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对福建的争夺
对孙中山而言,在广大而长远的目标之外,短期与具体的选择更为迫切,他首先需要为自己的力量寻求落脚点与出发点,以便重组队伍,东山再起,他的眼光仍在广东,而选择的突破口则是福建。
福建原为皖系地盘,督军李厚基自1913年率军入闽,统治福建有年。他“内则恣意挥霍,力事逢迎,外则张皇补苴,尽情搜括。税收不足,继之以募债,募债不足,继之以外资。其间不惜高利或巨额仲金,为吸引之具。以公家为孤注,博其一己短暂时间之荣宠”[1]。李厚基的贪婪引起闽人的强烈不满。直皖战后,李厚基因失去皖系依托而渐靠近直系,为吴佩孚所拉拢,以牵制在闽南的广东孙中山和在闽北的浙江卢永祥的力量。第一次直奉战后,李厚基见直系势力更盛,更亲近直系,并削去其手下臧致平的兵权[2],又图谋削去王永泉的兵权[3],以稳固统治。李厚基的作为使部下与其离心,埋下了倒戈的隐患,加以李厚基在福建当政多年,形象不佳,统治基础薄弱,闽人斥之为“祸闽”,在“联省自治”的浪潮中提出了“闽人治闽”主张,发起驱李运动。福建有较强的民军力量,由于李厚基排挤臧致平、王永泉,两部怨愤,暗中与民军联合,集款购械,日趋活跃,不利于李厚基统治的稳固。此时正值陈炯明在广东发动政变,孙中山的北伐军因措手不及而回师失利,而许崇智领导的粤军早与王永泉建立联系,许崇智本人又曾驻军福建,了解福建情况,并与福建军政界人士常有往还,粤军遂向福建退却,准备与王永泉联手合作驱李,然后以福建为根据地,整军经武,回粤驱陈。
8月中旬,许崇智率北伐粤军进入赣闽边境的会昌,全军人数尚不及万,而且缺械少饷,亟待有稳固的基地休整补充。为了减轻王永泉对客军入闽的疑虑,许电告王:“我军此次主张,纯为开创东南新局面,实行孙(中山)段(祺瑞)携手,闽浙联防。因李(厚基)作梗,故不能不去李。去李以后,闽局自应请伯川(王永泉)主持。”许的设想得到了孙中山的首肯和王永泉的赞同,孙中山的代表胡汉民专程前往延平(今南平),与王永泉商讨联合行动。9月初,北伐粤军自瑞金启程,“入宁化,经建宁、泰宁、建阳以入建瓯”[4]。在粤、皖、奉“三角同盟”联合反直的背景下,粤军在福建的行动也得到皖系的支持,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带人在9月下旬从浙南潜入延平,协助王永泉策划驱李事。9月27日,王永泉在延平宣布独立,要求李厚基下台离闽。10月1日,王永泉就任闽军总司令。
10月2日,许崇智与王永泉部联合向省城福州发起进攻。李厚基对于王永泉的动向已有所准备,先已派人向曹、吴求援,得吴佩孚下令从江西派兵及海军赴援(只是因为形势的迅速变化,援军未到,李厚基已下台)。但是,李厚基的兵力有限(守福州的只有一个旅不到万人),素质低劣,作战意愿不高。粤军和王军自发起攻击后进展顺利,不过十天时间,10月12日晨攻占延平到福州的咽喉要点水口,逼近福州,各地民军亦纷纷出击,牵制李厚基无法从外地调兵增援福州。12日当天,粤军向福州发动攻势,李厚基见大势已去,仓促避入日本驻福州领事馆,随后转往闽南厦门、泉州,图谋再起。粤军进入福州后,与李部残余交战两日,至14日完全控制福州。
李厚基下台后,福建的局势一时出现了颇为复杂的状况。10月13日,黎元洪任命前海军总长萨镇冰为福建军务会办,15日又任其为福建省长。萨镇冰为福建人氏,符合“闽人治闽”的要求,能为福建各界所接受;他一直任职于海军,政治态度中立,与南北均有良好关系,故南北各方均未对其上任表示反对。对于孙中山而言,受陈炯明政变之累,需要有一地盘,作为再起出发的根据地,粤军在福建的进展,使孙认为“能即进而灭广州之贼固善;如其不能,则保守福州而坚持,亦为一进步也。盖有一日福州,则我有一日之凭借,外交内应,则以此为背景。倘并此而无之,则我不过为一租界亡命客耳,奚足轻重?”[5] 而皖系对福建地盘也有自己的想法,因为直皖战后皖系所控制的地盘只余浙江一省,而福建是皖系以前控制的地盘,王永泉的第二十四混成旅原为徐树铮统领的参战军一部,故皖系企图利用此次机会,再次控制福建,壮大实力。10月2日,野心勃勃的徐树铮在延平成立“建国军政制置府”,宣称将“克日移驻福州,处理一切军民诸务,依建国诠真,胪列诸端,切实办理,尽德信威力范围所及,自行其是”。表示“不至通国合一,复设正统政府之日,无论何人命令,树铮概所勿受。惟以至诚至敬,尊奉合肥段上将军祺瑞、中山孙先生文,为领导国家根本人物,服从其谋义,在今之日,我中华民国非此纯洁之二老出任艰巨,国基万难告安”[6]。
