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吴矛盾与保洛之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独大,实际控制着北京中央政权,北京政局也因黎元洪之复职一时似又复上正轨,但其内里之矛盾与冲突却一日不复停止。不但旧有的中央与地方、南与北、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间的矛盾依旧,而且新的矛盾还在不断产生,尤其是直系内部因曹锟和吴佩孚的矛盾而形成保洛之争,成为影响此时北京政治的主要因素。
直系虽为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之一,但在其形成过程中,一直有南(苏、鄂、赣)北(直、鲁、豫)之别,其首领冯国璋较为低调且又早逝,内部关系不似皖、奉两系那般紧固密切。及至曹锟、吴佩孚以武力征讨而崛起,代理大总统冯国璋早逝,苏督李纯自杀、鄂督王占元被逐、赣督陈光远势微,北派力量才在直系中占据了优势。曹锟、吴佩孚统率直系力量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胜利后,直系力量得到大扩张,他们在直系中的领袖地位亦无人可敌。但曹锟虽为直系最高领袖,此时却基本不直接领军,而是依靠吴佩孚为他南征北战,他本人则一心希图成为大总统,过把总统瘾,满足虚荣心。有人论之为:“曹锟一生庸暗,为直系偶像式之首领。然偶像非一无足取也,用不着时并不碍事,用得着时可比一尊活菩萨。盖曹与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等同为袁世凯所办北洋武备学堂学生,资望颇高,为人蔼然可亲,深得直系诸将领之爱戴。”[1] 直系实际领军的吴佩孚,能征善战,有一统天下的野心,但却不能统领直系所有的军事力量,也不是直系共同拥戴的政治领袖。曹锟与吴佩孚在一些问题如推举总统等方面意见并不一致,但格于历史与个性,吴佩孚对曹锟保持以下事上的尊重、礼遇及效忠,而曹锟对吴佩孚也能大度容忍并容纳其不同意见,两人关系的融洽对维系直系团结与团体利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吴之能出奇制胜,要亦由曹之大体信任,故能内外和协,内无问题可以专力作战”[2]。
不过,第一次直奉战后,情势有了变化。“直系之权力可以揽持中央政局,曹之总统欲望突生,短期欲其实现;而吴以时局之顾忌,不欲其遽行,于是迎合意旨者又从而为排挤倾轧,分裂之机乃启矣”[3]。吴佩孚在其驻节地洛阳招贤纳士,插手政治,一方面公开标榜“军人不干政”、“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另一方面则频频对北京内阁之更换以及政府之政策表示意见,俨然政府之“太上皇”,难免有“功高震主”之势,使曹锟心生芥蒂。而且,曹、吴身边左右人等各有企图,各拥其主,都想在政治上发号施令,满足个人及小集团利益,他们在曹、吴身边的挑拨构煽,制造双方的恶感,离间双方的关系,尤其是吴佩孚与曹锟四弟曹锐“意见甚深”,曹锟“夹在中间,不能制止双方,于是影响及于政局”[4]。由于曹锟、吴佩孚分别以直鲁豫巡阅使与副使的名义驻节于保定和洛阳,因此曹、吴身边人的政治集合又被称为保派(保派在结合津派后又称津保派)与洛派[5] 。在第一次直奉战后,保派与洛派之间围绕一系列问题产生矛盾摩擦,暗中以至公开较劲,形成保、洛之争,并直接影响到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局。
直系内部的矛盾分歧自奉系失败、黎元洪复职后便已开始,其中心在于对所谓“最高问题”的态度,而其表现则为愈演愈烈的阁潮。直系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之后,曹锟急于取代黎元洪登上总统宝座,他常对左右说:“北洋系袁世凯、冯国璋都当过总统,现在该轮到我了。”[6] 而吴佩孚虽不反对曹锟当总统,但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认为应俟实现全国统一后,再行此举,俾可水到渠成。直系中的保派多为曹锟的直接下属,他们投其所好,加紧“最高问题”的进行,尤其需要控制北京政府,以利操作。拥护吴佩孚的洛派则对此不以为然,也在积极插手北京政府的组成。而曹锟谋求早日当总统的企图又与还想在总统位上待下去的黎元洪发生矛盾,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黎元洪自然偏向于不主立即选总统的洛派,从而使直系间的保、洛矛盾又渗入府院关系的复杂因素。加以内阁组成循例须国会通过,而国会内部各种集团派系的组合又时时变化。如此种种情况,使直奉战后的北京阁潮发生之频、争斗之烈实为北洋时期之最,从而也反衬出北京政治在武人干政下之特有生态——派系纷争。这种派系纷争,有派系间的,亦有派系内的,但基本上并无政治理念或基本政策的差别,而主要是出于派系自身利益的考量。
