出辞职,其主要原因就是两个和会牵涉到的内外政策问题。他在辞职咨文中说:关于对德和约,“原拟全约签字,惟提出关于胶澳各条声明保留,此项原属不得已之办法。但体察现情,保留一层,已难办到。……内审国情,外观大势,惟有重视英、美、法各国之意见,毅然全约签字,以维持我国际之地位。……惟是国内舆论,坚拒签字,如出一辙……欲以民意为从违,而熟筹利害,又不忍坐视国步之颠踬。此对外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关于上海的南北和会,他说:“乃沪议中辍,群情失望,在南方徒言接近,而未有完全解决之方;在中央欲进和平,而终乏积极进行之效。……此就对内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1]
与此同时,内阁总理钱能训也提出辞职。
徐世昌选择这个时候辞职,以及辞职咨文中反复谈论的两个基本问题,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其实,他并不准备“引咎”,在他的6月11日日记中,对辞职这样重大的事只字未提。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总统一职非己莫属,是没有别人可以替代的。因此,他的辞职必然引起各界人士纷纷挽留,他企图通过挽留来换取各界对其内外政策的支持。徐在辞职咨文中清楚表明,他是因其内外政策无法推行而辞职的,因此,挽留他也就必须支持其内外政策,从而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以退为进,后发制人,是徐世昌惯用的权术韬略。
果然,徐世昌辞职立即引起震动。尽管安福系对徐极为不满,但如徐倒台,势必导致更大的政治危机,因此,当徐世昌的辞职咨文送到国会后,当天便由参、众两院议长李盛铎、王揖唐亲自登门退还,李、王二人并联名发表通电:“查现行约法,行政之组织,系责任内阁制,一切外交、内政,由国务院负其责任,大总统无引咎辞职之规定。且来文未经国务总理副署,在法律上不生效力。当由盛铎、揖唐即日躬赉缴还,吁请大总统照常任职。”[2]是日,段祺瑞也亲至徐宅挽留,接踵而来的便是全国性的挽徐浪潮。
各地挽徐电甚多,基本内容不外三条,一是挽徐,二是表明对德和约签字的态度,三是表明对再开南北和会的态度。其中一、三两条均不难表态,关键是第二条。在挽徐通电中,支持对德和约签字的有安徽督军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树元,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福建督军李厚基、山西督军阎锡山、四川督军刘存厚、甘肃督军张广建、凇沪护军使卢永祥。一度反对签约的江西督军陈光远、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又转而支持签约。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今保留一层,既万难办到,则两害取轻,不得已签字,亦无不可。”一时间,“两害取轻”、“全约签字”的叫喊甚嚣尘上。前一阶段出现过的“如出一辙”的拒约呼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但是,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不少实力人物的通电,或仅言挽徐,不谈其余;或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奉系张作霖、豫督赵倜、湘督张敬尧、浙督杨善德等,在他们的通电中除对徐恭维一番“负亿兆付托之重”不能去职外,其余皆敷衍搪塞之语。
当不少人郑重其事地通电挽徐时,安福系早已识破徐世昌的意图。就在徐世昌提出辞职咨文的第二天,《公言报》发表安福系“某君”的谈话。“某君”以讥讽的口吻说:在当前的局势下,“想大总统亦不忍拂衣而去,以负天下苍生。此种咨文表示,只可当一种发牢骚之文字观也。”[3]
在各方面挽留下,徐世昌当然懂得适可而止,于是乘势收兵,再不言“引咎”了。
