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变与匪患
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军阀连年混战,派系相争,政务不修,财政困难,政府既无心亦无力处理各种既存社会问题,更遑论考虑社会发展之长远规划。第一次直奉战后,直系醉心于“武力统一”与“最高问题”(即曹锟一心想当总统),北京政府内部尚且纷争不断,更无暇顾及社会问题,社会的不安与动荡依旧。1920年—1921年,华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及西北的陕西连逢大旱,灾区逾三百余县,灾民多达二千五百余万人,死亡五十余万人,可谓哀鸿遍野,亟待救济。据估计,直隶成灾有九十二县,灾民592万,但赈灾款项不过百万(包括政府拨款与募捐);山东成灾三十二县,灾民380万,赈灾款项只有区区20万[1]。“军政各费,在平时已岌岌不继,加以本年军事饷需浩繁,搜罗几尽。借贷俱穷,又复丁此奇荒,库款收入,绝无希望,虽欲挪拨而无从。当告灾之时,驰电各省,吁求赈济。虽军政绅商各界热心善举,分途劝募,汇款尚属寥寥”[2]。在此情形下,“赤贫者束手待毙,中户人家争鬻子女以求食。青春少妇,十龄幼娃,代价不及十元。甚至专为求食,甘心随人作奴婢,而莫肯收留。每田一亩之价,不能易小米一斗。一家举火,则数十家争往劫餐,于是土匪窜来,非匪者亦变为匪。饿莩满地,无疫者亦染成疫”[3]。
由于北京政府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力,使其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除了一般性的动荡之外,更突出表现为兵变与匪祸之频仍。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军阀以养兵为头等大事,所谓兵多势众,自然是以枪杆子治天下的军阀所信奉之“真理”。其时中国并无征兵制度,士兵入伍或为强迫拉伕或为自愿投奔,但都需要发饷,所谓当兵吃粮,是为众所公认。而军阀养兵虽多,却因财政困难而无力按时发放足额之军饷,军费支出远远超出财政能够负担的范围,所以吴佩孚“最最注意者,则为将来之军需问题”,“凡关于财政可以活动之机关,皆握住不松一步”[4]。但即便如此,以当时“政府岁入,几以四分之三充军饷,而尤不能餍贪者之望”[5]。据估计,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后,仅直系军队就有二十三个师三十七个旅近40万人[6],而当时北京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列的直军经费每月为74万元,直鲁豫巡阅使署每月经费7万元,两者合计不过80万元左右[7],以80万元的经费维持近40万人的军饷,显然不敷应用,因此直系还要想其他的办法开支军费,如截留税款,擅征税收,扣留收入,硬性摊派,等等。直系如此,其他大小军阀亦莫不如此。但在用尽了这些办法仍然不能足额按时发放军饷时,士兵的离队逃跑以至哗变兵变等现象也就屡见不鲜。据不完全统计,自1912年至1922年的十年中,全国一共发生兵变一百七十九起,其中以直系当政的1922年为最多,达到四十五起,地域则几乎遍及全国各省[8];而吴佩孚巡署所在的河南亦不能免,仅1922年7月中旬,“旬日中以兵变告者六次”[9]。
兵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欠饷,因“欠饷过多,迭谋变乱”[10]。当时即有论者指出:“国家兵费,支出虽多,地方捐税虽重,而并未能悉用之于兵饷。大抵至少半数以上,皆散入各级军官之私囊。是以国库已竭,而兵饷仍虚,地方凋敝,而兵变不免。”[11] 这些兵变虽然因欠饷而对长官发出实际的抗议,有其理所必至之处,但究其过程与结果,总是以烧杀抢掠共始终,给民众带来了许多苦难,“使大多数人民蒙极重之牺牲”,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如1922年5月,因助奉反直的豫东镇守使兼暂编第二师师长宝德全被冯玉祥在开封处死,其留守商丘之部五营于5月17日发动兵变,“肆行抢掠,城内商号无一幸免,并且到处放火,东西南北大街,所有市房,多成灰烬,直至十八日天明,始行捆载而逸。统计城内商民,除焚死数十人不计外,其损失财物,合洋为数实达一百一十余万元”[12]。8月2日九江兵变,“劫全埠商店居户,……纵火焚烧西大街商店百余户,全市精华殆尽,损失三百余万,并伤店主及平民数十人,因伤重毙命者不下十余人”[13]。不仅如此,因缺饷而离队哗变的士兵,因生活无着,许多又沦落为匪,他们与众多流民相结合,使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匪祸”尤为多发并具有破坏性。由兵变与“匪祸”而致之社会动荡,常常因天灾而加剧,又因政府人谋不臧而更趋恶化,不独直系当政时期如此,即北京政府统治时期亦然。
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匪祸”表现形式不一,人数众多,全国各省,几无省不“闹匪”,“小股数十人”,“大股数千人”[14],使当局极为头疼。除了一般性“打家劫舍”的土匪之外,还有一些打出政治旗号的武装集团,可以视为历代农民起事的延续,如河南的李明盛“高揭自治军总司令之旗”,贾青云“自称靖国军驻豫总司令”[15];浙江的袁化南号为“民治军”,等等[16]。有些武装集团与军政界有某种关系,也是军政界人物或军阀派系争斗时拉拢的对象,如湖北的周孟容自称“援赣游击队”[17]。还有些武装集团与外国势力有一定瓜葛,如有传媒揭露青岛有股匪所用枪械“由日人供给”,“掠夺之款,也分给日人”[18]。而日本也特别注意扶植满蒙地区的民间武装力量。因此,对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匪祸”不可一概而论,其形成原因是复杂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但其中的大多数虽其情可悯,然毕竟不为正常社会接纳;至于其中少数提出了一定政治目标的武装集团,因为其目标的不确定性,更因为其没有坚强的领导与严密的纪律,只能是昙花一现,以悲剧结局告终,不足为训。
