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复职
徐世昌下台后,直系将领纷纷发出通电,以“国家不可无主,大位不可久悬”为由,“恭请”黎元洪复职[1]。吴佩孚发出通电,宣称“我黎大总统遭非常之变,延垂绝之统,以公意为进退,法所当然。”不仅“屡电黎黄陂,早定中枢,以巩国基”,而且“通告各省督军,电促黎黄陂复位”[2]。于是,直系治下各省纷发劝进通电,半壁江山处处高唱迎黎之声,大有黎不出山,如苍生何之势。本依附于黎元洪左右的幕僚哈汉章、金永炎等也颇为兴奋,极力劝黎出山,希图攀龙附凤;国会两院议长吴景濂、王家襄同往黎宅“敦请”,北京政府代表高恩洪专程赴津“迎迓”。一时间,“劝驾之代表往来不绝于路”,各方名流政要云集天津,使得因张勋政变下台后在天津蛰居多年、受人冷落的前大总统黎元洪,一时间似乎成了民国政坛众望所归的中心人物。
面对直系敦请复职的举动,黎元洪在内心里当然自鸣得意,而对外则表示出清高之态,一方面称“国家未能统一,不敢冒昧出任”;另一方面又说“既各方面迫于救国热诚,力促余复出任职,余岂能再事高蹈,亦只得牺牲个人之前途”。但是,为了表示他非为个人利禄权位而出山,也为了在军阀强势下获得一定的活动空间,黎元洪故作姿态,提出以实现“统一”、“废督裁兵”、“整理财政”作为复职条件,其中尤以“废督裁兵”为中心,并声称“非俟曹、吴、国会切实依我条件,决不就职”[3]。
6月6日,黎元洪正式发表“废督裁兵”通电称:“今日国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图存。若犹观望徘徊,国民以生死所关,亦必起而自救。恐督军身受之祸,将不忍言。为大局求解决,为个人策安全,莫甚于此”;“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微特变形易貌之总司令不能存留,即欲划分军区扩大疆域,变形易貌之巡阅使尤当杜绝。国会及地方团体,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请先以诚恳之心为民请命,劝告各督,先令实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结束,通告国人,元洪当不避艰险,不计期间,从督军之后,慨然入都。”[4]“废督裁兵”就是削弱军阀专权,裁减庞大武力,实现国家在文治下的稳定发展,是多年来社会各界和舆论的普遍要求,黎元洪此举确也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各地绅商和社团纷纷通电响应,北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发出通电,提议召开国民废督裁兵大会,请北京政府下令永远废除督军制及军区制;组织裁兵委员会,限制军饷;督军如不解职实行废督。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以裁兵促进会理事身份,在7月2日具呈黎元洪,建议发明令:一、从是日始,无论如何情形,不得新招一兵;二、巡阅使、督军、护军使等职即日废止,并不得以督军改任省长或总司令;三、即日召集全国裁兵会议[5]。而且列强也曾在华盛顿会议上向中国施加压力,认为中国财政困难、政局不稳,均由于军队人数过多,因此“切望中国政府应举行迅速暨切实之办法,以期裁减上开之军队与支出”[6]。这也给了黎元洪提出裁兵的底气。
