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幹被捕案
罗文幹(1888—1941),字钧任,1904年留英,获牛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政府总检查厅检查长,修订法律馆副总裁,司法次长,大理院长,代理司法总长,盐务署长兼币制局总裁等职。王宠惠组阁时,推荐罗出任财政总长。北京政府的财政向来不宽裕,财政总长未必是个好差事。据财政部发表的《中国财政全部之内容》称:“中国财政之困难,固不自今日始,然未有来源涸竭、债务层叠、岌岌可危如今日者。中央各机关及内外债权者之索欠,既以应付俱穷,绝无活动之余地;各省区又以政变迭出,军费日增,截留应解之款,而以为未足,复日仰给于中央。应之则库空如洗,罗掘无由;不应则逐电交驰,追索益急。日处此扰攘纠纷之中,中央与各省区遂交受其困,而无可振拔。”[1]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为了解决军费难题,曾经在其治下的直、豫、鄂三省实行摊派,大县3万,中县2万,小县1万[2]。很显然,这些军费开销,最终还是要落到北京政府的头上。为了解决财政困局,罗文幹上台后,曾经议发“十一年八厘短期公债”1000万元[3],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仅仅是每月的中央军费开支就远远超过财政收入,更不必提那些非军费开支的支出,如教育经费等等,往往就成了军费开支的牺牲品,欠款欠薪在所难免。而保派为了打击王阁,更借此掀起索饷索薪潮,甚至由曹锟直接出面,索取数百万元欠饷。王宠惠深感难以为继,提出辞职,黎元洪为了自身利益,又不接受其辞职,国会方面则与保派合作,质问黎何不同意王阁辞职,北京政治简直乱成了一锅粥。
辞职既不成,国会不合作,王宠惠干脆让罗文幹以财政困难为由,拒绝支付国会经费,图逼国会让步。吴景濂为求国会拨款,通过外交总长顾维钧向罗文幹疏通,罗不仅不置理,还对顾说“别理他”。最后只能由顾给一家比利时银行写信说明,吴景濂才拿到一笔贷款,得以维持国会的运作。此举使吴景濂极为恼火。据顾维钧称,罗“是王的终生好朋友”,站在王宠惠一边,而王又站在吴佩孚一边,但王“并没有把他们之间的一些政治策划和磋商情况完全告诉我”[4]。11月14日,罗文幹为解决政府财政困难而签署奥国借款展期合同,吴景濂即利用此事,与保派联手,指控罗文幹擅订合同、丧权辱国、违背法纪、滥用职权,并有纳贿嫌疑。18日晚,众议院正、副议长吴景濂、张伯烈等至东厂胡同黎宅,胁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幹,拘押于京师警察厅[5]。
奥国借款本为中国与奥国银行团在民初分次订立的借款合同共475万镑,应在1921年底还清,后因北京政府无力支付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暂缓执行,未还本金约432万镑。战后,债票持有人要求中方继续履约,但奥国借款本已由巴黎和会决定作为奥国赔偿中国之物,实已无效,当然没有签订新约、换发新债票的理由。此次罗文幹为救各处索饷、财政困难的燃眉之急,并屈服于列强压力,同意续订合同,换发新债票本息合计519万镑(约合四千余万银元),诚有可非议之处,而且合同里有“奉大总统核准,经国务会议通过”等语[6],但实际上,据王宠惠告顾维钧,罗签协定前告诉了他,但并未经内阁讨论[7]。这更为保派倒阁提供了炮弹。