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匪祸”的又一“时代”特色是,不少土匪特别着意绑架外国人为人质,同时以传媒为媒介,将事态公共化、扩大化,以利用当局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紧张心理,讨价还价,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身份的合法化,其中又以“老洋人”起事和临城劫车案为代表。
直系当政时期发生的“老洋人”起事,是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发生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事。“老洋人”名张庆,又名张廷献、张国信,河南临汝县人,1886年出生,曾经参加民国初年的白朗起事,后投河南督军赵倜之弟赵杰所部宏威军,任巡防队长[19]。第一次直奉战后,赵倜、赵杰兄弟因助奉反直而被迫下台,所部溃散后形成众多武装团伙,“人数超过原来匪数之大半”[20],“老洋人”即为其中的一支。张原本在豫东发展,后由于官军追剿,改奔豫西,联络其他部众,声势迅即壮大,1922年6月底攻下鲁山县城,部属发展到一万余众。“老洋人”起事本无什么政治理念,而是抱着借此被“招安”而升官发财的念头,河南地方的军事将领起初也愿意接纳“老洋人”部以壮大自己的实力,但坐镇洛阳的吴佩孚却力主剿办并督促进行,决定在全省分区清剿,限两个月内肃清,并对外宣称“河南匪患,不须旬日即可肃清。”“老洋人”失望之余,与赵倜、赵杰旧部集合,改称“河南自治军”,“老洋人”自任总司令,打出了反直旗号,而其实际行事风格,仍不过是四处流动作战以获取资财[21]。
“老洋人”部公开打出反直旗号,吴佩孚不能不下令派兵进剿,由豫西镇守使丁香玲督率进行。“老洋人”部行动飘忽,避实就虚,先是在豫西伏牛山一带与丁部周旋,然后乘隙突围而出,乘丁部主力集中前线、后方空虚之际,于8月17日进占豫西镇守使署所在地陕县县城,在大加抢掠之余,强行带走陇海铁路局外籍员工二人。次日,“老洋人”部又占灵宝县城,声势大震,令吴佩孚大丢颜面[22]。在吴佩孚加派兵力进剿后,“老洋人”部忽而西进豫陕交界处,忽而东返到其家乡鲁山、临汝一带活动。10月下旬,豫督冯玉祥派出大军进剿,“老洋人”部为避其锋,越过京汉铁路东进,先后攻破新蔡、项城、沈丘等城,并继续东进。11月1日攻破皖北重镇阜阳,城中民众死伤不少,财产损失巨大,精华被劫掠损毁净尽。其后,“老洋人”部重返河南,在攻破息县、遂平后,再度越过京汉铁路,进入豫西。
“老洋人”部窜扰河南,在征战过程中强行带走外国传教士多人(共有七名外国人为其扣押),其所经之处的外国传教士闻之风声鹤唳,纷纷逃往大城市躲避[23],酿成涉外事件。逃亡外国传教士集聚的汉口外国侨民举行“万国居民大会”,请求北京公使团采取切实步骤,保护侨民安全[24]。11月16日,驻京英、美、法、意、瑞典公使联合向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递交照会,声称“此等情形,对于中国政府之荣誉,有非常之损害”。顾维钧答称,已发电敦促吴佩孚等将领尽快设法救出被掳之外人,并谓营救工作必先采用和平方法,以免危及被掳外人之生命[25]。对于外国驻京公使团的态度,北京政府不能不予重视。其后吴佩孚任命靳云鹗为河南“剿匪”总司令,在驻马店设总部,由豫、皖、鄂三省军队联合会剿“老洋人”部。[26] 但是,此时的“老洋人”部声势颇盛,官军几次进攻未收成效,又担心大力进剿将危及外国人质的生命安全,遂与“老洋人”部接触,开出“招安”价码,以剿迫降;而“老洋人”亦希望经由“招安”而成官军,升官发财,其方针是以扰求抚。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双方于1922年12月下旬达成协议,“老洋人”部释放全部外国人质,所部被改编为三个支队,分归豫东和豫西镇守使节制[27]。
“老洋人”部虽被收编,但官军对“老洋人”部并不信任,改编不过是权宜之计。1923年春,“老洋人”部东开受编,正值此时,山东发生临城劫车案,北京政府在列强压力下,决定大举“剿匪”,“老洋人”部虽已受编,但也被暗中列为解决对象,“老洋人”风闻所及,不安于位。10月初,吴佩孚通过河南省当局令“老洋人”部入川作战,图谋借刀杀人。“老洋人”抗命不遵,率部脱离驻地再叛,回到其发家地鲁山地区。其后,河南督理张福来亲临许昌,指挥各部约5万人,对“老洋人”部发起大规模进剿。“老洋人”率部转战于豫西、鄂北、陕南间,受到直军四面围困,层层截击,难以立足,补给困难,部众连年长途征战,军心涣散,怨言四起,“老洋人”众叛亲离,对部众渐失控制。1924年1月上旬,当“老洋人”率部奔回豫西鲁山行至郏县时身亡,“老洋人”部最终溃散[28]。
就在“老洋人”部刚刚受抚就编后不久,山东又发生了临城劫车案,演成了直系当政时期也是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最为轰动、影响最大的一起外国人质劫持案和涉外交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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