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成立初期的革命活动
中共成立之初,就与当时国内的其他党派有了明显的区别,表现为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和工作的实干性。但是,在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及国内局势的认识和判断方面,中共成立之初也有脱离国情实际的方面,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深不透,忽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引起的民族矛盾和革命的阶段性,强调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矛盾,并以此为根据大力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提出的革命纲领和革命任务都有不能切合实际之处,也不能更好地争取同盟军。作为初生的革命党,中共建党之初在理论和实际方面的幼稚不足之处是难以避免的,他们只能在今后的实践中,“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1]。
中共成立初期革命活动的重要方面,就是领导工人运动,争取工人利益,表现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中共提出,成立第一年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同时“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1922年6月,中共组建中国劳动组合部,“作共产党合法的公开的劳动运动”[2]。中国劳动组合部总部设在上海(1922年7月,劳动组合部被租界工部局查封,8月迁至北京),是有严密领导的工人组织,与当时许多有名无实的工会大为不同。张特立(国焘)、邓中夏先后任主任,下设北方分部(北京),负责人罗章龙;武汉分部(汉口),负责人包惠僧;湖南分部(长沙),负责人毛泽东;广东分部(广州),负责人谭平山;山东支部(济南,后合并于北方分部),负责人王瑞俊(尽美)。总部迁北京后,另设上海分部,负责人袁大时。后来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所管辖的全国各铁路工会,亦包括在内[3]。在中国劳动组合部的领导下,一些工人较多的城市陆续成立了工会组织。除此之外,中共还领导在各地创办了许多工人学校,对工人进行教育和宣传活动[4]。
从1922年初至1923年2月“二七”大罢工被镇压,主要是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最初的高潮,其间有三十余万工人参加了一百多次罢工,主要集中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大都市的工厂和湖南、湖北等省的铁路和矿山。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者,如1922年1月到3月的香港海员罢工,8月北京长辛店京汉路罢工,9月湖南安源煤矿罢工,10月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和唐山制造厂罢工等工人罢工斗争,要求提高经济待遇并获得一定的政治待遇,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5]。通过组织与领导罢工,中共不仅在工人中开始建立自己的队伍与影响力,而且锻炼了从事实际斗争的能力,表现出中共的组织力、动员力、奋斗精神、勤于实干等等,也为其后中共在国共合作发起的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中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加强和统一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由中国劳动组合部发起,于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62人,代表十二个城市一百多个工会的二十余万会员。出席会议的代表成分非常复杂,既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又有其他党派及各色人等。不过,中共基本主导了此次会议,中共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和“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案”、“工会组织原则案”等都被通过。会议通过的“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承认中国劳动组合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实际为中共通过中国劳动组合部掌握工运领导权创造了条件。
第一次劳动大会闭幕后,中国劳动组合部还发起了劳动立法运动。根据劳动组合部自拟的《劳动法大纲》,其主要内容为:政府承认工人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缔结团体契约、八小时工作制、接受教育等权利,增加工人工资,改良工人待遇等[6]。虽然这个《劳动法大纲》未能提上北京国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但其公开提出和在工人中的宣传运用,成了工人据以要求保护及提高自身权益的参照与目标,为工人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1922年8月,劳动组合部迁到北京,正值吴佩孚为了凸显个人地位而高唱“保护劳工”,为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契机。1922年6月,吴佩孚通过其政务处长、李大钊早年的同学白坚武,约请李大钊在保定晤谈。其后吴佩孚在公开通电中提出四大主张,包括了“保护劳工”。为了控制铁路带来的经济利益,吴佩孚企图排挤一直把持铁路的旧交通系势力,而李大钊则通过白坚武,向北京政府交通总长高恩洪建议,在每条铁路设立密查员。得到同意后,李大钊推荐共产党员担任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等主要铁路干线的密查员,在密查交通系职员劣迹的名义下,大大推动了北方地区尤其是铁路系统的工人运动[7]。
中共成立初期革命活动的又一重要方面,是寻求革命同盟军,以更好地发展壮大自身力量。而寻求同盟军,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对革命性质、革命基础和革命对象等问题的认识,也就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有如毛泽东的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8]
