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直三角同盟的酝酿与行事
直皖战争前后,为了对付咄咄逼人的直系武力扩张,粤、皖、奉(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方开始酝酿反直“三角同盟”,这本为段祺瑞广结联盟、对付直系而采取的主动行动,而孙中山也不反对与各派力量建立关系以为己用。早在1919年春夏之际,段祺瑞就曾派人秘密去上海与孙中山联系,表示愿意化干戈为玉帛,携手合作。孙中山认为,“乱法卖国,直为罪首,皖为附从”[1],提出以段赞成革命学说,并放弃与日本订立的军事协约为条件。据孙的回忆,“自沪和议开后,徐、段俱派人来此接洽,予要以完全赞同学说之主张,乃有相商之余地”[2]。这是孙段接触的开始。之后,“双方接洽将近一年,段终接受先生条件”。所以后来孙中山说:“无分南北,只以主义同者则为同志耳。芝泉近日大有觉悟,先生自乐与共图国事,使真正之共和,能早日实现于中国也。”[3] 其后,孙中山和段祺瑞之间保持了个人的接触,孙中山还派人与皖系在长江以南的实力派浙督卢永祥、闽督李厚基等接触,共商合作问题。
孙中山和段祺瑞关系的改善,亦使孙中山调整了对与皖系亲近的奉系之策略,开始与张作霖建立关系,“三角同盟”的雏形初现。1919年秋,孙中山曾派宁武到东北联络张作霖,目的是:“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吴。”1920年夏,宁武借引荐华侨投资事在天津对张作霖主动说:“听说段祺瑞已和孙中山先生接洽好了,合力推翻曹吴,如果各方面能协同动作,安定大局,华侨投资就好说了。”[4] 张未表态,但随后即派其副官张亚东携函与宁武前往拜会孙中山,其后宁武与张作霖又有多次接触。
直皖战后,皖系失去了基本力量,但又不甘就此退出历史舞台,遂主动向孙中山示好,双方开始建立伙伴关系。奉系虽然与直系暂时相安,共治北京政府,但与直系的矛盾日渐发展,为准备与直系不可避免的决裂,奉系与皖系和孙中山的关系越走越近。孙中山认为:“今彼派即将段氏打倒,直奉之争乃又继续开幕。盖直曹奉张,其野心皆无底极,而两方势力又莫能相下。徐世昌今已为彼等所卵翼,更无涵盖之能力。由此观之,奉直必因权利而冲突、而决裂,而皖系之余烬,又必不能不附我而图报复。”[5] 故孙中山采取了联合皖、奉共同对直的策略,虽然他也明白,张作霖和段祺瑞“对于革命二字是谈不到的”,“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不借助外力配合北伐先击败曹吴,打开个新的局面”[6]。
1921年9月,孙中山致函曾任安福国会参议院议长李盛铎,表示“文奔走数十年,只知有国,不计其私”。希望他与段祺瑞疏通意见,“得前途相与开诚,共赴国家之急,则有功于国,名必归之”。12月,段祺瑞派其心腹徐树铮到广州,与粤方讨论对直问题。正在桂林独裁北伐的孙中山委派廖仲恺、汪精卫与徐树铮“切商军事之进行”,“使直系更无归路。自来战略因于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其庶几也”[7]。
1922年初,直奉关系恶化,战争正在酝酿,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和张作霖的代表李少白(梦庚)先后在1月和2月前往桂林晤孙中山。徐树铮在见孙后函致段祺瑞,认为孙中山“虽不无疏略之虞,而励精进取,言不及私,因知其屡蹶屡起,自有一种不可磨灭之真力在,与钧座素所叹念甄取者相合”[8]。言外之意,自然主张段祺瑞与孙中山联手合作。孙中山的代表伍朝枢也在3月到奉晤张作霖,讨论三方合作讨直计划(已见前述)[9]。据宁武回忆,他携孙中山函去东北,转达孙的意见:“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回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天只要扯扯后腿就行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张作霖)一生事业给毁了。张作霖听了颇感动,态度立刻变转过来,毫不迟疑地决定,‘我也派兵入关’,要我密报中山先生。”[10]但因孙中山阵营内部的牵扯,孙的北伐讨直未能如期发动,对张作霖与直系的战争未起到配合作用,孙中山还为此特意致函张作霖,表示:“前以我军后方问题须先解决,故于上月改道出师,还定粤局,促成北征。