但是,黎元洪的裁兵提议却使武装在手、拥兵自据的直系武人颇为恼怒,认为“以裁兵废督法律、政治两无所据,适丧威信,主谋、主稿之人恶不胜诛。”[7]只是碍于解决“法统”问题,迎黎复职的声势已经造成,他们不便立即发作,而是在7日由曹锟、吴佩孚联名发表通电,表示“锟与佩孚对于元首废督裁兵意见根本表示赞成,决当以身作则,先从直隶做起,并决以诚意助元首进行。一切完全由锟与佩孚负责”[8]。接着,直系诸将齐燮元、冯玉祥、田中玉、萧耀南、陈光远等相继发出拥护“废督裁兵”的通电。张耀曾亦告黎,“外间风云大变,如再坚持,恐失人心,不做总统则可,不做人则不可,前途不堪设想云云。黎似有活动意”[9]。有了曹、吴的上述表示和社会舆论的态度,黎元洪也就有了复出的借口。他不再扭捏作态,于6月10日连发两电,一称曹、吴之表示“体国公忠,立志坚决,天心悔祸,元气昭苏。元洪忧患余生,得闻福音”;于此“群龙无首,京辅荡摇,再任悬延,或生剧变”之时,定次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一称其入都不过暂行总统职权,其他法律问题,俟国会恢复后听候解决[10]。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自天津到达北京,中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大总统复职典礼,他在复职演说中称:“出京五载,国家元气斲丧如是;此来因各方敦迫,不得已暂行大总统职权,藉以维持国际上之地位,其余各事,静待国人解决。”其后,他宣布撤销民国六年解散国会的命令,任命颜惠庆署理国务总理[11]。为了消弭所谓南北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黎本意想组织南北“混合内阁”(他任命谭延闿为颜阁内务总长,黄炎培为教育总长即有此意),并由南方政府的伍廷芳出任内阁总理,故颜惠庆在任职后对外通电称,“在伍公首途以前,阁席未便虚悬”,自己不过“暂行承乏,维持现状。并经一面电促伍公早日莅驾,藉惋殷望”[12]。但因黎之复职不为南方广东政府所承认,谭延闿率先表示不能悖护法立场而就北京政府职,伍廷芳也于6月20日发表通电,拒绝出任内阁总理,并称黎之复职“缺乏法律依据,不敢轻易苟同”。所谓南北“混合内阁”的设想未能实现。
黎元洪在直系支持其复职之初,还是企图有所作为,其间他最为坚持的,应为“废督裁兵”的主张。军阀混战、武力交兵,是民国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也是民众生活困苦的重要因素,“废督裁兵”的主张迎合了社会需要,也得到各地民众团体和舆论的积极响应,当黎元洪上台之初,各地民间团体纷纷举行集会,发表通电声明,要求“废督裁兵”,永远废除军阀干政的基础,舒缓民众养兵并为兵所乱的痛苦。黎元洪以“废督裁兵”为其主要政治诉求,在北京政府设裁兵委员会,希望以此不仅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也为自己在直系武力威胁下当政寻求缓冲。但是,“废督裁兵”却完全有悖于军阀的利益,武力是军阀得以拥兵自重的根本,而且从上至下、从大到小形成为环环相扣的利益,面对社会各界的要求,军阀的利益是一致的,面对他系军阀的裁兵主张,本系军阀的利益也是一致的,总而言之,“督”的名义可废,而兵的实质万万不可裁,由此注定了“废督裁兵”的主张之不能实现。
当黎元洪提出“废督裁兵”主张之初,曹锟、吴佩孚为笼络人心,在口头上表示支持。6月15日,曹、吴在保定召开的直系将领会议上,呼应“废督裁兵”的主张,提出在全国“废督”,另行设置若干军区以掌兵的方案。7月6日,吴佩孚又在致北京政府电中提出了裁兵具体办法,建议大省置二师,中省置一师一旅,小省置一师,全国共置四十师,余悉裁撤[13]。不过,吴佩孚提出这样的主张,主要是为了裁别人的兵,而不准备裁自己的兵,因为“裁兵废督之举,要为百年大计,所关尤须通盘筹划,兹事体大,非俟统一之后,无从着手”[14]。而且,当时“北方各省且有添招新兵之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以至惊动外交团在7月20日根据华盛顿会议要求中国裁兵的决议,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质问,宣称“中国近日情形,不但与华府议案大相违背,即与黎总统鱼电主张,亦相径庭,对内对外不符之处甚多。”