中共成立后,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中国国情与他国相比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所在,尤其是在对中国国情特殊性方面的认识,有了迅速的提高。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具体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明确提出中国还没有“脱离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压迫的痛苦”,中国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由此出发,中国首先需要完成的是民族民主革命,而非革命;革命的现实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而非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和阶层都是革命依靠的基础和联络的力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开始提上革命的日程。“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9]。
正是因为对中国国情特殊性认识的提高,中共据此开始有了革命阶段论的构想。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了中共当时应当采取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决议案认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决议案强调:“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决议案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实施计划和步骤:先邀请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及青年团的代表,在适当的地点开会商讨建立联合战线问题;使倾向共产主义的激进民主派组成“左派联盟”;再与工、农、商、学、妇女、法律、新闻各界群众团体建立联系,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10]。由此可知,中共成立不过一年的时间,已经通过对中国国情特殊性认识的提高,构想了统一战线的革命战略与策略,从而为寻求革命同盟军,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尽管有了对中国国情特殊性及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必要性的认识,但是,如何在实践中建立统一战线,仍然是中共面临的难题。谁是我们的敌人已然基本明确,但谁是我们的朋友,却因为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远非认定敌人那般清晰。中共成立初期,在选择统战对象也就是自己的朋友方面,孙中山、吴佩孚、陈炯明都曾被考虑,而吴佩孚和陈炯明更因其所处的地位和一时的表现,曾经一度成为中共统战的重要对象。
陈炯明曾经在五四运动后自我标榜为“者”,提倡新文化和新思想。在他驻留闽南期间,会见过苏俄政府的使节。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马林1921年都曾在广州会见过陈炯明,并对他抱有好感。据少共国际代表达林的回忆,当时到过广州的一些苏俄人士,对孙中山反有恶感,“好感完全在陈炯明方面”[11]。陈炯明在广东当政后,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和统治基础,曾经允许共产党人公开活动,从事工农运动,使得部分中共党人也对陈抱有好感。1920年12月,陈炯明以广东省长的身份邀请陈独秀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921年8月,他又聘共产党人彭湃为海丰县劝学所所长(后改为教育局局长),并允许他在海丰试办农会,试行减租运动。与此同时,陈炯明还资助中共党员谭平山等编辑出版广东党组织机关报《广东群报》。但是,随着中共与孙中山接触的增多,孙中山和国民党成为中共统战的主要目标,而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则不断发展,中共与陈炯明的关系随之转趋冷淡。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后,中共与陈的关系也告终结。
中共与吴佩孚的关系,更多来自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为了争取盟友、拓展外交、改变自身在远东国际关系中的孤立地位,苏俄一度颇为看好吴佩孚,认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12]。维经斯基于1920年4月首次来华后,“决定联合吴佩孚,发动民主运动”[13]。10月间,他还专程到洛阳访问了吴佩孚的亲信幕僚白坚武,讨论中国的政治形势,白认为,“俄之组织统系可为鉴也”[14]。维经斯基则认为,吴佩孚是中国政治的主要人物,掌握着军队和财政,“俄国在远东问题上与吴的一致性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15]。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完全控制了北京政府,苏俄对吴佩孚更为看重,高度评价吴的作用,“多次讨论联合吴佩孚的方针”[16],希望通过和吴佩孚的合作,恢复并稳定中苏关系,实现苏俄的国家利益。“最初苏俄外交是面向吴佩孚的,把他看作是最强大的和比较‘进步的’军事领导人。与这个指导思想相适应,也向中共提出了同吴佩孚合作的方针。同时努力争取实现孙逸仙同吴佩孚的合作,这种合作应该导致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的对苏俄友好的联合政府”[17]。苏俄与共产国际的联吴政策当然会影响到中共。中共“二大”宣言认为吴佩孚“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因为吴佩孚所主张废督裁兵如果实现的统一,是与中国资产阶级以极大的利益而易于发展,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是极不利的”[18]。中共也因此一度采取联吴政策,具体表现为中共北方党组织通过与吴佩孚的合作而推动了北方的工人运动。但是,随着苏俄与吴佩孚关系的起伏,苏俄逐渐开始倾向于和孙中山而非吴佩孚合作,如越飞在1923年1月所言:“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吴佩孚与孙逸仙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无疑我们要选择后者。”[19]中共也随之改变了对吴佩孚的策略。1923年2月,吴佩孚以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表现出其军阀本质和倡言“保护劳工”口号的虚伪,成为中共大力主张的反帝反军阀革命的对象,中共与吴佩孚的接触也由此而基本告终。
经由对陈炯明和吴佩孚统战工作的无果而终,中共寻求革命同盟军的统战对象日渐向孙中山和国民党倾斜,并最终形成为国共两党联手的革命统一战线。
上一篇：北京内阁改组与直奉分割地盘
下一篇：吴佩孚的政治动向
民国历史 民国历史一览表 民国历史大事年表 民国历史大事记详细 民国历史大事件 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