罗文幹被捕,引发北京政坛风潮。国会方面力主查办罗文幹,指罗“丧权辱国,渎职纳贿”,“违背约法,滥用职权”,指罗文幹此次办理失当之处有三:丧失国家权利约五千万元之巨,不先交国会同意、总统批准及国务会议通过,一也;公债之募集及国库有负担之契约,均须国会议决,载在约法,该总长竟敢私订有负担之契约,并发行以新换旧之公债,二也;据(大总统)云:确无此项批准案件。乃该总长擅敢于十一月十四日已签字合同内,竟有“国务会议通过及大总统批准”之字样,显系违背约法,滥用职权,三也[8]。20日通过查办罗文幹的动议。王宠惠等则力挺罗文幹,认为总统和国会直接下令逮捕阁员是违法行为,声称责任内阁对此无法负责,“理应立即引退”[9]。王阁外交总长顾维钧坚决反对逮捕罗文幹,他认为内阁向总统负责,不和政府打招呼就逮捕总长是违法的。“这个事件将在国际上造成很坏影响。作为外交总长,我曾经力图使国际上认为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是个法治国家”;“必须把这个事件看成是中国政府的耻辱,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10]。
王阁为吴佩孚所支持,“罗案”发后,吴不能坐视不管。他于20日发出通电,为罗辩护,同时训斥黎元洪,称此案“似属不成事体,殊蹈违法之嫌”。同时致电曹锟云,此案“荒谬离奇,实所少见”,“请我师就近质讯,以维法纪”[11]。但曹锟却不给吴佩孚面子,23日曹发表通电,称“罗文幹身为阁员,丧权误国,……既经拿交法庭,应请大总统毅然独断,组织特别法庭,或移转审讯,彻底根究,期无遁饰,毋令徇纵,以彰国法” [12]。吴佩孚指“违法”者为黎元洪下令捕罗“不成事体”,曹锟则指“违法”者为罗文幹“丧权误国”,于此实将直系内部矛盾公诸于世。其后,直系保派将领连发通电拥曹,而洛派将领出于武人对文人的轻视亦不愿多言,甚而有公开通电拥曹者。吴佩孚既不能得直系诸将之谅解,也不愿使事态扩大,影响直系团体利益,便“顺风转舵,对罗案完全软化了”,向曹锟解释自己“与王亮畴(王宠惠)素不认识,仅于觐谒元首时与之一面,而与罗财长则无一面之缘”;申明“谨遵曹帅主旨,主张依法办理”[13]。25日,吴佩孚致电曹锟,说明自己对此案“疑虑冰释,如果确有犯罪证据,自应依法严惩,以昭炯戒”[14]。吴佩孚既如此表态,王宠惠也无法再干,只能于11月25日通电辞职,随后黎元洪在29日任命汪大燮署总理。
“罗文幹案”发后,黎元洪夹在曹锟的保派和吴佩孚的洛派之间,哪边也不敢得罪。吴佩孚通电训斥黎元洪,黎受此羞辱,无可奈何,先是复电吴佩孚撂挑子,称“予本不愿干,请即觅定人来,予已准备交替”;接着又少见地发飙,质问吴佩孚,“且言冠冕尊之,而履蕮视之,执事髦下如云,何以临众,不愿执事遥断朝政,轻折元首”[15]。吴佩孚见此电勃然大怒,向其左右说:“我们为拥黎之人,我们有错,尽管教训,为什么公开登报?这并不把我们当自家的人。既然如此,以后洛方不准和府方再有电往来。”[16] 罗文幹身为内阁部长而被关押,黎元洪也觉有些过分,所以不几日便派人保罗文幹出狱,并安置在总统府[17]。可是出身法学硕士的罗文幹却认为,不能如此不明不白地了事,声明要求法律解决,自愿回狱。黎元洪只能再次让政府派人往迎,同时咨复众议院,以查办罗案违背约法有关规定条文,将案卷退回。黎氏的举动又引起曹锟的不满,保派连日指责有关“罗案”的电报在京不能拍发,向曹锟进言称:“子玉不让老帅做总统,有总统自为之意。老帅不信,人人只知有子玉而不知有老帅了。”[18] 曹、吴矛盾有激化之势,时人甚而有保、洛两派决裂,并发生战事之推论,且其“形势已成,将来变化,不可思议”[19]。