[15] 直系既如此,刚刚在战争中失败的奉系更是如此,不仅不能裁兵,而且要大张旗鼓的扩军,以备来日再战,其他大小军阀的反应亦可想而知。山西督军阎锡山曾电陈北京政府,认为裁兵是“矫枉过正,徒骛虚名,反滋流弊”,“现有之兵,来自招募,生计艰难,迫而为此,一旦被裁,势必要求恩饷,当此财政奇绌之时,安有巨款遂其要求,稍不如意即哗变。充兵既久,坐食成性,被裁以后,穷无所归,辗转勾结,流而为匪”;“锡山久绾兵符,兼膺民政,熟权利弊,几费筹思,以为欲图根本之廓清,必当有完备之计划”[16]。“鲁拟领薪办法十一条,条文迄未到。皖以欠饷太多,无款谈不到裁兵。苏复电赞成,但无办法”[17]。说一千道一万,兵是军阀的护身符,是万万裁不得的。
裁兵既不可行,废督的名义倒是有了“成效”。6月15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江西督军陈光远本兼各职(因陈当时在江西的地位已不保),其后任命曹锟保荐的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为“督理江西军务善后事宜”。27日,吴佩孚致电陆军部,提出“废督之制甚急,各省宜改以督理全省军务名义为宜”[18]。从此以后,换汤不换药的“督理”名义便代替了已经声名狼藉的“督军”名义。黎元洪还想以省长取代督军,以压抑军权,张扬民权,他上台后曾先后任命高凌霨为直隶省长(后改王承斌),张绍曾为陕西省长,张其锽为广西省长,王永江为奉天省长,汤芗铭为湖北省长,王瑚为山东省长,韩国钧为江苏省长等。但他的做法首先就遭到直系的反对。6月23日,吴佩孚致电国务院,警告“南北尚未统一,封疆大吏,不宜大肆更张,恐生反动”。8月1日,吴又通过陆军次长金永炎转交黎元洪电,认为“督军一制,在今后万无存在之理,南北统一之后,军制军区如何兴革划分,应由中央召集全国军事会议,讨论实行。现在新旧交替,各省军队复杂,治安所托,省长往往不能负责。如裁撤督军省份,似宜有督练或督理字样,以维现状”[19]。所以,黎元洪的做法根本行不通,上述经他委派的省长,除了直隶和江苏两省以外,其他省长均未能或未敢到任。黎元洪还曾企图令兼任省长的督军,如山西的阎锡山和新疆的杨增新辞去督军,专任省长,结果为阎、杨所拒;黎元洪又企图将河南督军冯玉祥改派为苏、豫、皖“剿匪”总司令,从而裁撤河南督军,但因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反对而未成。总而言之,黎元洪的“废督”,除了废了几个“督军”的名义或将“督军”易名为“督理”之外,几一无所成。
与黎元洪的“废督裁兵”主张相呼应,不在直系控制下的南方诸省则附和了黎元洪的主张,并与“联省自治”运动相结合,以“废督”而强调“自治”和“民主”。6月15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宣布废去浙江督军职,“惟以尚无合法政府,未便交卸。且仓猝离职,恐滋军佐疑虑,不得已,乃以第十师师长名义,暂行维持原有防地”[20]。其后,卢永祥改称浙江“军务善后督办”,20日宣布“善后纲要”:浙江省境内不受任何方面非法干犯;所部各军防地,暂仍其旧;省内各行政机关均仍其旧;裁兵事宜关系重大,俟合法政府成立,全国裁兵计划确定,即时实行;各军饷项及关于军事各项经费,仍在国税项内开支[21]。可见卢永祥的“废督”根本不影响其实际权力,无非是从“北京政府任命的督军一变而为团体拥戴的督军”而已[22]。8月1日唐继尧出任云南省长,废除靖国军司令名义;12日,袁祖铭出任贵州省长,取消黔军司令名义;10月1日,赵恒惕被湖南省议会推举为省长,取消总司令名义;12月2日,四川刘成勋废除总司令名义,改称临时省长。但这些名义的改动无非是名改而实不改,控制各省实际权力的仍是没有“司令”名义的军阀“省长”。总之,经过一番大张旗鼓的宣传,黎元洪的“废督裁兵”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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