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国会的恢复与新阁组成的反复
8月1日,经历了解散、复会、再解散、再复会的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复会,由吴景濂担任众议院议长,张伯烈为副议长,王家襄担任参议院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吴景濂在复会致辞中称:“今幸各方悔悟,法统重光,得再聚首一堂,共商国是,此为极可庆幸之事,又为极可痛心之事,以后同人应惩前毖后,一致努力,完成制宪大业,以尽吾人之天职,而慰国民之希望。”[1] 不过,国会两度解散,两度复会,议员们的表现良莠不齐,讲求功名利禄者所在多有,故外界不少人并不看好国会的前途,认为议员们“无远大之眼光,为国家一计久长之策,而惟沾沾于一时之利禄权位以及枝节之细事”而已[2]。
国会复会后,首先在“民六”还是“民八”议员何为正统问题上争执不休。1918年7月和8月,南下广州护法的非常国会议员决议,将留在北京不愿参加护法的109名参议员、216名众议员共325名议员予以解职,其后又另行增补若干议员,使广州国会的参议员人数达到212人,众议员人数达到310人,是为“民八”议员。他们认为,黎元洪在1917年下令解散国会是非法的,南下议员在广州为护法而召开非常国会,是为维护法统,主持正义,且合乎法律;当时部分议员因故或不愿南下护法而被非常国会解职另补,亦为根据法律进行;现在国会恢复,“民八”增补的议员当然有资格出席会议,而“民六”议员中被解职者则没有资格出席。“民八”在京议员成立了“法统维持会”,并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向国会争权利。北京的“民六”国会议员则坚持,他们被广州非常国会开除没有法律依据,新增补的议员各项手续不完备,投票者亦不到法定人数,故“民八”增补议员没有资格出席国会[3]。国会复会后的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就是当年被广州非常国会除名者,他与吴景濂都坚持“民八”议员不能参会的主张。一方要求参会,一方不让参会,双方剑拔弩张,尖锐对立,甚至动手动脚,发生肢体冲突,以至国会复会后根本无法正常工作。为了防止“民八”增补议员入场滋事,吴景濂等对国会会议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开会时两院会场均须戒严,议员凭证章入内,但仍无法避免参加过护法的非常国会议员的发难。舆论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议员吵闹,实为个人利益,“以此各党互相争权夺利暗斗之故,其结果于立法事业将一无所成,故今日中国之国会,实有不如无也”[4]。
8月30日,“民八”议员45人赴众议院,要求面见吴景濂,出席会议,结果“初则闭门禁阻,嗣始入院,多数议员允为依法解决”。9月5日,国会召开宪法审议会,焦易堂、邹鲁、谢持等护法议员相继发言,质问王家襄,何以不许护法议员代表进场?王的答辩不得要领,众谓法律不明,制订宪法何能使国人遵信。王谩骂,护法议员哄上殴王。双方动起手来,会场秩序大乱,会议无结果而散。次日,国会开常会,“民六”、“民八”议员又发生纠纷[5]。其后,黎元洪请张伯烈、褚辅成出面调停,但“民八”议员坚持自身地位有效,反对调停,结果致国会第二届常会于9月18日被迫宣告停开。
10月11日,在有黎元洪及北京政府全体总长出席的国会第三届会议开幕典礼上,两派议员又发生激烈争执,护法议员干脆直接质问黎元洪,当年非法解散国会,何以不负责任,今日以何资格出席国会。黎元洪处境尴尬,会场里只好以“鼓奏军乐,以乱质问之声”。不少议员被便衣“如捕罪犯,挟出院外,委弃于城根马路,肆意挤压”[6]。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闹大,影响国会的正常运作,吴景濂遂向黎元洪建议,设立“政治善后讨论会”,以此安置“民八”议员,并且每人每月补助400元。10月28日,“政治善后讨论会”正式成立,黎元洪任命王宠惠担任会长。有了此等安置,多数“民八”议员不再坚持与国会相抗,“民六”与“民八”议员的对峙渐趋缓和。
纯就法理意义而言,“民六”或“民八”议员“合法”与“非法”之争各有其理由,不过如果按选举法的规定,众议院议员任期为三年,无论是“民六”还是“民八”议员,实际任期都超过了规定年限,所谓“合法”与“非法”的争执更多的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与维护个人私利之口实,并不具有其本来意义。旧国会复会后,国会议员历经多年的政治动荡与分化组合,过往之党派特性更模糊不清,各种团体派系组合既有政治主张接近者,更有纯为派系个人利益者,他们对于制宪、组阁等事项各有主张,并为此纵横捭阖,演出了一幕幕政治剧,只是场外的观众对此早已失去了观看的耐心,更不必提军阀只不过将他们当作“民意”的工具。作为西方民主制度支柱之一的国会制度,在民初引进中国之后,并无坚实可靠的政治基础,在军阀枪杆子的压迫与操纵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其应有之地位与作用,所谓易桔为枳,此时的国会制度似乎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中,空余那些议员们还在台上表演其无用功。
