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阁垮台与梁阁登场


直皖战后,直、奉两系因其势力的大体平衡而形成了共治北京政府的局面,但军阀派系的团体利益和扩张意识,注定这种“共治”局面不可能长久维持。直系以其军事实力战胜皖系,认为奉系的贡献有限,不甘与奉系分享北京政权,摆出了凌驾于奉系之上的态势;奉系亦有问鼎中原的企图,在助直倒皖之后,其向关内扩张势力范围,染指中央政权的野心日渐明显。直奉双方虽然还勉强维持着对北京政府的共治格局,但私下里都在勾心斗角、纵横捭阖、整军经武,各有图谋,力图超越对手,独占中央政权。1921年的援鄂战争,使直奉双方原本脆弱的平衡向着有利于直系的方向摆动。张作霖在援鄂战争期间曾经电请北京政府,请缨南下援鄂,目的就是为奉系“在长江下游树一根据地”[1]。但直系岂能容奉系染指长江地盘,直军援鄂的结果,夺得湖北地盘,占据两湖要冲,控制京汉全线,实力大为增长。吴佩孚得到两湖巡阅使的任命,成为同曹锟、张作霖并肩的显赫武人与实力人物[2],从而大大增强了直系对于北京中央政治的发言权,也引起了奉系的强烈反应,直奉双方的矛盾由隐而显,逐渐激化。
直奉矛盾发展的最初表现,就是对北京政府控制权的争夺。北京政府靳云鹏内阁是直皖战后直奉双方共治妥协的产物,靳云鹏本与皖系有较深关系,直皖战后因缘际会当上了阁揆,为了维持其政治生命,对直奉双方都不敢得罪,只能看直奉的脸色行事。但随着直奉矛盾的发展,靳云鹏的态度使奉系感觉其对奉“表面虽予尊崇”,但实则有“扶直抑奉”之嫌疑,靳云鹏的处境从此越加艰难,在直、奉两强的夹缝间动辄得咎,左右为难,加以财政困难,无力开支,靳内阁的地位已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3]
北京政府的财政一向不宽裕,靳云鹏内阁成立后,财政状况更是江河日下。国内战争频仍,灾荒四起,各地大小军阀需索无度,用款之处所在多有,催款之电日日发至,就连直接支配着北京政府的直系军人,也在不断向北京政府催款,政府深以为难,应对无门。外债因主要抵押品已用尽而无处可借,内债“合计总额超出三万万元,历年本息积压甚巨”,“各银行饱受旧债之累,不复能承受”。北京政府的财政甚至窘迫到“使馆经费亦久不汇寄,致各外使借债度日,实不成体统”[4]。靳云鹏任内换了三任财政总长,还是无法解决财政困窘之局。值此之际,1921年11月发生的中、交两行停兑风潮,更凸显出北京政府财政之困窘,并对北京政局的演变发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国内成立较早、实力较为雄厚的两家主要银行,并因有较多政府参股而成为准国家银行,担负着为北京政府筹资放款的任务。正因为两家银行的官商特质,时因“筹垫军政各款为数太巨,以致周转不灵”,兼之日本为在华盛顿会议上逼中国就范,有意制造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之谣言,“谓中、交两行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现在政府不能按期付还债款,是政府已不能维持,即两行亦将不能自立。……于是外人共管之说随之而成,外国银行从前收用中交钞票者乃一律拒绝收用”[5]。消息传出后,影响到商家和普通民众对中交两行发行的钞票价值的信心,自11月16日起,主要在北京与天津两地发生挤兑风潮,并波及上海、汉口、济南等大中城市。天津中国银行“提存兑现约百万元,行力不支”。由于事发突然,银行准备不及,中、交两行一度限制兑现,天津每人限兑10元,“人极拥挤”,更增加了市面的紧张气氛[6]。为安定市面,平息风潮,11月18日,北京财政部电令要求“凡中国、交通银行钞票一律收用,毋得拒绝”。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提出紧急办法,要求中、交两行在两星期内恢复无限制兑现,高级负责人不得出京,大额现洋不得运出北京,官家收入发饷概须通用钞票,各界不得散布各种捕风捉影之谣言,“遇有拒绝两行钞票之人,无论何界何人,无不立予严惩”,同时派出警察沿街巡视稽查[7]。经此严厉之动作,人心渐定,风潮止息。
在中、交两行停兑风潮中,掌握着交通银行大权及大量金融资源的交通系起初听之任之,不予置理,甚而主张干脆停兑,以向政府施加压力,不仅反映出交通系对早先靳云鹏排斥己方人物入阁的怨恨,而且背后还有奉系支持的影子,反映出奉系因为与直系的矛盾,正在寻找干预北京政治的时机,而中、交停兑风潮恰时逢际会,成为奉系倒阁之手段。奉系的下一步,则为利用徐世昌与靳云鹏的矛盾,借徐之手赶走靳云鹏,改组北京政府,扶植中意的人物上台。
徐世昌和靳云鹏同与皖系有深厚关系,但靳与交通系有隙,而徐与交通系通好,府院关系时有龃龉,“府院同床异梦,徐氏故无时不欲乘机倒靳也”[8]。徐世昌的总统之位来自于皖系控制的安福国会,直皖战后因直奉妥协而得以暂保,但随着直系势力的坐大,对徐的总统之位形成直接的威胁,使徐世昌对直奉矛盾的态度开始偏向于奉系,以延续其权位。当中、交停兑风潮发生后,交通系在奉系支持下据以倒阁,徐世昌也乐观其成,借内阁人事问题向靳发难,从而形成了以奉系为后台,以交通系为吹鼓手,以徐世昌为直接运作者的三方共同倒阁运动,而直系因靳云鹏并非己方人物,本无所爱,靳又对解决直系军饷等等问题无能为力,遂对其不愿施以援手,靳阁倒台的命运由此注定。
