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办祸首问题
直皖战争结束后,从7月下旬到8月初,徐世昌在北京根据形势的需要和直奉方面的要求,采取了一些善后措施:7月22日,派王怀庆办理近畿军队收束事宜。24日,准曾毓隽、李思浩、朱深三总长免职,准段芝贵免京畿卫戍总司令职,由王怀庆代理。28日,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免职,撤消督办边防事务处,其所辖边防军着陆军部即日接收,分别遣散;撤消西北边防军名义,遣散西北边防军。29日,通令惩办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十人(时徐等均已逃匿日本使馆),褫夺吴炳湘官位勋章,免吴光新职。8月3日,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这些措施,不仅不能平息人民的义愤,满足群众的要求,而且离直系吴佩孚等的要求也有相当大的距离。
直系为了防止段祺瑞、徐树铮等伺机再起,要求彻底铲除段派势力,一是处分段祺瑞,置段于汤山,听候国民公决;一是严惩安福系祸首,其中吴佩孚态度最为坚决。7月底,吴佩孚在上徐世昌的一项条陈中说:“三年来,安福贼党之祸国殃民,实属罪大恶极,种种罪状,罄竹难书,如借外力以压迫国民,卖国产以图饱私囊;任用私人,把持要津;图逞党势,假名练军,此则略举其罪之重者,其余尚难细述。全国人民,恨之刺骨。今幸天诱其衷,群贼畏罪潜逃,虽经明令严缉,过案者尚属寥寥。此种元凶大憝,如无一日逮捕依法严惩,何以正国法而警将来。且祸首等之私产,尤应切实调查确数[1],概予查追,不然,恐其携带潜遁,异日借事生端,贻害地方。总期除恶务尽,免致恢复。”[2]但是惩治祸首问题提出后,遭到徐世昌的多方抵制,他成为皖系和安福罪犯的最大庇护者。
吴佩孚要求首先将段祺瑞安置于汤山,以待国民公决。他曾说:“段总不宜再居京中,如恐汤山时有外人游玩,诸多不便,何妨改驻西陵,我可派一营担任保护。”[3]这一点曹锟表示支持,他在天津向人表示:“段在北京城内,我们不便来,须先请他回避。”[4]从人民的眼光看来,如此处置段祺瑞,还实在太轻,未免便宜了他,但徐世昌、靳云鹏、张作霖都不赞成。
徐世昌顾念段祺瑞系数十年旧交,以及所谓段“三造共和,参战增高国际地位”[5],“有殊勋民国,朝野属望綦殷”[6],主张不为已甚;认为允其辞职,已是办到了极处,坚决不同意再做进一步处置。他提出,惩治祸首一条,须将段祺瑞撇开,无论如何不能伤其体面,宣称:“芝泉由我一人保险,如有伤之者,我愿以全家相保。”[7]他还表示“绝不能负祺瑞”[8],要“以去就争”[9]。靳云鹏在奉天和天津时,也极力向张作霖、曹锟求情,说如果将来段祺瑞再有轨外举动,他可负完全责任。因此,7月27日北京内阁会议上,已决定不将段祺瑞列入该惩办的祸首名单。曹、张进京后,徐世昌又一再为段说情,并愿担保一切[10]。靳云鹏也说:“段无寸地,失败至此,已成枯木,若再逐出京华,颜面难堪,彼必死无疑。”[11]张作霖的态度,已在前述他给段祺瑞的两次电报中清楚表明,他对徐、靳为段求情表示理解和支持,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样,只剩曹锟一个人,他不好再坚持己见,于是处分段祺瑞的问题就搁置不提了。
关于惩办其他祸首问题。7月下旬,直系方面第一次所列名单为十四人,徐世昌只同意惩办五人。天津方面不同意,徐于是改为十人,还加有“此外概不株连”一语,当经天津方面力争,此语始被删去。7月29日,徐世昌惩办徐树铮等十人的命令发表后,紧接着天津方面又提出第二批十三人祸首名单,徐世昌决意不办。7月31日,北京内阁开会时,在徐世昌授意下,专门单独草拟了一纸“十人之外概不株连”的命令。天津方面得知后,颇不高兴,次日即将盖印发表时,传来话说:“北京一味做好人,而令天津唱高调,未免不情。”[12]“各省讨段,原为恢复总统自由,奈何纵庇罪人,自留后患。”[13]徐始不得不将“概不株连”令撤销,但仍将意思塞进了8月3日颁布的解散安福俱乐部的命令中,在令文最后加了“除已有令拿办诸人外,其余该部党员,苟非确有附乱证据者,概予免究”[14]一句话。