内阁方面。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复职当天,任命颜惠庆署理内阁总理,因“颜与何人皆能共事,且素无私人”,直系保、洛两派因而“素重视颜,黎据此征颜,颜亦力辞,经强劝而后就”[7]。黎元洪企图“笼络”吴佩孚,任他为陆军总长,可是吴佩孚偏不给黎元洪面子,声称“不开军人干政之嫌”,因此“势难兼领”陆军总长。不过,颜惠庆出任总理后,却得不到国会的支持。众议院议长吴景濂野心勃勃,其“为人不学无术,使气逞强”;“遇事把持,意气偾张”;“一面与直系周旋,一面要索以巨额党费及自身组阁为报酬”[8]。他对颜惠庆上台很不满意,而且他“有一群新进的国会议员为其羽翼,供彼指挥。内阁的成败,悉视其喜怒而决定。而此一国会,既为产生下届总统的机构,因此更增重了他的牵制力量”[9]。由于吴景濂的反对,颜惠庆不敢将内阁名单提交国会通过,他本人也不安于此“临时”身份,急于求去。7月31日颜惠庆请假离职,并表示“决不再代”,内阁由教育总长王宠惠暂代总理。
黎元洪复职后,一直考虑拉进南方知名人士组阁,以实现“和平统一”,加重自己的政治分量。8月5日,他任命南方知名人士唐绍仪署理内阁总理,就是他实现自己政治企图的第一步。黎元洪也知道此事的敏感性,事前专门派下属金永炎(金晓峰)到洛阳征求吴佩孚的意见。但黎元洪的打算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主张相抵触,所以遭到吴的坚决反对。唐阁名单发表后,吴佩孚发表公开通电,指责“唐主上海八年和会,世间啧有烦言”;“金晓峰来,言之再三,不意一回京,卒然发表,显示别有用心,何以惺惺来洛,貌为周施?”[10] 吴佩孚还致电曹锟,称黎元洪“性情仁厚,迩来被奸党阴谋,力拥唐绍仪组阁”,请“通电同志各省,一致主张,径电中央,力攻唐阁不成”[11]。唐绍仪知其不能为北洋系所容,故亦迟迟不到京就任。
北京新内阁难产,“因洛阳有异议,根本动摇”,黎元洪“已处绝境”[12]。为了解决内阁虚悬的危机,黎元洪只能屈大总统之尊,不断派人到洛阳专门“征求”吴佩孚的意见。吴佩孚所任之直鲁豫巡阅副使,本来的职权“从理论上讲主要只是统率(节制、调遣)区内的军队。实际上则不然,既不以军政为限,也不受地区名义的束缚,形成超省级的太上皇政府”[13]。吴佩孚曾经表示反对军人干政,表示“内阁问题,乃元首特权,某何人斯,敢行过问?”甚而指斥保派人物,应“由元首提出总理,以南北众望允孚者为宜,内幕私图者,均非有心肝之人”[14] 。但他自己却并不如此实行,既然黎元洪前来“征求”意见,吴佩孚也就不客气地表示:“对唐组阁,绝不赞成,以维持现状为宜。如颜不愿谈,以亮畴(王宠惠)代揆,高(恩洪)可不动,张(绍曾)长陆军,余请元首斟酌”[15]。吴佩孚颐指气使地替黎元洪决定了内阁的主要人选,哪里还有黎再“斟酌”的余地。吴佩孚还劝张绍曾“勿组阁,劝王阁勿辞退,愿为其后盾”[16]。并令直系各督“一致主张,径电中央,力攻唐阁,不使成立,请以王宠惠正式组阁,则国计民生,实利赖之,非独团体安危所系已也”[17]。在吴佩孚的指使下,直系大将冯玉祥、齐燮元、萧耀南等亦纷纷发表通电,提出王宠惠“才学优迈,与各派初无恶涵,以之组阁最为相宜”[18]。由于吴佩孚的坚持,终使黎元洪理想中的南北统一混合内阁流产,黎元洪只能在9月19日任命王宠惠署内阁总理,对内阁组成则“不参意见”。而内阁组成前须“征求”吴佩孚的意见则是黎元洪复职后历次组阁之惯例,于此亦可知黎元洪办事用人的“自由度”究有几何。
新任内阁总理王宠惠和其内阁成员——财政总长罗文幹、教育总长汤尔和,当年5月曾和蔡元培、胡适等共同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所谓“好政府”主张,因此,王宠惠内阁又被称为“好人政府”,一度曾被外界寄予期望,而在实际上,吴佩孚是“内阁的后台”,“如果没有吴的支持,内阁就不能维持长久”[19]。但黎元洪任命王宠惠此举却惹恼了保派。因为黎元洪就组阁问题“征求”吴佩孚的意见而未“征求”曹锟的意见,显有不以曹锟为然之“过”,而保派人马在王阁中只有交通总长高凌霨一人,也使保派颇为不满,辄以去王为目标。保派的图谋得到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的支持,正是因为担心阁员名单在国会表决中被否决,王宠惠上任后根本就未将内阁阁员名单提交国会。王宠惠对国会的蔑视态度进一步激怒了吴景濂,他在国会与王宠惠多次发生公开争执,致内阁与国会的关系空前紧张。吴景濂曾当面质问王宠惠:“国会要你下台,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王也怒形于色地说:“难到你就是国会?”接着,吴景濂骂王“混帐”,并说“议长当然可以代表国会”,王则骂吴不配当议长,“议长怎样可以说出下流话来”[20]。两位在外界舆论心目中理应温文尔雅的政界人物,却如泼妇骂街般使横,可见当时两人关系之紧张,人们亦可从中了解到北京政治的多重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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