12月3日,徐世昌发表辞职通电,向靳云鹏施加压力。交通系干将叶恭绰此前到奉,见张作霖言:“总统本有去靳之意,因靳召集新国会,实为曹谋,如张入京去靳,以梁士诒组阁,则国会召成,张当然被选总统。”[9] 张作霖为之动,9日电致徐世昌表示支持。12日,张作霖由奉天到天津,14日再到北京,表示“此来绝不干涉政治”,但“对于政局上发生之风潮及政府各方面之一般的意见,彼甚愿斡旋一切而化除之”[10]。曹锟闻张作霖到京,亦于19日到京对张言:“内阁不宜更换,我等疆吏不应干预中央之事。”张言:“此系总统意思。”曹邀张同见徐世昌,徐言:“责任内阁,我无成见,惟翼卿(靳云鹏)实不相宜。”[11]在来自各方的压力下,虽然靳云鹏与张作霖有姻亲关系,与曹锟是换帖兄弟,还是吴佩孚的恩师,但夹在直、奉两大派系的利益诉求之中,左右腾挪无方,实已无法再干,17日辞职赴津,徐世昌遂顺水推舟,于次日任命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阁揆,开始组建新阁的运作。
靳阁垮台后,徐世昌认为,“非于财政上有办法,政治上有手腕之人,不能起死回生”,乃属意由其老关系、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组阁,利用其掌握的金融资源,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交通系一向在政治上野心勃勃,从拥袁世凯称帝,到拥徐世昌为大总统,梁士诒都是主角之一。此时梁士诒亟图入主北京政府,过把阁揆瘾,并得到了奉系的大力支持。“奉张与旧交通,实已联合。奉欲攫交通权,旧交通欲攫内阁权,日内正积极进行”,故张作霖“力荐梁”[12]。不过,早先徐世昌询其意见时,他“以在北方则两大军阀对峙,中部则长江各督不一致,西南又另立总统,此时出而问政,殊非易易也”而“婉谢之”[13]。及至靳阁风雨飘摇,梁认为时机成熟,便在11月10日离香港北上,于月底到京,摆出了接任之势。
直系尤其是吴佩孚对梁士诒组阁颇不以为然,吴担心以奉系的武力得到梁士诒的财政支持,“将合粤皖奉为一炉,垄断铁路,合并中央,危及国家”,对直系大为不利,故主张由王士珍组阁,或以颜惠庆代之[14],并告直系各省督军,“慎防梁士诒组阁”[15]。但未等吴佩孚布置周全,靳云鹏已经去职,徐世昌即邀梁士诒组阁,并与张作霖共同请直系首领曹锟入京相商,以示对曹之尊重。曹锟的政治敏感度不及吴佩孚,且以为梁士诒组阁事木已成舟,到京后未表反对。12月24日,徐世昌即任命梁士诒为新任国务总理,交通系干将张弧为财政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奉系出身的鲍贵卿为陆军总长,齐耀珊为农商总长,奉系及其支持的交通系显然控制了内阁的大权,从而使直奉矛盾因此而激化。
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之初,因“既握揆席,又占财交两部,踌躇满志,如愿以偿”。他提出了三大政策方针:一、树立外交政策;二、活动金融经济;三、消弭内战[16]。但在实行方面,他的做法离此甚远,因为“消弭内战”显然是梁力所不能及者,“树立外交政策”则因其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同意“借日款赎路”的外交决策而广受批评,“活动金融经济”无非举债而已。梁士诒虽有“财神”之誉,但面对北京政府庞大的财政亏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国内主要银行均认为政府“无确立财政整理之计划,惟以滥借为能事,以致各银行号因之资金空乏,受累无穷”,不愿再借款于北京政府,使梁士诒无法靠借内债而解决财政危机。梁士诒只能铤而走险,低声下气地向以外国银行团为主的中外银行团提出巨额借款要求,以盐余为抵押,以新债还旧债,主要是偿还到期的各项短期借款,并以余款作为政府开支。外国银行团提出,“近年以来政府将盐余押借无数小债,抵押无度,致发生紊乱状况。稽核总所及银团方面均感不便,此后不可再蹈覆辙,请备函声明,此后不再用盐余借债”。为北京政府所首肯[17]。经过一番讨价还价,1922年1月26日,北京政府与中外银行团签订“九六公债”借款合同,借款总额9600万元,以未来关税实行切实值百抽五后增加之收入偿还(关税未加前或不敷应用时,仍以盐余偿还),主要用途为偿还各项内外短期公债[18]。不过,此项借款虽成,无非以新债还旧债,对直接改善北京政府的财政困境并无多大裨益,反而引来直系的强烈反弹,被攻击为“挖肉补疮”,“丧心病狂”,“为维持私人银行之利益”,并为“垄断政权、植党贿收,而利用此公债以移花接木者”。2月9日,吴佩孚发出通电,直指此债是为“某当局伙开之东陆、大中等银行,历年均经营政府借款,现若如数归还,实不啻收回私债”[19]。同时,梁士诒上台后,在政府各部门广为安置交通系人马,把持各个实权部门,在长江以南地方谋划任用奉系人马替代直系,赦免直皖战后被“褫夺官职,免职讯办”的皖系军人如段芝贵、曲同丰等,表现出与奉系合谋并联合皖系与直系对抗的意图。“如此举实行,时局将急转直下,而直系势力,不免大受影响”[20]。从而引发直系的强烈反弹,也为直系所不能容忍。吴佩孚的心腹幕僚白坚武即认为,“或将以此引起奉直战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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