乃值贵军已入关,不能同时相应,抱歉之至。事势所拘,当承谅察。”[11]虽然如此,外人已经看出,粤、皖、奉接近的举动,“不仅在奉直问题,直欲奉皖粤联合,以倒吴佩孚”[12]。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奉系败退出关,孙中山因陈炯明兵变而退居上海,孙中山和张作霖均有再起之心,客观情势使双方的合作趋向密切。1922年9月22日,孙中山致函张作霖,认为“国事至此,非有确定之方针,坚固之结合,不足以资进行”;提出“今后破敌之策,仍须西南先发,与敌相持。公之大任,在于迅取北京津保,使敌失所凭依,然后出重兵以蹑其后,则敌不战而自溃,此为共同动作之必要枢纽”[13]。其后,孙中山派汪精卫等多次到东北与张作霖会商。10月2日,张作霖宴邀汪精卫和段祺瑞代表吴光新,慨然表示:“中山、芝泉与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余等当协力同心,第一步以驱逐吴佩孚、曹锟为目的,第二步再谋新中国之建设。”[14] 汪精卫则对记者称:“余之来奉,因张氏数派使至孙氏处,故特来答礼。次则基于8月15日之宣言,关于统一问题,废督裁兵问题,又求张氏对斯意见。”孙、奉合作已经公开化。根据孙中山与张作霖商订的合作计划:先由南方出兵北伐,以牵制长江以南的直军;而后奉军由东北入关,直捣北京;实行南北夹击,打倒曹、吴;战争发动之后相与一致,不为单独行动;扫除敌人以后,组织合法政府,以协商同意定之。为此,张作霖多次资助孙中山数量不等的军费与军火,孙对与张的合作基本满意,他曾致函张表示:“此后对于大局,无论为和为战,皆彼此和衷,商榷一致行动,决不参差。迄今此意,秋毫无改。凡公所斡旋,文必不生异同,且当量力为助。”[15] 孙中山与皖系的关系也在加强,在福建和浙江都与皖系建立了合作关系。1923年1月,孙中山派于右任面见段祺瑞,“晋商要事”。12月,又让叶恭绰与段商洽,“分负建国之责”。段祺瑞的代表邓汉祥则长住上海,沟通孙、段关系。至于皖奉之间,“信使不绝于途,无时无刻不在计议如何反对曹吴”[16]。
经过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方协商,“孙、段、张派代表在上海法租界古拔路组织各省代表联合办事处。孙中山的代表为汪精卫,张作霖的代表为姜登选、杨毓珣,卢永祥的代表为邓汉祥(卢是拥段的基本力量,因此邓也就代表段祺瑞),云南唐继尧的代表为王九龄、李雁宾,湖南赵恒惕的代表为吕宓筹,川军总司令刘成勋的代表为费行简,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的代表为赵铁桥。各方代表天天集会,商讨倒曹、吴的办法。凡是指责北京政府一切措施的通电,都由代表会商,经邓汉祥以卢永祥的名义拟好电稿(电文系邓的助手浙江督署顾问李继桢执笔),送杭州拍发,一面由各代表电达其主官,通电响应卢永祥的主张,因之造成反直系的浩大声势。另外,在上海创办国闻通讯社,每月由孙、段、张各拨经费一千元,以邓汉祥任社长,胡政之任编辑,作为发布反直消息的宣传机构”[17]。可以认为,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粤、皖、奉反直“三角同盟”即正式形成,此后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是“三角同盟”的“蜜月期”。1923年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之后,曾经公开声言,粤、皖、奉“三系已经携手了”,“这三派都已联合”[18]。三方代表、信使往来穿梭,沟通信息,商讨计划,在推翻直系统治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角同盟”是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三方基于反直需要而成立的松散的军事政治同盟,在政治上并无明确的盟约或纲领,组织上也没有统一的执行机构,以遇事临时协商为主。在“三角同盟”中,张作霖主要以其军事金钱实力,孙中山主要以其政治影响力而居于主角地位,段祺瑞则依靠其在北洋系中的资历和政治资本发挥作用,但需要借助张作霖的实力。