10月17日,许崇智、徐树铮、王永泉等到福州。18日,徐树铮根据其《建国诠真官制》所倡之“中枢总管纲要”,“省权上合下分”的原则,以“建国军政制置府”名义,任命王永泉为福建“总抚”,总揽全省军政。但是,王永泉并不乐意徐树铮凌驾于其上指挥一切,他和许崇智也没有否定萨镇冰的省长地位。福建舆论对皖系在福建的统治本无好感,不愿赶跑了李厚基,又来了徐树铮,“在省绅商耆宿,颇有致疑于新制者”。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乃至皖系人物卢永祥等,对徐树铮如此特立独行的举动也不以为然。在各方反对下,徐树铮不得不在10月30日宣布废除“总抚”职,改任王永泉为总司令,并解释设置制置府的目的是:“建国军政府之设,因国无政府,故立此为发号施令之枢纽,职权略似国务院,负全国建设之责,非为福建而设。福建军民政纲,一经制定,自当移驻他地,别有经营,无常驻福州之必要,且一切经费决不取资于福建。”[7]为了避免激化矛盾,影响反直“三角同盟”的内部关系,段祺瑞派原安福国会议员王郅隆到福州,劝徐树铮顾全大局,从速离闽。虽然徐树铮并不情愿就此离去,但王永泉已经稳住阵脚,控制了局面,徐树铮见事无可为,只能在各方压力之下,于11月2日被迫离开福州前往上海,“建国军政制置府”由此结束。
已经被赶下台的李厚基也不甘寂寞,他以闽南泉州为中心,召集旧部谋划在福建复职。此时,被李撤职的臧致平从上海回闽,与王永泉、许崇智等就划分地盘及协助粤军回粤等问题有所谋划。随后臧致平在厦门被旧部推为闽军总司令,李厚基还想借助臧部力量打回福州,不料臧却纵兵向李索饷并围攻,逼迫李厚基先是在11月7日逃到鼓浪屿日租界躲避,后又去广东汕头,向陈炯明求援,陈炯明遂派出钟景棠师入闽援李。臧致平在李厚基和陈炯明的压力下,与许崇智的讨贼军联合,击败钟景棠部。其后,许崇智、王永泉、臧致平及民军张贞部联合进攻闽南,12月18日攻入泉州,李厚基的力量基本被消灭。直系派出的福建镇抚使刘冠雄致电北京政府,认为“李厚基在闽,人心全失,效力已无,万无振刷希望,用之徒滋纠纷。且建国军早经灭绝,情势已迁,请明令取消讨逆名义,并免李之职,请调京位置,并将闽督一缺裁撤,此后闽省善后,即由冠雄会同萨省长,协同各方继续办理,以一事权”[8]。1923年1月,李厚基从闽南到汕头转赴南昌,后到天津定居。
1922年11月7日,由孙中山任命的福建省长林森宣告就职,他和北京政府任命的福建省长萨镇冰各不相属而又相安无事。林森在福建施政,以“自治”为本,而孙中山则希望他多多筹款,以备讨贼军打回广东。孙中山致函林森说:“目前万事,自以筹款为最要,望兄放胆做去,勿庸瞻顾。无财政则军队嗷嗷,无以自守”;“近日西江军事紧急,香港机关乃不名一钱。……孔方困人,遂使西江及闽中军事,俱未能发展,殊可忧耳。”[9] 不过,林森在福建缺乏实力支撑,政令难以推行,筹款更是困难。许崇智得不到林森的钱财支持,与其关系渐远,王永泉一直谋划由其主政福建,更不会诚意支持林森,处在各种矛盾夹缝中的林森,地位并不稳固。
直系也不能忘情福建,他们通过北京政府派前海军总长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同时组织“援闽军”,企图将福建纳入直系的势力范围。“援闽军”从河南、湖北、江西抽调二个师三个混成旅组成,由河南暂编第一师师长常德盛统领。11月中旬,援闽军自赣入闽,随后被王永泉部击退。吴佩孚认为,“闽虽一隅,关系东南大局,设再迁延不决,则乱事蔓延,将无底止”;决定调派驻守湖北宜昌准备“援川”的孙传芳部改而“援闽”[10]。12月,孙传芳率第二师从鄂西宜昌进驻江西。1923年1月21日,北京内阁总理张绍曾为标榜“和平统一”诉求,宣布取消“福建讨逆军”名义,“援闽军”停止前进,所有福建境内主客各军善后事宜,责成萨镇冰、刘冠雄、孙传芳协商办理,但这个命令得不到直系的支持,无法付诸实施。
1923年2月,许崇智率东路讨贼军回师广东,林森失去武力依靠。3月,吴佩孚主持在洛阳举行军事会议,“讨论川粤闽赣问题及促进南北统一办法,其主张与政府之计划,完全不同,其主旨:一、巩固长江防务。二、窥取闽粤地盘。前者收拾川局入手,再图滇黔。后者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指挥孙、沈,使闽浙粤桂不能联成一气,然后再及西北问题”[11]。直系派出的“援闽军”再度由赣入闽,王永泉、臧致平等在武力压迫下倒向直系,林森实无法再执行其省长职权,3月初被迫辞职,结束了在福建二位省长并存的局面,萨镇冰继续任福建省长。3月20日,北京政府在直系压迫下发布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令。4月17日,孙传芳就任闽督。福建的南北之争暂告段落,福建成为直系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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