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下台
直奉战后,直系一时间成为中国实力最强的军阀派系,以南北交通动脉京汉、津浦铁路和东西交通动脉陇海铁路为依托,控制了从北到南十个以上的省份,并实际操纵着北京政治。这极大地刺激了直系各色人等的政治欲和权力欲,直系领袖曹锟开始作上了总统梦,也想过一把总统瘾;直系灵魂人物吴佩孚则膨胀着“统一”全国的野心,企图以此而“青史留名”;其他围绕着曹、吴两人的政客、军人,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各有打算,或拥曹或拥吴,谋名逐利,在北京政治的浑水中搅和。不过在直系战胜奉系之初,对直系而言,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政治善后,解决法统问题,争取全国舆论,获取合法资源,为独占北京中央政权打下基础。
奉系失败后,仍在大总统任上的徐世昌因其拥皖亲奉倾向而为直系所不能容忍,推倒徐世昌、改造国务院是直系的既定方针。张作霖在撤离滦州出关前,曾经有电致吴佩孚,对徐世昌在战争前后的作为颇有揭露,更激怒了直系。张电称:“前总统不愿有人干涉其用人行政,屡派徐世章、吴笈孙请予带兵入关维持,不幸而战而败,退守滦州,本拟收集余部,渐次出关,以保予关外利益。乃徐固派人来滦,劝勿罢兵,予不愿再被人利用,故毅然撤退,此次全系徐作祟,予不能负责。”[1]不过,如何名正言顺地赶走徐世昌,以泄对徐之恨,并利直系扩张势力之私,又要“合理合法”,以避舆论指责而引起他方反弹,却颇费思量。恢复民国六年被“非法”解散的国会、赶走徐世昌的谋划,因此而浮出水面,因为恢复了“旧”国会(民二国会即第一届国会),则由“新”国会(民七国会即第二届国会)选出的大总统徐世昌之合法性自然失去,而一向不承认“新”国会合法性之南方广东政府,也将失去“护法”的合理性,如此承续民国法统,可谓一箭而双雕。这种设想最早源出于一帮既不甘心失去政治地位、又不愿附和南方非常国会的旧国会议员。1921年12月,旅京旧国会议员发表宣言,提出了恢复民六国会,完成宪法,促进自治的主张[2]。一班旧国会议员也在日日讨论恢复旧国会的方法与步骤。旧国会众院议长吴景濂在脱离南方回到北方后,先是于直奉战前去东北劝说张作霖支持恢复旧国会,接着在直奉战后向吴佩孚游说其主张,引起了吴佩孚的重视。吴既有政治野心与“统一”梦想,又不时表现出讲求“道德”,故倾向于以恢复旧国会作为直奉战后解决政治善后诸问题之枢纽。
5月10日,还在直奉战争余波未了之际,曹锟、吴佩孚即召集直系高级将领在保定开会,商讨如何进行政治善后的问题,旧国会两院议长吴景濂、王家襄也应邀出席。一些急于通过拥戴曹锟而得宠幸进的直系军人政客,提出立即赶走徐世昌,拥曹锟为总统的主张。但吴佩孚及其支持者则主张以恢复旧国会作为过渡,使曹锟的总统经由国会选举“合法”产生。参加会议的吴景濂对总统由谁担任并不介意,他向吴佩孚表白,“君等握实权有实力者之意见为如何便如何”。他最关心的是恢复旧国会,以获得自己的利益,为此,他向吴佩孚进言:“中国数年糜乱,皆由法律无效所致,予等在南方护法,即为此点。故法律问题若能解决,则徐氏之地位系非法选出,自然迎刃而解。故今日办法,仍要在北方树护法之旗帜。要知揭出护法旗帜,不但数年护法问题可以解决,则公等与曹巡阅使所处之困难,亦可解决”。他还就进行步骤献计说:“既以揭出护法旗帜为然,予拟在天津先假直隶议会会场及会址,设立第一届国会筹备处,由予通电全国,号召第一届国会议员来津,并将筹办情况由予密电西南护法团体,使之响应”;“公等接吾电报,请联合直系各省军民人员复电响应,并就予之通电再为通电全国,令北京军警对徐不加保护,请其即日出都。”[3]吴景濂的提议颇获主张循“法律途径”行事的吴佩孚之欣赏,“吴云恢复旧会,乃国会本省事,余愿作后盾”。在吴佩孚的坚持下,曹锟也同意先恢复旧国会、赶走徐世昌,作为政治善后的第一步。“曹云,余早主张恢复旧会者,请诸君速进行,有反对者,余当以武力待之”[4]。至于请出黎元洪复职,最初并未在直系首领的计划中,但赶走徐世昌之后,政府总须有人代表,“既恢复旧国会,无不恢复旧会产出之总统之理,而旧会产出之总统,袁、冯二公以外,惟有黄陂,自应请黄陂依法复位。此即保洛方面之本意”[5]。直系于是作个顺水人情,请出黎元洪复职,本意不过当其为可上可下可操纵之傀儡,“为曹过渡”,哪知黎元洪不识相,假戏真做,于是又有了一年后驱黎之一幕,初非直系扶黎复职时始料所及。