不过,张作霖与段祺瑞同为北洋派系出身,在政治上有共同语言,与孙中山的革命历史并非同路,政治主张和看法颇有差异,而在奉皖关系方面,也未必完全一致。奉系官员私下认为,“无论段(祺瑞)也、卢(永祥)也、孙(中山)也,皆不过骗我之钱而又要我而已,毫无可以依赖之处”。“要求接洽者甚多,无非希望我方之钱”[19]。由于张作霖据有东北地盘,财政方面的活动余地自较孙皖两方为大,孙皖两方自然对张有所期待。第一次直奉战后,孙中山面对陈炯明之变,困居上海,1922年9月曾向张作霖请求经费支持,表示:“文新失策源地,诸君所需维持补充等费,竭蹶应付,拮据殊甚,未审公能有以助之否?”[20] 1923年1月,孙中山又派人向张作霖“申请援助。如能照前所拟数,速与汇寄,则士饱马腾,荡平逆氛,可操左券。国步中兴,义师复振,皆悉出闳赐。万一时促不及遽集,亦请量助巨额,俾克有济三军,感激非可言宣”[21]。当张作霖向孙中山提议,派李烈钧回赣、谭延闿回湘活动,以扰乱直系后方地盘时,孙中山又提出,李需50万元,谭需20万元,“所以迟迟,徒以财政过绌,不能因应咸宜”,“在在需款,仓猝乃无以应之,如公处此时能助此额,协(李烈钧)、组(谭延闿)皆可立发,他无所顾”,并且拟派汪精卫向张交涉[22]。皖系在财务支持方面同样对奉系有要求。对此,奉方难免有所抱怨。所以,粤、皖、奉三方只是在推倒直系统治方面主张一致,而在倒直的具体安排尤其是倒直后的政治善后与建设方面看法不一,即便是在“三角同盟”结合的蜜月期,他们之间的矛盾纠纷也仍然存在。
在倒直后的政治安排方面,粤方曾提出,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以孙任大总统段任总理,或以段任大总统孙任总理,张作霖任副总统;皖方表示,“当然以孙作大总统为最适当”,实则段祺瑞希望以总理身份掌握实权,一副舍我其谁之概,卢永祥则表示,“赞成孙任大总统,段作国务总理,但必须商得张作霖同意。”对此,奉方先是含糊其辞,表示“只要打得垮曹、吴,什么都好说”,继则“坚决主张拥段拒孙”,“打倒曹吴之后,即拥段上台”[23]。张作霖还明确告知孙中山的代表汪精卫,“他们是要拥段的”,俾便以自己的实力控制北京政权。对国民会议主张,皖、奉均未明确表态[24]。1923年冬,孙中山派叶恭绰持其亲笔函北上,与张作霖等商洽合作事宜,并在致张作霖函中说:“屡蒙我公资助,得以收拾余烬,由闽回师,……而广州根本之地,得以复还,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25] 12月初,叶恭绰先与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等由沪赴杭,与卢永祥商讨,然后在当月中旬到奉天,与张作霖等会商。奉方表示赞同三方在军事上联手打击直系,并向粤方支付军费现金50万元,但对于粤方所提孙、段合作并由张作霖出任副总统的方案,张作霖却“未置一辞”,而杨宇霆则从“根本上虑无合作之可能,且认为目下无从解决”。12月下旬,叶恭绰离奉回沪,其北行使命遂告中止。叶恭绰感觉“中山热心大局,意图与合肥携手,意极迫切”,“但奉浙至今无开诚之商榷,事实可惜”。他在写给杨宇霆的信中抱怨说:“弟因此焦忧成疾已旬余矣。所谓反直派者,如无一定之方针、目的,谋定后动,窃谓徒予直派以好机会而已。吾人固非徒只主张打倒曹吴,泄此一口气者。如局势变迁后,建设前途了无计划,何须多此一举为?乃最要关键,不能商量出所以然,他复何说。”[26]
对于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奉、皖均坚决反对,因此,“三角同盟”并非建立在三方共同的政治理念和谋划之上的战略联盟,而更多的不过是出于推倒共同敌人——直系的暂时合作策略。当直系势力过大,威胁到三方的生存时,自可合作无间。奉方甚而向孙中山表白:“此间完全知中山真意,毫无误会。况将来事实可昭然于世,更无疑虑之可言。中山若另有其他办法,均可随时磋商,必无隔阂。我辈年来苦心经营,所为何事,岂可因少数浮言,致功亏一篑!又何忍坐视分乖于大事未成之日?”[27] 而当第二次直奉战后,直系统治垮台,大事已成之日,“三角同盟”的基础不复存在,也就自然消失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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