吴佩孚等提出惩办安福系罪犯,原为肃清祸根,以为安福系频年为非作歹,人民深受其害,论其罪恶,实不止已明令所通缉的十人。因此,曹张到京后的第二天(即8月6日),吴佩孚应曹锟之召到北京,研究时局问题,其中决定的第一条就是“铲除安福祸根”,要求进一步惩办安福系官僚、议员及段派的嫌疑犯,开了一张共有三十余人的祸首名单[15]。徐世昌自然不同意。吴佩孚以此原因,加上召开国民大会、解散新国会等问题与徐世昌、张作霖的意见相左,当晚即悻悻离京返回长辛店。
8月7日,在徐世昌于公府召开的研究解决时局问题联席会议上,讨论惩办第二批祸首时,曹锟力主按所开名单惩处,徐世昌则要求宽大为怀,认为“此次惩罚,应以定国军祸首为范围,不应多事株连,致开互相倾轧之渐。至安福党员,多系见利盲从,须从宽大为是。”[16]讨论很久,结果议决通缉王揖唐和安福系议员方枢、光云锦、康士铎、郑万瞻、臧荫松、张宣,褫夺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刘询、李进才、张树元军官军职,交陆军部惩处,即日由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明令公布。令文重申:“其余该部党员,均查照前令免予深究。”[17]
曹汝霖、陆宗舆是段祺瑞的司库、安福健将、臭名昭著的卖国贼,人民群众恨之入骨,当时舆论认为二人之罪实不减于徐树铮、曾毓隽等人,要求严办。吴佩孚和曹锟等也力主惩治。徐世昌因与曹、陆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关系[18],极力加以包庇。直奉方面提出的第一批祸首名单原列有曹、陆的名字,徐世昌亲笔将他们勾去,并传语曹张说,他们已经下台,“此次乱事,二人实无参预的确据”[19]。第二批祸首名单仍将曹、陆列上,并附有事实,一为在西北军总司令部搜出有关曹汝霖的反直文稿,一为陆宗舆曾向中日银行垫借八百万元(现银三百万,纸币五百万)巨款给段祺瑞作战费。徐世昌不能再为二人说情,于是“以概不株连为概括的拒绝”[20]。因此,8月7日第二次颁发的惩办祸首令中,仍无曹、陆二人。如此巨奸大蠹居然漏网,引起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南京各界联合会、南京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发表的一项通电说:“安福祸国,于今三载,卖路鬻矿,无恶不作,推厥祸首,实由曹汝霖、陆宗舆等造成。此次近畿战争,曹汝霖阳托调人之名,阴主谋逆之实。陆宗舆私挪汇业存款,接济逆军至三百余万之多。是曹陆之罪浮于毓隽,不减树铮,于理于法,皆应处以相当惩罚。乃拿祸首命令,竟未提及曹陆二人,群情愤骇,罔知所措。去岁各地不惜罢市、罢学、罢工,群起请惩,仅得免职处分。今幸联军战胜,公理昌明,若仍任彼卖国巨魁逍遥法外,既不足以服国人,亦无以解于联军。兹代表民意,请将曹陆二人并案拿办,以清乱源。”[21]全国和平联合会的通电指出:安福系祸国殃民的种种罪恶,可以溯源到曹汝霖、陆宗舆的卖国协约。“不有卖国协约,则参战[军]无从发生;不有参战军,则边防军无从变形;不有边防军,则安福系无从跋扈。然则曹陆等实为胚胎安福之种子,即为祸国之根源。……其罪恶之重大,不减段、徐、曹〔曾〕、李,应请一并拿办,处以极刑,庶乱源可遏,国事得苏也。”[22]
最后,徐世昌与张作霖、曹锟达成一项交换条件:由徐给曹、张以某种好处,曹、张则负责保全曹汝霖、陆宗舆的面子(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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