直系高层决策先恢复旧国会之后,其实行步骤即如紧锣密鼓,着着进行。第一步当然是制造舆论,这是军阀们的拿手好戏。吴佩孚令其政务处长白坚武为孙传芳代拟电稿,由其打头炮[6]。孙传芳时任长江上游总司令,在直系将领中排名并不靠前,忽有如此“立功”机会,岂能轻易错过。5月15日,孙传芳率部下联名发表通电称:“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元洪)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即在共弃之列。”孙传芳的通电不仅提出了恢复旧国会,而且提出请黎元洪“复位”,立即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随后吴佩孚对北京新闻界称,“恢复旧国会及国事会议各问题,现正征求意见,应以多数人心向背为从违,不作成见”,实际是对外放风[7]。19日,曹锟、吴佩孚领衔与直系将领联名发表通电,声称:“近来国内人士有倡恢复六年国会者,有倡召集新新国会者,有倡国民会议,协同制宪,联省自治者,究以何者为宜,特于本日通电各处,征求民意,以为处理善后参考。”[8]
曹锟、吴佩孚所谓“征求民意”之电既出,直系各督及不少政界名流,如梁启超、熊希龄、汪大燮、孙宝琦、钱能训、王宠惠、谷钟秀、张耀曾等,纷纷通电响应,“解决纠纷当先谋统一,谋统一当以恢复民国六年国会完成宪法为最敏速最便利之方法”[9]。同时又致电广州孙中山和非常国会称:“公等护法之功,永久不朽,当为国民所公认。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倘国会诸君,惠然北行,共图国家大计,全国同胞实利赖之。”[10] 从而给曹、吴的主张抹上了一层民意色彩。与此相呼应,吴景濂、王家襄等如约到天津,筹备第一届国会复会工作。5月24日,旧国会部分议员七十余人(其中一部分是未参加南下护法者,一部分是从广州非常国会脱离北来者)在天津召开第一届国会筹备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任,讨论复会工作,决定选派委员到上海、广州等地,招揽议员回京,并对外发出通电,声明第一届国会将依法复会。5月28日,曹锟、吴佩孚联名电复国会筹备会,表示赞成恢复国会,支持议员自行复之举。为了促成南方议员的北上,吴佩孚还于6月7日致电交通部,令其对“旧国会议员北上一律免票,以示尊崇”[11]。
有了恢复旧国会与请黎元洪复职的舆论铺垫,直系驱赶徐世昌下台的活动也就顺理而成章。5月10日,吴佩孚密电直系各省督军,“以收束现局分常局、创局两法。常局则恢复法统,即南政府可即时取消,中央可同时改良,副总统可即选出,北洋正统可即巩固,旧会制宪完毕闭会,正式国会、总统即根据新宪成立。创局则召集各省军政代表及省会各法团代表择地开会,共议国是,但事属创格,在常法上无根据。西南以法统说相抗,势必再以武力征伐,且代表集齐期限太长,各省现情太杂,夜长梦多,贯彻不易”。吴佩孚的意见当然是取“常局”而弃“创局”,并特意申明曹锟“尤赞成常局办法”[12]。此电既出,直系各督当然群起拥护,实际也是暗示徐世昌准备下台。28日,曹锟、吴佩孚在天津召开紧急会议,电请黎元洪复职,以谋统一,并联名电复旧国会筹备处,对民六议员自行集会表示支持[13]。孙传芳亦于同日再度致电徐世昌,明白提出请其下台的要求,电称“法律神圣,不容假借,事实障碍,应早化除”;“旧会召集,新会无凭,连带问题,同时失效”;望徐“体天之德,视民如伤,敝屣尊荣,及时引退”。随后,苏督齐燮元也通电呼应孙之主张[14]。