直皖战后,吴佩孚便以直鲁豫巡阅副使、巡阅使名义驻节洛阳,对外号称埋首练兵,实则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居中原之地而干预政治、发号施令。吴佩孚对洛阳的评价是:“洛阳地居中州,为九朝都会,可以控制四方。从军事上说,西凭函谷之固,东据虎牢之险,北倚大河,南阻龙门,四塞可守之地也;陇海东西横贯,京汉、津浦南北直达,兵力之运用,朝发夕至,攻势作战之理想根据也。……今欲统一中国,无论练兵或作战,洛阳都是上选。万一对外有事,京、津、宁、沪易受威迫,必要时也须迁都来此。此形胜之地,安可等闲视之!”[7] 吴佩孚自命习武而经文,在洛阳网罗了不少军政俊彦人才为其谋划。如政务处长白坚武,为吴“酌剂献替,悉处以中,蓬莱(吴佩孚)倚为左右手,俾总持政务。公亦周详勤恳,裁决当世之务如列掌无遗。……蓬莱在军中久,治事简易。开府后,赖公时为招掖材俊,草创规制”[8];“号称吴佩孚之‘小内阁’,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向吴进献武力统一中国之策,由此深得吴之倚重”[9]。秘书长孙丹林,“是吴佩孚的诸葛亮,吴氏得有今日,大半是孙氏功劳”;“攻段之计,与去徐(树铮)之计,都是孙氏出的主意”[10]。这些幕僚既富于干才,又心高气盛,较之围绕在曹锟身边的趋炎附势之辈,似乎多出些许“抱负”,因此他们内心里就看不起曹锟及其保派人物,在曹、吴矛盾和保洛之争中,这些人起的作用自不可忽视。吴佩孚驻节洛阳的几年间,京洛道上,各方人士往来不断,上自总理、部长,下至督军、省长,乃至议员政客、各方代表、士绅文人等等,纷至沓来,请示报聘者有之,图谋私利者有之,而无论是什么来头,都使吴佩孚自我感觉好不威风,俨然政治“中枢”。直系中有人捧吴佩孚是“当代英雄,妇孺尽知,综核半生事业,无非为国为民,武穆公不爱钱,不怕死,正吴使之谓也” [11]。1923年4月吴佩孚五十寿辰时,“各方代表极一时之盛,应接不暇”[12]。康有为送吴的寿联所撰内容,或可谓吴本人的真实心声: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13]。
王宠惠内阁得到吴佩孚的支持,虽未因国会刁难而垮台,但对阁员安排,保派“极不满意”,结果是“王阁甫成,又见摇动”[14],王阁面对的各方矛盾并未解决。国会众院议长吴景濂很想当总理,他所主持的国会与王宠惠势如水火,随时都在寻机倒阁,内阁诸事得不到国会的合作,举步维艰。王宠惠是在吴佩孚的力挺下上台的,在许多方面对吴自然多所关照,尤其是在军饷供应方面,让保派感觉有些厚吴薄曹,便谋求与吴景濂联手推倒王阁。黎元洪的复职得于直系的安排,故直系对其职位亦有予夺大权,但黎元洪又希望能在总统任上干下去,故对其职位变动的任何可能性都甚为敏感。黎元洪复职后,吴佩孚一直表现强势,虽然吴也提出应“由元首提出总理,以南北众望允孚者为宜,内幕私图者,均非有心肝之人”[15]。然在实际上,吴佩孚对内阁组成动辄提出意见,使黎元洪内心不无忌惮,而王宠惠得到吴佩孚的支持,与吴佩孚走得比较近,故黎元洪担心因此而碍及自身地位,对国会和保派的倒阁举动虽未深度介入,但也乐观其成。由此使得王宠惠内阁上任后一直处在艰难的处境之中。
在国会与王宠惠内阁的矛盾中,外交总长顾维钧扮演了某种调停角色,因为他刚刚回国不久,从事的主要又是外交工作,与现实政治的联系不似他人那般密切,而外交总长是总理之下的首席阁员,正好在发生矛盾时充当“和事佬”的角色。王阁未经国会通过,每当内阁需要向国会报告有关事项、接受质询时,王宠惠不愿面对议员的嘲讽攻击,屡屡缺席。而顾维钧认为,“这是每一个议会制政府必须应付的场面,唯一办法是面对现实,这是无法回避的”。王因而派顾代自己出席。顾维钧对议员的质询回答得很有礼貌,态度诚恳,尽可能说明各种真实情况及正反面理由,议员们也认为他应付质询很得体。顾维钧还常常宴请国会议员,并认为“这是与国会议员处好关系的一种中国式方法”。甚至于,他曾将王宠惠与吴景濂拉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以调解双方关系,但由于双方积怨甚深而收效不大。对于王宠惠迟迟不将阁员名单提交国会通过,顾维钧对王说,“你是个国际知名的法学家,大家都嘱望你在所有人中是最能够严格尊重宪法的人”。他提议,或将名单提交国会,或辞职,或请吴佩孚另外提出人选。他认为第三种办法实际做不到,第一种办法通不过,因此“唯一的办法只有辞职”。但王宠惠不置可否[16]。可是接踵而来的“罗文幹案”,成为王阁与各方矛盾汇集的焦点,并且将王阁逼到了不得不辞职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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