1923年1月11日,京师地方检察厅宣告罗文幹“犯罪嫌疑不足,行为不构成犯罪”,予以不起诉处分。但保派抨击检察厅裁决不当,要求重行处理。15日,保派司法总长程克屈服于曹锟的压力,以部令再次将罗逮捕入狱。次日,在内阁讨论此案时,教育总长彭允彝提出,由国务院出面为告发人,向法院申请对“罗案”再议,并自告奋勇起草国务院咨交检察厅的文件,直视庄严的司法为儿戏,从而又引起北京教育界轰轰烈烈的“驱彭”运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17日辞职离京,他还发表宣言,揭露“议员的投票,看津贴的有无;阁员的位置,秉军阀的意志;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只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20]。司法界人士亦多为“罗案”抱不平,发起反对蹂躏法权、破坏司法独立的“法潮”。直到当年6月,黎元洪已被赶走,“罗案”作为直系保、洛两派权力斗争的砝码已失作用,而拥曹派急需“好人”出台帮忙,在顾维钧、王宠惠等疏通下,曹锟同意放罗。京师审判厅走了公开审判的过场后,于6月29日判决罗文幹等“伪造文书罪不成立,受贿等情弊均无实据”,宣告罗文幹无罪,恢复了他的自由[21]。
“罗文幹案”哄传一时,对北京政治生态造成颇大影响与冲击。“罗案”内情如何姑不论,但罗身为内阁总长,在国会起哄之下,由大总统直接下令逮捕,确乎违反“法律程序”。究其实质,则为直系保、洛两派借“罗案”而斗法,所谓“法律”的意义其实并不重要。“罗案”结果,保派虽获胜利,推倒了王宠惠内阁,但直系内部矛盾因此而加剧,并公诸于社会及舆论,于直系维护自身地位并非有利。据称,吴佩孚对曹锟屈服后,“宴客酒醉,谈忠诚不见谅处慷慨泣下,合座皆悲酸”。吴佩孚之智囊白坚武感叹曰:“曹使受蒙蔽,只知总统热,不知环境危,宵小从而煽之,祸遂作。”“津方宵小以排吴使,不惜种种陷诬破坏,取保方见信仇敌之集于各方者,亦复币重言甘以为饵,恶货驱逐良币,斯真军阀末路之现象也。”[22] 而军阀在“罗案”中表现之强横更引起社会的反感,吴佩孚个人原有之“清誉”亦因此而颇受影响。史家李剑农评为:“在罗案发生以前,有一部分人,觉得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所以和他表同情。自罗案发生以后,吴佩孚为保持直系整个势力的缘故,一意将顺津保派,忍心的望着一班狐狸豺虎的横行;忘却曹锟的势力全在自身,自身的潜势力全在一部分舆论的同情,甘愿曹锟将此一部分舆论的同情毁去,想专用武力来捣乱南方,制服奉系。他的失败,不必等到第二次奉直战争,在他将顺津保派肆行无忌的时候,已经决定了。因为一般国人,已认定他也不过是曹锟个人的走狗,从前对他所表的同情,都是由于希望和平统一太过的大错误。所以曹锟篡夺的计划成功时,便是吴佩孚的势力毁灭时。”[23] “罗文幹案”对北京政治生态的另一冲击是,黎元洪因为在“罗案”中未能顺从洛派尤其是吴佩孚的意见,招致吴佩孚及洛派的不满,使其失去了洛派原本即不坚定的支持,当其后保派为使曹锟出任总统而掀起驱黎风潮时,洛派不愿施以援手而作壁上观,黎元洪的政治生命亦因此而大受影响。“罗文幹案”对北京政治生态的又一影响是,王宠惠内阁以“好人政府”而闻名,然这些所谓“好人”在军阀强横政治的干涉下,不仅做不成什么“好事”,且自己的政治地位尚不能保于朝夕之间,从而也断了“好人”从政为国谋政的念头,于此表明北京政府不能经由政治精英的体制内运作而实现稳定运转,只能经由军阀纷争而致社会失态,最终以革命收拾北京政治混乱的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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