然而徐世昌可以挽留,钱能训则不能挽留。参、众两院议长早已讲明:现在为责任内阁制,一切问题由内阁负责。因此,钱能训的倒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6月13日,徐世昌下令:“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钱能训,迭呈辞职,情词恳挚,钱能训准免本职。此令。”[4]但是钱能训去职,并未使局势稳定下来,在继任总理人选问题上,安福俱乐部与徐世昌的斗争几乎白热化。随着继任总理一再难产,徐世昌由辞职而换取的“两害取轻”的微弱支持,又顿时化为泡影。他所换得的,是山东请愿团进京,和吴佩孚的一系列强硬通电。
当钱能训提出辞呈时,全体内阁成员均照例提出辞职。由于事情发生突然,难以立即组成新内阁,徐世昌仅同意钱能训一人辞职,其余阁员一律暂时留任。徐世昌决定先组成一个临时性内阁,同时尽快决定继任总理人选。然而在当时那种局面下,没有人愿意出任代总理一职。为此,徐世昌决定,按现任内阁成员的席次顺序,由排列在前者出任代总理。北洋时期内阁成员的席次排列,首为外交总长,但陆徵祥远在法国;次为内务总长,而该职为钱能训兼任,已连同总理一并辞去;再次为财政总长,于是时任财政总长的龚心湛被指定为代总理。
龚心湛是无可奈何而主持这个看守内阁的,就职当天,他立即通电各省表示:“比者幹揆(钱能训字幹臣)坚辞引退,心湛迫于主座重委,辞不获已,于本日到院暂任维持,声明十日为期,务希公推贤能继任揆席,斡旋大局,是所至跂。”[5]
按照规定,国务总理人选应由总统提名,再经国会通过。为此,身为总统的徐世昌和盘据国会的安福俱乐部,都在考虑他们认为适当的人选。
徐世昌清末任东三省总督时,幕下有两位颇为倚重的心腹,一位是奉天右参赞、后任顺天府尹的钱能训,一位是奉天左参赞、后任黑龙江巡抚的周树模,两人形同徐世昌的左右臂。钱能训既下台,徐便有意由周树模接替钱任总理,以便于继续操纵国务院。
安福系的考虑是,徐世昌上台后处处和安福系作对,因此钱能训下台后,他们决不容忍再由徐世昌的人继任,决意由皖系人物出任总理,以控制政府。安福系考虑的总理人选是当时任农商总长的田文烈。田久在袁世凯幕下任职,为老北洋系军人,清末曾任陆军部副大臣,民国后曾任河南都督。
但是,田文烈坚决不肯出任总理,同时龚心湛代职十日已满,急于求去,为尽快结束内阁危机,徐世昌决定将周树模、田文烈两人选公开提出,正式征求安福俱乐部意见。6月28日,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议员大会,徐树铮也出席坐镇,并对周、田二人作了介绍。接着王揖唐宣布进行辩论,安福干将克希克图发言说:“南北议和,北则北洋派为政治中心,南即滇、桂两派是也。内阁总理为解决时局之中坚,自以与北洋派关系较深者为适。田君为北洋名宿,故鄙人赞成田君。”[6]对此,附和者甚多。最后,王揖唐宣布进行表决,表决结果,赞成周树模的仅两人,其余全部赞成田文烈。周树模为安福俱乐部否决,实际上等于非正式地被国会否决。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田文烈仍坚不肯上台组阁,于是又有人秉承徐世昌之意,再度游说周树模组阁。但是,安福系决心与徐、周对抗到底。因当时盛传徐世昌执意提名周树模,《公言报》于7月8日发表某议员谈话,声称:“或曰总统已拟定周树模,或曰国务院已准备咨文提出,吾人则极为疑虑,以为大总统既征求意见于先,多数既赞成田而反对周也,何以大总统必欲提出吾等已经表决少数之人,强求同意?要知当议员者,当日之我万不能与昨日之我挑战,既经表决,当然服从党议,头可断,志不可夺。……如强迫横来,则吾人牺牲地位,在所不辞矣。”[7]这番谈话,俨然要同徐世昌决战到底。结果,周树模最终未能获得提名。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继任总理问题,长时间未能解决。
问题不在于继任总理问题解决与否,而在于龚心湛这个看守内阁是个权威甚小、地位十分软弱的过渡性政府,对任何重大问题均无力做出决定。在龚心湛主持下,北洋政府在对德和约签字问题上,演出了一幕幕荒诞的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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