徐世昌本为北洋元老,但毕竟是文人而非武人,没有实力的支撑,自出任大总统后,周旋于北洋各派系军人之间已属不易,而又因拥皖亲奉为直系所忌恨,在直系武人的嚣张面前,自知无力抗衡。吴佩孚、孙传芳等人电发后,徐久居北京官场,自然明白个中奥妙,5月31日即发出通电,称吴、孙等电“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果能如此实行,使亿众一心,悉除逆诈,免斯民涂炭之苦,跻国家磐石之安,政治修明,日臻强盛,鄙人虽居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其乐无穷,胜于今日十倍”。表白“一有合宜办法,便即奉身而退,决无希恋”[15]。当然,徐世昌并非愿意痛快离职,他还贪恋大总统的名衔,企图继续干下去,他曾以所谓“新新国会”的问题作为拖延之计。1920年直皖战后,皖系操办的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被迫闭会,徐世昌曾下令依民元选举法进行新一届国会议员选举,筹备召开所谓第三届国会。但因各方意见不一,自1920年秋到直奉战前,选举完成的省份亦不过三分之一,南方省份抵制此次选举自不待言,即便是直系内部对此亦有争议,直隶省即未进行选举[16]。直奉战后,直系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号,所谓第三届国会(即“新新国会”)已经选出的议员不甘寂寞,发表通电提出,“本届国会,系从旧法改选,在政府既足以维持法统,尊重民权,而被选者亦极自由,绝无党派官厅之操纵”,因此主张未选各省从速完成选举,召开新一届国会,解决“法统”问题。他们还讽刺旧国会议员说,“议员不过人民之代表,断未有十年以前之选举,代表十年以后之人民”[17]。但他们势单力薄,没有实力后台,也没有可为直系利用的意义,故其呼吁毫无反响,徐世昌也不可能依靠他们摆脱下台命运。
直系为使徐世昌尽快走人,采取了双管齐下之法。一方面,6月1日由吴景濂、王家襄等领衔旧国会议员发表宣言,责“徐世昌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声明民国六年解散参众两院的命令无效,徐之总统纯属非法选举,应即宣告无效;自6月1日起第一届国会恢复,完全行使职权[18]。这就在名义上剥夺了徐世昌再任的“法理”依据。另一方面,吴佩孚也于当日致电在北京的直系干将、交通总长高恩洪,告其“日来各方以敦请元首下野之电,来商者联续日多。大势所趋,心理相同,似应及时自退,以保尊荣。公等宜再进府密陈,速下决心,免风气云发,更难收也”[19]。实为对徐再行威胁。1日深夜,吴佩孚的参谋长李济臣电驻京代表钱少卿(宗泽),谓:“吴大帅发怒,已回洛阳,将来一定要将徐赶走,你为何不注意好好办?”钱聆电话,恐吓失状,次日大早,即以军用电话向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疾声言:“吴大帅有电话来,要徐世昌赶快腾总统府。”[20]当日,钱少卿还数次致电徐世昌,语气强硬地质问他何时离开北京。中午,徐世昌设宴欢迎刚刚返国的驻英公使顾维钧,席间又接到吴佩孚迎黎复职电。至此,徐世昌亦知总统之位不保,北京无法再留,但这位老谋深算的北洋老官僚接电后不露声色,当午宴结束时,却突然当众以“衰病”为由宣布辞职,并令“依法由国务院摄行职务”,然后即乘火车离京赴津,结束了三年多的大总统生涯。由周自齐领衔的北京政府不敢怠慢直系,随即电致吴景濂与王家襄,称“遭逢世变,权领部曹,谨举此权,奉还国会,用尊法统,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听候接收”。而曹锟与吴佩孚也就堂而皇之地令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对北京秩序“务望督饬地方军警极力维持,保安大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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